二十多年前,有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视剧《犯罪升级》,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部电视剧讲的是东北“鹤岭市南岗矿区“的工资抢劫案。那时候发工资还不是从银行转账,而是发现金。矿上很长时间没有发工资,欠下职工一大笔钱。好不容易押运来了110万元工资,还没有来得及发放,就被劫匪持枪劫走。此事引起公安机关高度重视,上级派驻了精兵强将,要求此重大案件必须侦破。
据参与枪战的保卫科干事回忆,劫匪一定是有备而来,才在抢劫完之后还能不慌不忙放火焚毁现场。而且大家都认定,有一名劫匪是女性。“女劫匪”是比较显著的特征,应当可以作为切入口,但拉网式的大范围摸排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任何线索,侦破工作陷入了僵局。
在此之外,公安机关也找到了若干嫌疑人,但无论怎么询问,这些人都能对答如流,回答严丝合缝,没有任何纰漏,也没有任何逻辑差错。那么,劫匪到底在哪里呢?
其实劫匪正是公安机关所定的那几名嫌疑人,但他们的准备工作实在是太周密了。所谓的“女劫匪”其实是男性,半年前就闭门不出,对外号称“去韩国打工了”,抢劫当天戴上假发伪装成女性,双重伪装确实让公安机关无计可施。其余劫匪也在半年前就开始各项准备,不但包括枪支的准备、路线的规划,还包括反侦察训练。所以即便被公安机关列为犯罪嫌疑人,他们也是有备而来,毫无慌乱,因为他们准备的故事已经经过千锤百炼,反复推演,没有任何破绽。
最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还是让事情败露了。因为这几名嫌疑人声称,事发当天,他们刚从外地乘火车返回,除了没有车票,车次、到站时间都记得清清楚楚,也没有任何差错。不过,细心的侦察员去火车站核对了当天的记录,发现这班火车极少晚点,但当天晚点了几个小时,但是这几名嫌疑人个个言之凿凿,绝口不提火车晚点的事情。由此公安机关找到了突破口,最终侦破了这起大案。
为什么这个故事让我印象深刻?我想,除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大道理之外,我也有过类似的教训。
那还是我刚刚毕业几个月的时候,因为工作很努力,表现看来还不错,得到上级和同事的嘉奖,心里自有些小得意,工作中也放松了警惕。有一天,我的代码逻辑出了问题,破坏了一部分生产数据,并且被公司发现了。所幸我觉察得早,为了不丢面子,我赶紧销毁了所有能想到的证据,伪装出“错不在我”的样子,而且一开始也确实没有被查出来。
不料最终让我露馅的不是技术高手,而是“路人甲”。和我对接的一个技术同事,尽管技术并不怎么样,甚至让我有点看不起,但从他这里发现了问题。原来,他写的一些“很蠢”的代码忠实记录了系统的某些运行指标,这些记录在我的操控之外,但可以明显看出异常。领导就从这点异常入手,顺藤摸瓜,最终发现了我干的“好事”。
结果,本来这次故障的实质影响相当有限,我却挨了一顿狠批:遇到问题不去直面,不勇敢解决,反而处心积虑销毁证据,这样做只会增加大家的排查和处理成本,让所有人都跟着受影响。这是对生产效率的极大影响,也是对协作和信任的重大打击。
这件事给我印象特别深刻,从那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技术故障,或大或小,或严重或轻微,我都告诫自己一定要尊重客观,一定要说真话。自己单干的时候是如此,带团队的时候更是如此。
单干时不说真话,会让所有人跟着受累;团队里有人不说真话,破坏了协作和信任,影响就更恶劣,未来即便你想说真话也未必有人相信,因为信任这东西,建立很难,破坏很容易。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分辨一个人说的哪些是真话哪些是假话,理性的选择就是,当知道他说过假话之后,对他说的所有话都保持怀疑。
为什么不说真话那么难?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真实世界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有人都需要服从真实世界的规律。
肚子饿了要吃饭,天太热了容易中暑,汽车保养得不好就不好开,这些都是由世界的客观内在规律来支配的,不只是我们个人、集体,万事万物都受到这些规律的统御。而“说真话”,就是让自己的叙述符合真实世界的客观规律。只有这样,才能与周围的事物,乃至与整个真实世界形成自洽。
如果“人民没有挨饿”是真话,那么粮食的供应就不应该有紧张,就不应该出现普遍的营养不良;如果“天气不热”,那么就不该有很多人中暑,空调电扇就不该热销;如果“汽车保养得好”,那么开起来就应该很省心,油耗也应该维持在低水平。
