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看完了《艾森豪威尔：一个士兵的一生》（之前也推荐过）。众所周知，艾森豪威尔是二战时西线盟军的最高指挥官，士兵们亲切地叫他“艾克”，战后又通过竞选当上美国总统并连任。在这本书中，除了大量有关战争的篇幅，艾森豪威尔的成长过程中的一些片段同样让我印象深刻。
艾森豪威尔出生在贫苦之家，他的父亲戴维每天辛勤工作，只能挣得微薄的薪水养家糊口，脾气也不算太好。有一次，艾森豪威尔的母亲艾达请戴维帮忙搬一个箱子，被戴维视为奇耻大辱，认为自己不应该受女人指使。过了会儿，艾达换了副无奈的口气说：“戴维，如果你不来帮我，我想我实在没办法搬动这个箱子了”。结果，戴维欣然前来。
艾森豪威尔小的时候，有一次去舅舅家玩遇到一只大鹅。艾森豪威尔被大鹅吓得不轻，哭着去找舅舅帮忙。但是，舅舅没有来帮他出气，只是给了他一根棍子。靠着这根棍子，艾森豪威尔终于战胜了那只鹅。
这类片段还有很多，加在一起就解释了为什么“艾森豪威尔出身贫寒，却没有贫寒之家孩子的自卑，没有对权力和富贵的倾慕，反而有健康的自尊，以及对平等的尊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艾森豪威尔的妻子玛米出身富贵之家，从小家里任何事情都有佣人使唤，但艾森豪威尔直到结婚之后很久还亲自下厨做饭，这并不是什么“爱的供养”，而是艾森豪威尔认为“就应当如此”，当然玛米也学会了自己动手，一直把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
我不由得想起，之前有个朋友跟我说过当丁克的理由：世界这么复杂，我自己一把年纪了还没活明白呢，怎么敢承担为人父母的重担呢？如果有个什么也不懂的人一天到晚问我这为什么，那个为什么，科学的问题还好一点，其它问题要怎么回答，想都不敢想。可是万一回答不好，把他带歪了怎么办？
许多年过去了，这段话我一直记得。他说的有道理，但每一个真正选择当父母的人，难道真的解决这些问题了吗？他们真的能给孩子那么多解释，让孩子信服吗？扪心自问，世界这么复杂，哪个父母又敢拍胸脯说“我已经想好了”呢？如果不敢拍胸脯，面对社交媒体上条件反射式的指责“没想好你干嘛生呢”，即便自己不是当事人，也没有理直气壮的答案吧。
后来我逐渐发现，尤其是读完这本艾森豪威尔的传记之后发现，其实这个问题没有那么难。人生这条路上的许多事情，不是靠解释也不是靠思辨来解决的，而是靠的示范、模仿、潜移默化的影响。
比如对艾森豪威尔来说，为什么碰壁了不要放弃，而要另想办法?因为母亲在生活中就是这么做的。为什么要积攒实力再和对手谈判?因为舅舅没有出面直接帮他对付那只鹅，而是给了他一根棍子。在面对出身更高贵的妻子时，他的心里几乎没有自卑、没有不平衡，因为有他母亲的亲身示范，艾森豪威尔家的孩子们都能坦然面对贫穷，并且保持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
回忆我的成长历程，似乎也有不少这样的事例。
我小时候就看到母亲在家坚持学习专业知识、学些英语，成为业务骨干，之后经常去全国各种学习班做培训，让我明白有知识是可以有机会到处出差四处见识，并且受人尊敬的，所以我似乎从没想过“读书有什么用”。我小时候也经常看到我的父亲在家修理各种机械、电器，虽然不一定是反应最快的，但只要动手时小心谨慎，再加上查阅资料，以及反复思考，许多东西经过他的手都“起死回生”，所以在我的意识里，东西一定要爱惜，如果坏了不要轻易丢掉，找到原因一定能修好。
我也记得上中学的时候，有个周末晚上看到舅舅在家认真做数学题，虽然他是工人出身，而且当时工作已经不错了，但还是不满足，所以我从来也没有觉得，人在哪个年纪就应该放弃学习，即便是“看书-做题”这种最“经典”的学习方式，和任何年纪都没有任何冲突……
因此对我来说，读书有没有用，东西要不要爱惜，年纪大了是不是就学不动了……这些问题似乎从来就不可能有其他答案，不需要解释也不需要思辨。某种程度上说，这和艾森豪威尔的经历是一样的，或者说，世界各地的父母和家庭，在这一点上是相通的。
