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进化论者不能给出任何过渡性物种的化石——譬如一半是爬行动物一半是鸟类的生物
实际上，古生物学家掌握了许多处于种群之间的过渡性物种的化石。长期以来，最知名的一种就是始祖鸟（Archaeopteryx），它身上既出现了鸟类独有的骨骼结构和羽毛，又出现了恐龙的特征。人们还发现了大量有羽毛生物的化石，它们与鸟类的关系远近不一。根据一系列化石，现代的马是从小型始祖马（Eohippus）进化而来。鲸的祖先有四条腿，生活在陆地上，走鲸（Ambulocetus）和罗德侯鲸（Rodhocetus）能够解释其中的转变（请参考《科学美国人》5月号上Kate Wong的文章《征服了海洋的哺乳动物》(The Mammals That Conquered the Seas)）。贝壳化石见证了软体动物几百万年的进化史。现代人和古露西猿人（Lucy the australopithecine）之间的空白则有大约20多种原始人来填补（并非所有都是我们的最先）。
但神创论者摒弃了这些化石研究成果。他们宣称，始祖鸟不是爬行动物和鸟类之间的那一节链条——只是一种已经灭绝的，具有爬行动物特征的鸟类而已。他们要求进化论者制造出不属于任何已知物种的，神秘而荒诞的怪物。即便有神创论者承认某种化石对应两个物种之间的过渡物种，他仍然可能要求见到在该过渡物种和原有的两个物种之间的化石遗迹。这种无理要求永远没有尽头，也是本来就不完整的化石纪录难以承受的负担。
不过，进化论者可以从分子生物学中获得进一步的证据。对所有生物来说，大部分基因是相同的，而根据进化论，这些基因的结构和产物会根据进化关系，因物种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遗传学家所说的“分子钟（molecular clock）”记录了这一进程，这些分子数据也说明了进化中各物种的过渡关系。
14.生物具有难以置信的复杂特征——无论是在解剖层面、细胞层面还是分子层面——如果复杂程度降低一点点，它们就无法正常工作。唯一站得住脚的结论就是，它们是智慧创造的产物，而不是进化的结果
这种“设计说的论证”是最近对进化论的各种攻击的核心，但它也是历史最悠久的。1802年，神学家William Paley就说过，如果有人在地里捡到一块手表，最合理的结论是，手表是其他人掉下的，而不是自然力创造的。Paley说，以此类推，生物的复杂结构必然由神直接创造的。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作了答复：他解释了自然选择的力量，如何能够通过特征的遗传，逐渐产生复杂的有机结构。
一代又一代的神创论者都试图以眼睛为例，证明器官不可能由进化产生，来驳倒达尔文。这些人说，眼睛能产生视觉，这需要依赖它的各部分的完美组合。而自然选择无法提供眼睛进化过程中的过渡形式——是半只眼睛吗？达尔文早已预见到这种批评，他指出，即使是“不完备”的眼睛也能带来好处（例如帮助生物识别光线），之后可以趋向进一步的完善。生物学证实了达尔文的说法：研究人员已经在动物王国中发现了原始的眼睛和光线感觉器官，甚至通过比较遗传学描绘了眼睛的进化史（目前来看，在不同的生物族群中，眼睛是单独进化的）。
今天的智慧创造论者比他们的前辈要精明，但他们的论点和目标却没什么变化。他们攻击进化论的方法都是，试图证明进化论无法解释已知的生物，然后指出这种生物存在的唯一可行解释就是，它是由无法证实智慧生物的创造的。
From Life Sailor, post 15 Answers to Creationist Nonsense[4]
之前我写了一篇《坚持了两年之后，小朋友突然不想去打冰球了…》，本来是无心之作，没想到收到了很多留言，我自己也获益不少。 本来，我以为解决了小朋友的问题，此事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的是，暑假过后，冰球训练重开，他又老调重弹：“我不去了，我不想打冰球了……”。 这可叫我如何是好？听到他嘟嘟囔囔说这一切的时候，我心里百感交集。 成年人的生活里总是有忙不完的事情，对应的，也希望一切井井有条、按部就班。因此，这样“意外”的变数，总是第一时间让人心生无奈和烦恼：天哪，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 不过，基于之前的经验，借鉴大家的留言，这次我显然更有心理准备一些，起码不会慌乱。 之前我写过，如果父母多阅读一些高质量的育儿专著，有助于把自己的期望水平“降”到合适的程度，就不会那么焦虑甚至抓狂。 (more…)
认识Michael很偶然，但我也很幸运，因为我见证了一个“打冰球的好孩子”的成长。 最早认识Michael是在冰球队的夏季体能训练上。那时候这群孩子还只有六岁左右，每次训练都是家长送来，在旁边观看陪伴，再接回家。但是，我很快发现有个孩子不一样，家长送他来就回家，他靠自己换好全身装备，训练完自己洗澡更衣，再由家长接回去。看起来，他好像完全没有其他孩子那种“害怕独处”的感觉。 于是我问他：“小朋友，你这么勇敢，你叫什么名字呀？” 他说：Michael。 我尝试复述他的名字，好几遍都不成功，因为我总听成“米歇”，最后他耐着性子慢慢说，我仔细听才发现最后还有个音节，嘴要更扁一点，舌头往上垫，才可以念出来，类似“米歇-厄尔”。其实这个名字写出来大家都认识，英文里读作“迈克尔”，无奈德语的发音规则很严格，字母i不会像英文那样有两种读音，结尾的el又一定要发音，所以就成了“米歇-埃尔”。 (more…)