如果你还有印象,大概能记得去年某旅游网站的数据作假事件。该网站为了营造用户活跃的假象,用程序从同类网站“搬运”了大量点评,并且处心积虑让这些点评“出自”不同用户帐号。但是仔细检查就发现,这些点评的发布时间出奇一致,都遵循“朝九晚五,周末双休”的模式,而且绝不加班。最后该作假被人踢爆,恰恰是因为这些数据缺乏内在逻辑,违背客观规律。
实际上,客观规律的能量相当大,能支配的不只是简单逻辑。许多时候,哪怕中间链条很长,经过若干个环节,仍然可以看到客观规律的影响力。据报道,2017年中,几个主要城市的加油量竟然不涨反跌,出现了几个点的下滑,这恰恰是在共享单车大战如火如荼的情况下,经济规律支配的结果。
反过来看,不说真话也就是逆客观规律而动,尽管依靠权力、恐或者其它什么名义可以堵住一些人的嘴,但终究不能扭转客观规律。所以,往往会在想不到的地方被不起眼的人所戳穿,被不起眼的现象所证伪。想想皇帝的新装吧,即便皇帝没有遇到童言无忌的孩子,终究是赤身裸体,无法与自然隔绝,也就没法避免蚊虫叮咬、风寒感冒。
《犯罪升级》的故事正是如此,火车站的工作人员未必特别有正义感,甚至如果遭到劫匪威胁他们会屈服,但平时,他们就只是尽忠职守,记录和提供了火车到站的真实情况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最终让犯罪分子露出马脚的,并不是火车站的工作人员,也不是公安机关的侦查员,而是犯罪分子精心编制的谎言对真实世界的偏离。只要有偏离,就有可能暴露矛盾,即便不在火车站,也会在其它地方。
人们常说,“一个谎言要用千百个谎言来掩盖”,原因就在这里。我们同样要记得的是,千百个谎言未必足够,因为让谎言败露的,未必只有慷慨赴死的道德勇气,也很可能是简单平凡的尽忠职守。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人选择用谎言掩盖历史。因为对他们来说,历史是“死”的,不容易出现考虑不到的角落;而未来是“活”的,随时可能冒出意想不到的变量。但是如果我们放宽视界就会发现矛盾,习惯对历史撒谎的人,如何能对未来保持诚实呢?
这样说来,“说真话”不仅是道德要求,也是最省力、风险最小的理性选择。你的陈述符合事实,符合客观规律,你就处在客观规律的庇护之下,就不用处心积虑去设计和掩饰,就天然经得起验证,就能与客观规律统御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的现象维持一致而不出现矛盾,就能与依照同样规律行动的其他人保持协调而不发生冲突。经得起考验,才能建立信任——信任这种东西很神奇,绝不能依靠权力、口号、恐吓的手段来建立,然而无论要有效治理,还是高效协作,离开它都是玩不转的。
如果说真话不只是道德要求,也是最省力、最安全的理性选择,因为说真话的人得到了客观规律的庇护,那么不说真话,就不只违反道德,也是很费力、很危险的非理性选择。“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不只是遗憾,几乎是必然的结局,因为这是用私人的理智和意志去和大自然较量,和客观规律搏斗,除了“狂妄”和“愚蠢”,或许没有其它更好的形容。
那么,既然说真话是简单的,不说真话是困难的,为什么还有人不说真话呢?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不过我能保证的是,“我也不知道”一定是真话,也确实最安全。
From Life Sailor, post 不说真话,为什么这么难
之前我写了一篇《坚持了两年之后,小朋友突然不想去打冰球了…》,本来是无心之作,没想到收到了很多留言,我自己也获益不少。 本来,我以为解决了小朋友的问题,此事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的是,暑假过后,冰球训练重开,他又老调重弹:“我不去了,我不想打冰球了……”。 这可叫我如何是好?听到他嘟嘟囔囔说这一切的时候,我心里百感交集。 成年人的生活里总是有忙不完的事情,对应的,也希望一切井井有条、按部就班。因此,这样“意外”的变数,总是第一时间让人心生无奈和烦恼:天哪,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 不过,基于之前的经验,借鉴大家的留言,这次我显然更有心理准备一些,起码不会慌乱。 之前我写过,如果父母多阅读一些高质量的育儿专著,有助于把自己的期望水平“降”到合适的程度,就不会那么焦虑甚至抓狂。 (more…)
认识Michael很偶然,但我也很幸运,因为我见证了一个“打冰球的好孩子”的成长。 最早认识Michael是在冰球队的夏季体能训练上。那时候这群孩子还只有六岁左右,每次训练都是家长送来,在旁边观看陪伴,再接回家。但是,我很快发现有个孩子不一样,家长送他来就回家,他靠自己换好全身装备,训练完自己洗澡更衣,再由家长接回去。看起来,他好像完全没有其他孩子那种“害怕独处”的感觉。 于是我问他:“小朋友,你这么勇敢,你叫什么名字呀?” 他说:Michael。 我尝试复述他的名字,好几遍都不成功,因为我总听成“米歇”,最后他耐着性子慢慢说,我仔细听才发现最后还有个音节,嘴要更扁一点,舌头往上垫,才可以念出来,类似“米歇-厄尔”。其实这个名字写出来大家都认识,英文里读作“迈克尔”,无奈德语的发音规则很严格,字母i不会像英文那样有两种读音,结尾的el又一定要发音,所以就成了“米歇-埃尔”。 (more…)