我曾经写过自己小时候学手风琴的经历，因为毫无乐趣，也找不到理由，所以痛苦不堪。等到成年之后因缘巧合，才真正感受到音乐的魅力。现在我坚持做到的是，哪怕工作再忙，每天也花至少十分钟弹琴，有条件的时候尽量和孩子一起玩。让我欣慰的是，他总是笑眯眯地跟我说：“我长大了也要跟爸爸一样，每天弹琴”，起码在这一点上，看来以后我不再需要费力去解释了。
故而，“向孩子解释人生和世界”这个问题，大概永远没有尽头，永远没有人能拍胸脯说“我准备好了”。但没有完全的解释能力，并不意味着没有资格成为父母，因为这个世界并也不是解释出来的——许多时候，它分明就是演示出来的。所以，要想成为称职的父母，不妨先从成为称职的自己开始。
P.S. 当然，单纯靠解释、演示未必足够，家长的训导也很重要。艾森豪威尔早年在家乡有位恋人叫格拉迪斯·哈丁，让他痴迷。但是，格拉迪斯大概还有其他想法，所以一直没有给艾森豪威尔明确的态度。
从西点军校毕业之后，艾森豪威尔在圣安东尼奥邂逅了出身富人家庭的玛米·杜徳小姐。玛米虽然情窦初开，但凭直觉很快掌握了与异性交往的办法，她巧妙周旋于艾森豪威尔与其他追求者之间，并且相当享受。玛米的父亲约翰·杜徳虽然并不特别中意艾森豪威尔，但训斥女儿不许胡闹：要么立即放弃这种轻浮的举动，一心一意对待“那个陆军男孩”，要么让对方放弃。
结果，玛米成了艾森豪威尔的终生伴侣——虽然两人出身迥然不同。另一方面，格拉迪斯知道艾森豪威尔和玛米订婚之后，匆匆选择嫁给一名追求者以表示“报复”，结果自己一辈子过得并不如意。
From Life Sailor, post 人生的道路，不需要那么多解释
之前我写了一篇《坚持了两年之后，小朋友突然不想去打冰球了…》，本来是无心之作，没想到收到了很多留言，我自己也获益不少。 本来，我以为解决了小朋友的问题，此事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的是，暑假过后，冰球训练重开，他又老调重弹：“我不去了，我不想打冰球了……”。 这可叫我如何是好？听到他嘟嘟囔囔说这一切的时候，我心里百感交集。 成年人的生活里总是有忙不完的事情，对应的，也希望一切井井有条、按部就班。因此，这样“意外”的变数，总是第一时间让人心生无奈和烦恼：天哪，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 不过，基于之前的经验，借鉴大家的留言，这次我显然更有心理准备一些，起码不会慌乱。 之前我写过，如果父母多阅读一些高质量的育儿专著，有助于把自己的期望水平“降”到合适的程度，就不会那么焦虑甚至抓狂。 (more…)
认识Michael很偶然，但我也很幸运，因为我见证了一个“打冰球的好孩子”的成长。 最早认识Michael是在冰球队的夏季体能训练上。那时候这群孩子还只有六岁左右，每次训练都是家长送来，在旁边观看陪伴，再接回家。但是，我很快发现有个孩子不一样，家长送他来就回家，他靠自己换好全身装备，训练完自己洗澡更衣，再由家长接回去。看起来，他好像完全没有其他孩子那种“害怕独处”的感觉。 于是我问他：“小朋友，你这么勇敢，你叫什么名字呀？” 他说：Michael。 我尝试复述他的名字，好几遍都不成功，因为我总听成“米歇”，最后他耐着性子慢慢说，我仔细听才发现最后还有个音节，嘴要更扁一点，舌头往上垫，才可以念出来，类似“米歇-厄尔”。其实这个名字写出来大家都认识，英文里读作“迈克尔”，无奈德语的发音规则很严格，字母i不会像英文那样有两种读音，结尾的el又一定要发音，所以就成了“米歇-埃尔”。 (more…)
偶然刷到一篇文章，说的是“贵族家长”群体给小朋友安排的活动：冰球、马术…… 我有点诧异，原来“冰球”也被贴上了“身份”的标签。想想自家小朋友的情况：赶上打折花了400多欧元买的全套护具，80元买的二手冰球包，每个月60欧元的俱乐部费用……想了想，似乎很难和“贵族”联系起来。 只不过，他已经坚持打冰球到了第四年，我们的生活确实有不小的变化。写下来，既是对自己有个交代，也可以作为“贵族运动”的现身说法。因为在我看来，如果非要说它是“贵族”运动，也只能“贵”在高（时间）投入、高产出而已。细细想来，我们的生活，已经被冰球深深的影响了。 (more…)
