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引述的全部是哈维尔的话：
某个水果店经理在洋葱、胡萝卜陈列橱窗上贴了一幅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这样做的目的何在？究竟向人们传送什么信息？他是否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大联合真的十分热衷？ 他当真觉得他的热情促使他非得让公众都来了解他的理想不可？他是否真的想过，这个大联合该怎么实现，实现了又怎么样？
我敢断言，大多数商店经理们对于橱窗上标语的意义从来是不会过问的。他们也不会用那样的标语来表达自己真实的意见。标语是上面批发洋葱和胡萝卜的同时发下来的。水果店经理拿过来往橱窗上一贴就完事了，因为这是习以为常，司空习惯的事情。但要是不贴，就会有麻烦。上面会指责他不按规定布置橱窗，有人甚至会控告他反党反社会主义。为了过得下去，他非照章办事不可。这样的小事千千万万，做了才能有过上“与社会谐调一致”的生活保障。水果商对于标语的内涵是不闻不问、无动于衷的。他不会有什么个人愿望来让公众了解标语表达的理想。这当然不是说水果商的举动毫无意义的，或者说标语什么都没告诉大家。标语确实是一个符号，包含了一个说不出口来但却十分明确的信息。口头上说起来，可以这样表达：“我，水果商某某，是懂得我该作什么，是守本分的。我是个靠得住的人，无可挑剔。我很听话，所以该过上平安日子。”这个符号当然有一个接受者，那就是水果商的上级领导；符号同时也是一个挡箭牌，用来防范那些揭发举报者。标语的真实意义因此深扎在水果商的生存之中，反映了他的根本利益。那么，什么是他的根本利益呢？
请注意：假如水果商奉命贴上这么条标语：“我胆小怕事，因此最安分守己。”虽然意思是真的，水果商对其内涵反倒不会无动于衷了。在橱窗上张贴这样直截了当地表明他的怯懦的标语，水果商是感到非常羞辱的。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是一个人，有着做人的尊严。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水果商就得采纳这样的符号来表示忠诚， 起码在字面上看起来具有不涉及个人利益的信念。 它必须让水果商能够说：“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有什么问题没有？ ”这样符号可以帮助他遮掩一下他惟命是从的可鄙境界。同样掩盖了权势的可鄙基础。它用某种高等的东西掩盖基本的现实，而这种高等的东西就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解释世界的方式。它赋予人类以认同、尊严和道德的幻象，而使人们与实质轻易地脱离。作为一种“超个人”的与客观的武器库，意识形态让人们欺骗自己的良知，掩盖他们的真实境况和不光彩的动机，自欺欺人。意识形态很讲求实用，但有时则冠冕堂皇地为上上下下正名与开脱。它既面对芸芸众生也面对在天之神。它是一层面纱，用来掩饰自己的失落的境遇，卑琐和安于现状的心态。它是人人都能用的藉口。水果商用对全世界无产者大联合的热情来掩饰他对失业的恐惧；官僚们用为工人阶级服务的词藻来掩饰对权力的贪欲。意识形态开脱和障眼术的根本功效是向后极权社会内的支柱和受害者们提供假象，让人们相信制度是与人类和宇宙的法则谐调一致的。
假若专制的国家较小，在现代化过程的分化程度较弱的，独裁者的意志就发挥得更加直截了当。换言之，独裁者可以诉诸赤裸裸的法令，避免意识形态所包含的复杂的解释世界和自圆其说的程序。但如果权力的机制越复杂，社会分化程度越高，权力建立的历史越久，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越多，意识形态的作用就越重要。意识形态在人民与政权间起了桥梁作用，使二者相互沟通。由此可明白意识形态在后极权社会里的重要性：专制制度的生存是依靠各种复杂的官僚体制、等级制度的传送带、种种间接的控制手段来保证其天衣无缝的整体运转的。如果没有意识形态来为一切开脱，为每一部分找寻借口，那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引述到此为止。
需要说明的是，引文出自哈维尔的名篇《无权者的权力》。
From Life Sailor, post 很黄很暴力
