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照进现实”，这似乎不太现实

中国人大概都对历史有一些特别的偏好。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历史首先是文化的象征，一个人“懂历史”，基本等于这个人“有文化”；历史也是民族自豪感的来源，哪怕考古上仍然存在争议，但是“五千年文明”的说法是普通人都耳熟能详的。

不过等我长大之后才发现，这种偏好大概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历史看起来有种道德的意味，因为我们从小就熟悉“以史为鉴”的智慧，也熟悉各种“历史的选择”：每当我们对现实感到失望、困惑的时候，我们经常去历史——而不是先贤的智慧中——中寻找解答。找到曾经发生的类似的故事，就可以预言未来的结局。

于是乎，失望也好、困惑也罢，总归会有光明的未来，历史总会给我们支撑的信念。

我曾经很相信，熟谙历史是种智慧，而且是深层次的智慧。但是看得越多、经历得越多，我就越觉得，这很难称之为“智慧”。

为什么？

从历史中找一个先例，来预言当前的发展，这个办法看起来很美好，但许多时候“先例”和“现状”未必直接可比，甚至两者看上去类似，其实大不相同，只不过读者被迷惑了。

前几个月，美股英伟达（Nvidia）持续暴涨。在900美元左右的价位，对未来的走势出现了激烈的争论。

持悲观态度的一方常用的论证方法是，拿出2001年IT泡沫破灭前后思科（Cisco）的股票走势跟如今英伟达的股票走势对比。初看起来，两者还真挺像。这些人由此言之凿凿：“英伟达已经到顶了，必然立刻暴跌”。

结果如何呢？英伟达公布业绩之后，强劲的营收数据支撑股价继续暴涨，到我写这篇文章时已经来到1300美元（拆股前）。看起来，英伟达和思科的股价走势前半段比较相似，但未来能不能一样，还真说不好。没准，就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英伟达肯定会重蹈思科覆辙”的说法，也许就是那一声声猿啼。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历史是无穷的，当我们需要从历史中选取某个片段来预言现实时，不只有一种视角、一种标准，当然也就不只有一种选择。思科当年的股价走势会在英伟达身上重演吗？这取决于“思科和英伟达能不能直接类比”，除去两家公司自身的经营情况，还有所处的时代、大环境等等很多因素，没办法简单粗暴类比。

格言说：“世界上没有两片树叶是完全相同的”，有时候两片叶子形状相似，然而我们真正应当看重的却是颜色，有时候两片叶子形状和颜色都相似，我们真正应当看重的却是其中的叶脉。选错了视角，选错了标准，历史对现实的指导作用就“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再举个例子，有时候老年人看到年轻人走了歧路，表达担忧，就总有人跳出来说：“历史上总是老年人看不惯年轻人，而年轻人总是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他们不但能这么说，还能举出不少实例。

第一眼看，他们说的似乎没错。但是仔细想想，历史也并不永远如此。一战爆发时，欧洲大批年轻人喝着啤酒唱着歌上战场，相信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到二战爆发时，加入法西斯军队的大批年轻人也真诚相信自己是“为祖国、为民族而战”。在其他国家，年轻人也曾经热血沸腾地充当“不自觉的工具”，激情万丈地去推动各种政治运动，结果生灵涂炭，留下满目疮痍。

年轻人的激情和干劲，可以完全摆脱道德和良知的约束吗？显然不行。

那么，从历史的镜子里，一定能照出来是“年轻人代表社会发展的方向”吗？显然也不行。

既然历史不能简单地照进现实，不能为我们提供关于未来的准确指引，没有那么强烈的现实价值。那么，我们还应当重视历史吗？

我觉得，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这个答案，来自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罗新老师。他在一期播客里提到：不是用历史指导现实，而是用现实指导历史。恰恰因为我们目睹了、经历了现实，才能以己度人，去体会前人的感受，理解前人的行为。

罗新老师的话让我豁然开朗，如果“历史照进现实”调转过来，变成“由现实观照历史”，就明白了很多问题：原来历史是等待打开的暗室，现实才是打开它们的钥匙。

我曾写过，俄乌战争刚爆发时，乌克兰难民如潮水一般涌来。当时我们打算接待的一家乌克兰难民，本来已经在网上联系妥当。他们由爷爷开车，带着五口人夺命逃亡，去投奔在法国的亲戚。说好在我家借助一晚，我们也准备齐全。不料左等右等，始终没有人来，仔细询问，才知道他们从波兰出来时，因为太过紧张，在高速公路上错过了出口，所以改道捷克休息。听起来这非常不可思议，毕竟捷克和德国已经远离战火，没必要这么紧张，走错一个路口并不是大不了的错误。但是设身处地来想，又可以理解他们高度紧张、惊弓之鸟一般的心情。

听着他们的故事，我忽然又想起自己的外婆在世时，讲起抗日战争时从湖北“跑兵”（躲日本人）的经历。以前我总觉得那不过是一次普通的长途旅程，现在才明白，那是多么惊心动魄的逃亡，只可惜之前完全意识不到。

这几年我也和不少乌克兰朋友打过交道，听他们亲口诉说自己的经历和感受。面对强大的外敌，以小博大，作战是万分艰难的。但是，我认识的乌克兰朋友没有人愿意为了停火放弃领土和主权，因为他们觉得国家应当有尊严，且对方不值得信任。但是，他们的感受又是非常无奈的。在自己的国土上与外敌作战，还要付出平民伤亡的代价，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对这场战争，国际社会却总是支支吾吾语焉不详，更有多方势力在“苦口婆心”劝说他们要“服从现实”、“认清形势”，这只会让他们感到荒谬、失望和悲壮。

聊得多了，我也想起以前看过的抗战回忆录。真正经历过抗战的人，似乎都没有“八年（十四年）抗战就要开始了”或者“小鬼子还有几年就要投降了”的豪迈和硬气。当年许多人回忆，1940年后，抗战到了最艰苦的年代。国际上孤立无援，国联本身形同虚设，对日本法西斯毫无约束力，而日寇趁法国战败，要求维希法国不得用滇越铁路为中国输送物资，英国为讨好日本，又封锁滇缅公路（后来在美国压力下重新放行）。国内日军攻势凌厉，加之“抵抗没有前途”、“与日军议和，才能真正造福百姓”的声音甚嚣尘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军民能够依赖的，只有自己的血肉之躯。

我忽然就明白了，为什么1940年之后的那段日子会被亲历者称为“最艰苦的年代”，为什么会用“几近绝望”来描述。对当年坚决主张抗日，决不投降的人，又多了几分理解和佩服。

“由现实观照历史”，当然会增进我们对前人的理解，变得更丰富更立体，但一味强调它，坚定放弃“历史照进现实”，似乎也不太可取。我逐渐发现，重要的是在两者之间求得平衡，增进对世界的理解，既能理解前人的不易，也能理解今人的不易。

前几个月，我和一个黑人朋友聊天，他给我讲述了自家祖上从非洲到加勒比海，再从加勒比海到加拿大的故事，充满了血泪和磨难。我没想到的是，聊天中我说的话也让他非常意外：“怎么回事，你好像很能理解我们这种漂泊的感受？你不是之前一直生活在中国吗？”

他不知道的是，我那段时间正在阅读王赓武的回忆录《家园何处是》与《心安即是家》。跟他一边聊天，我一边回想书中的种种，于是对王老先生的经历有更多的共情，对身边朋友的家史也有更多的共情。

原来，把“历史照进现实”和“由现实观照历史”融会贯通起来，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