一 很多人关心，我们父子给M写了道歉信之后，对方是否有回应。 答案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回应。不过比较特殊的是，写完信之后德国小学就开始放秋假，学生不用去学校，既然见不到，也就不可能收到任何回应。 老实说，我觉得对方父母是有点反应过度的。这些年我的一条深刻经验是，如果出现分歧、矛盾，越早、在越低的层面直接面对，就越容易解决。许多小的矛盾之所以越闹越大甚至无法收场，往往都是经过了很多演绎、传话，而没有在一开始就开诚布公地面对。 试想，如果自己的孩子收到写着“我要杀了你”的信件，哪怕一开始很惊慌甚至愤怒，但仔细想一想，毕竟还有很多信息是未知的——比如对方是谁，平时言行如何，为何要写这样的信…… 更好的办法或许是先去直接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而不是直接把信交给家长委员会，走“公事公办”的路子。 我当然承认，“公事公办”无可厚非，对方家长也有这样的权利——所谓权利，就是“有资格做对方不喜欢的事情，人家还拿你没办法”。既然有这样的权利，就需要尊重。 所以，“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确是与人相处的重要法则：我不会选择这么做，但我能理解和尊重你这么做的权利。 也有人问，那将来你遇到M的父母，会不会紧张？ 答案是：不会。 (more…)
一 收到S老师邮件的时候，我刚刚胆战心惊地做完第一次德语技术分享，还在享受着同事们的鼓励。猛然间就收到一封邮件：“您的孩子在学校参与了一起性质严重的事件，您必须来学校面谈，请从以下时间段中选择……” 什么？“性质严重的事件”？我揉了揉眼睛，确认自己没有看错。再把这段文字贴到谷歌翻译里，确认自己没有理解错。 我没有看错，也没有理解错，就是“性质严重的事件”。好吧，既然“性质严重”，那谈话肯定是越早越好，最早的日期是第三天。我紧赶慢赶，回信确认了最早可能的谈话时间，虽然德国人通常都不期待能这么快收到回复。 去接他回来的路上，我发现他一切正常，完全看不出任何异样。于是，我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只是依照惯例，问他当天发生了什么，在学校开心不开心。 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我心生疑惑，看起来和“性质严重”完全不搭边。那会是什么事情呢？ 我又问他，有没有和同学吵架、打架，是不是被人欺负了不敢说。但是，答案全都是“没有”。 我满心怀疑，又按捺不住，直接问：“既然一切都挺好，为什么S老师给我发信，说让我来学校跟她谈话呢？”我担心“性质严重”会吓到他，故意隐去了这个词。 他的满面春风在那瞬间凝固了，喃喃低语道：“好吧，原来是那件事，我还以为她不会跟你说。” (more…)
在2024年之前，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还可以加入乐团，甚至参加音乐会演奏。我只是个普通中年人，在之前文章里说过，上世纪八十年代随大流弹了十年手风琴，考过六级（当时最高八级）之后就彻底放弃了。直到二十多年后，在上海工作时才重新开始弹琴，当时有幸跟夏老师学了两年，打开了感官，懂得了音乐的世界远远比考级要广阔和美妙。再往后，就是自己看Youtube学习了一些乐理知识。因为德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很多音乐学校，2023年末，我给本市的音乐学校写信，询问是否可以参加手风琴课程。通过回信我才知道，原来不只是“每个城市都有很多音乐学校”，而且“每个城市都有很多乐团”，哪怕是手风琴乐团。就这样，阴差阳错的，2024年初，经过简单的试奏，我加入了本市的手风琴乐团。虽然我是乐团新人，仍然有很多要学习的，但是一年下来，确实有不少感受。如果读者朋友也对音乐感兴趣，或者想让孩子学习音乐，也许我的感受可以提供一些参考。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