偶然刷到一篇文章,说的是“贵族家长”群体给小朋友安排的活动:冰球、马术…… 我有点诧异,原来“冰球”也被贴上了“身份”的标签。想想自家小朋友的情况:赶上打折花了400多欧元买的全套护具,80元买的二手冰球包,每个月60欧元的俱乐部费用……想了想,似乎很难和“贵族”联系起来。 只不过,他已经坚持打冰球到了第四年,我们的生活确实有不小的变化。写下来,既是对自己有个交代,也可以作为“贵族运动”的现身说法。因为在我看来,如果非要说它是“贵族”运动,也只能“贵”在高(时间)投入、高产出而已。细细想来,我们的生活,已经被冰球深深的影响了。 (more…)
一 很多人关心,我们父子给M写了道歉信之后,对方是否有回应。 答案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回应。不过比较特殊的是,写完信之后德国小学就开始放秋假,学生不用去学校,既然见不到,也就不可能收到任何回应。 老实说,我觉得对方父母是有点反应过度的。这些年我的一条深刻经验是,如果出现分歧、矛盾,越早、在越低的层面直接面对,就越容易解决。许多小的矛盾之所以越闹越大甚至无法收场,往往都是经过了很多演绎、传话,而没有在一开始就开诚布公地面对。 试想,如果自己的孩子收到写着“我要杀了你”的信件,哪怕一开始很惊慌甚至愤怒,但仔细想一想,毕竟还有很多信息是未知的——比如对方是谁,平时言行如何,为何要写这样的信…… 更好的办法或许是先去直接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而不是直接把信交给家长委员会,走“公事公办”的路子。 我当然承认,“公事公办”无可厚非,对方家长也有这样的权利——所谓权利,就是“有资格做对方不喜欢的事情,人家还拿你没办法”。既然有这样的权利,就需要尊重。 所以,“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确是与人相处的重要法则:我不会选择这么做,但我能理解和尊重你这么做的权利。 也有人问,那将来你遇到M的父母,会不会紧张? 答案是:不会。 (more…)
一 收到S老师邮件的时候,我刚刚胆战心惊地做完第一次德语技术分享,还在享受着同事们的鼓励。猛然间就收到一封邮件:“您的孩子在学校参与了一起性质严重的事件,您必须来学校面谈,请从以下时间段中选择……” 什么?“性质严重的事件”?我揉了揉眼睛,确认自己没有看错。再把这段文字贴到谷歌翻译里,确认自己没有理解错。 我没有看错,也没有理解错,就是“性质严重的事件”。好吧,既然“性质严重”,那谈话肯定是越早越好,最早的日期是第三天。我紧赶慢赶,回信确认了最早可能的谈话时间,虽然德国人通常都不期待能这么快收到回复。 去接他回来的路上,我发现他一切正常,完全看不出任何异样。于是,我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只是依照惯例,问他当天发生了什么,在学校开心不开心。 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我心生疑惑,看起来和“性质严重”完全不搭边。那会是什么事情呢? 我又问他,有没有和同学吵架、打架,是不是被人欺负了不敢说。但是,答案全都是“没有”。 我满心怀疑,又按捺不住,直接问:“既然一切都挺好,为什么S老师给我发信,说让我来学校跟她谈话呢?”我担心“性质严重”会吓到他,故意隐去了这个词。 他的满面春风在那瞬间凝固了,喃喃低语道:“好吧,原来是那件事,我还以为她不会跟你说。” (more…)
在2024年之前,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还可以加入乐团,甚至参加音乐会演奏。我只是个普通中年人,在之前文章里说过,上世纪八十年代随大流弹了十年手风琴,考过六级(当时最高八级)之后就彻底放弃了。直到二十多年后,在上海工作时才重新开始弹琴,当时有幸跟夏老师学了两年,打开了感官,懂得了音乐的世界远远比考级要广阔和美妙。再往后,就是自己看Youtube学习了一些乐理知识。因为德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很多音乐学校,2023年末,我给本市的音乐学校写信,询问是否可以参加手风琴课程。通过回信我才知道,原来不只是“每个城市都有很多音乐学校”,而且“每个城市都有很多乐团”,哪怕是手风琴乐团。就这样,阴差阳错的,2024年初,经过简单的试奏,我加入了本市的手风琴乐团。虽然我是乐团新人,仍然有很多要学习的,但是一年下来,确实有不少感受。如果读者朋友也对音乐感兴趣,或者想让孩子学习音乐,也许我的感受可以提供一些参考。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