偶然刷到一篇文章，说的是“贵族家长”群体给小朋友安排的活动：冰球、马术…… 我有点诧异，原来“冰球”也被贴上了“身份”的标签。想想自家小朋友的情况：赶上打折花了400多欧元买的全套护具，80元买的二手冰球包，每个月60欧元的俱乐部费用……想了想，似乎很难和“贵族”联系起来。 只不过，他已经坚持打冰球到了第四年，我们的生活确实有不小的变化。写下来，既是对自己有个交代，也可以作为“贵族运动”的现身说法。因为在我看来，如果非要说它是“贵族”运动，也只能“贵”在高（时间）投入、高产出而已。细细想来，我们的生活，已经被冰球深深的影响了。 (more…)
一 很多人关心，我们父子给M写了道歉信之后，对方是否有回应。 答案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回应。不过比较特殊的是，写完信之后德国小学就开始放秋假，学生不用去学校，既然见不到，也就不可能收到任何回应。 老实说，我觉得对方父母是有点反应过度的。这些年我的一条深刻经验是，如果出现分歧、矛盾，越早、在越低的层面直接面对，就越容易解决。许多小的矛盾之所以越闹越大甚至无法收场，往往都是经过了很多演绎、传话，而没有在一开始就开诚布公地面对。 试想，如果自己的孩子收到写着“我要杀了你”的信件，哪怕一开始很惊慌甚至愤怒，但仔细想一想，毕竟还有很多信息是未知的——比如对方是谁，平时言行如何，为何要写这样的信…… 更好的办法或许是先去直接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而不是直接把信交给家长委员会，走“公事公办”的路子。 我当然承认，“公事公办”无可厚非，对方家长也有这样的权利——所谓权利，就是“有资格做对方不喜欢的事情，人家还拿你没办法”。既然有这样的权利，就需要尊重。 所以，“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确是与人相处的重要法则：我不会选择这么做，但我能理解和尊重你这么做的权利。 也有人问，那将来你遇到M的父母，会不会紧张？ 答案是：不会。 (more…)
一 收到S老师邮件的时候，我刚刚胆战心惊地做完第一次德语技术分享，还在享受着同事们的鼓励。猛然间就收到一封邮件：“您的孩子在学校参与了一起性质严重的事件，您必须来学校面谈，请从以下时间段中选择……” 什么？“性质严重的事件”？我揉了揉眼睛，确认自己没有看错。再把这段文字贴到谷歌翻译里，确认自己没有理解错。 我没有看错，也没有理解错，就是“性质严重的事件”。好吧，既然“性质严重”，那谈话肯定是越早越好，最早的日期是第三天。我紧赶慢赶，回信确认了最早可能的谈话时间，虽然德国人通常都不期待能这么快收到回复。 去接他回来的路上，我发现他一切正常，完全看不出任何异样。于是，我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只是依照惯例，问他当天发生了什么，在学校开心不开心。 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我心生疑惑，看起来和“性质严重”完全不搭边。那会是什么事情呢？ 我又问他，有没有和同学吵架、打架，是不是被人欺负了不敢说。但是，答案全都是“没有”。 我满心怀疑，又按捺不住，直接问：“既然一切都挺好，为什么S老师给我发信，说让我来学校跟她谈话呢？”我担心“性质严重”会吓到他，故意隐去了这个词。 他的满面春风在那瞬间凝固了，喃喃低语道：“好吧，原来是那件事，我还以为她不会跟你说。” (more…)
在2024年之前，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还可以加入乐团，甚至参加音乐会演奏。我只是个普通中年人，在之前文章里说过，上世纪八十年代随大流弹了十年手风琴，考过六级（当时最高八级）之后就彻底放弃了。直到二十多年后，在上海工作时才重新开始弹琴，当时有幸跟夏老师学了两年，打开了感官，懂得了音乐的世界远远比考级要广阔和美妙。再往后，就是自己看Youtube学习了一些乐理知识。因为德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很多音乐学校，2023年末，我给本市的音乐学校写信，询问是否可以参加手风琴课程。通过回信我才知道，原来不只是“每个城市都有很多音乐学校”，而且“每个城市都有很多乐团”，哪怕是手风琴乐团。就这样，阴差阳错的，2024年初，经过简单的试奏，我加入了本市的手风琴乐团。虽然我是乐团新人，仍然有很多要学习的，但是一年下来，确实有不少感受。如果读者朋友也对音乐感兴趣，或者想让孩子学习音乐，也许我的感受可以提供一些参考。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