之前我写了一篇《坚持了两年之后，小朋友突然不想去打冰球了…》，本来是无心之作，没想到收到了很多留言，我自己也获益不少。 本来，我以为解决了小朋友的问题，此事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的是，暑假过后，冰球训练重开，他又老调重弹：“我不去了，我不想打冰球了……”。 这可叫我如何是好？听到他嘟嘟囔囔说这一切的时候，我心里百感交集。 成年人的生活里总是有忙不完的事情，对应的，也希望一切井井有条、按部就班。因此，这样“意外”的变数，总是第一时间让人心生无奈和烦恼：天哪，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 不过，基于之前的经验，借鉴大家的留言，这次我显然更有心理准备一些，起码不会慌乱。 之前我写过，如果父母多阅读一些高质量的育儿专著，有助于把自己的期望水平“降”到合适的程度，就不会那么焦虑甚至抓狂。 (more…)
认识Michael很偶然，但我也很幸运，因为我见证了一个“打冰球的好孩子”的成长。 最早认识Michael是在冰球队的夏季体能训练上。那时候这群孩子还只有六岁左右，每次训练都是家长送来，在旁边观看陪伴，再接回家。但是，我很快发现有个孩子不一样，家长送他来就回家，他靠自己换好全身装备，训练完自己洗澡更衣，再由家长接回去。看起来，他好像完全没有其他孩子那种“害怕独处”的感觉。 于是我问他：“小朋友，你这么勇敢，你叫什么名字呀？” 他说：Michael。 我尝试复述他的名字，好几遍都不成功，因为我总听成“米歇”，最后他耐着性子慢慢说，我仔细听才发现最后还有个音节，嘴要更扁一点，舌头往上垫，才可以念出来，类似“米歇-厄尔”。其实这个名字写出来大家都认识，英文里读作“迈克尔”，无奈德语的发音规则很严格，字母i不会像英文那样有两种读音，结尾的el又一定要发音，所以就成了“米歇-埃尔”。 (more…)
偶然刷到一篇文章，说的是“贵族家长”群体给小朋友安排的活动：冰球、马术…… 我有点诧异，原来“冰球”也被贴上了“身份”的标签。想想自家小朋友的情况：赶上打折花了400多欧元买的全套护具，80元买的二手冰球包，每个月60欧元的俱乐部费用……想了想，似乎很难和“贵族”联系起来。 只不过，他已经坚持打冰球到了第四年，我们的生活确实有不小的变化。写下来，既是对自己有个交代，也可以作为“贵族运动”的现身说法。因为在我看来，如果非要说它是“贵族”运动，也只能“贵”在高（时间）投入、高产出而已。细细想来，我们的生活，已经被冰球深深的影响了。 (more…)
一 很多人关心，我们父子给M写了道歉信之后，对方是否有回应。 答案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回应。不过比较特殊的是，写完信之后德国小学就开始放秋假，学生不用去学校，既然见不到，也就不可能收到任何回应。 老实说，我觉得对方父母是有点反应过度的。这些年我的一条深刻经验是，如果出现分歧、矛盾，越早、在越低的层面直接面对，就越容易解决。许多小的矛盾之所以越闹越大甚至无法收场，往往都是经过了很多演绎、传话，而没有在一开始就开诚布公地面对。 试想，如果自己的孩子收到写着“我要杀了你”的信件，哪怕一开始很惊慌甚至愤怒，但仔细想一想，毕竟还有很多信息是未知的——比如对方是谁，平时言行如何，为何要写这样的信…… 更好的办法或许是先去直接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而不是直接把信交给家长委员会，走“公事公办”的路子。 我当然承认，“公事公办”无可厚非，对方家长也有这样的权利——所谓权利，就是“有资格做对方不喜欢的事情，人家还拿你没办法”。既然有这样的权利，就需要尊重。 所以，“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确是与人相处的重要法则：我不会选择这么做，但我能理解和尊重你这么做的权利。 也有人问，那将来你遇到M的父母，会不会紧张？ 答案是：不会。 (more…)
一 收到S老师邮件的时候，我刚刚胆战心惊地做完第一次德语技术分享，还在享受着同事们的鼓励。猛然间就收到一封邮件：“您的孩子在学校参与了一起性质严重的事件，您必须来学校面谈，请从以下时间段中选择……” 什么？“性质严重的事件”？我揉了揉眼睛，确认自己没有看错。再把这段文字贴到谷歌翻译里，确认自己没有理解错。 我没有看错，也没有理解错，就是“性质严重的事件”。好吧，既然“性质严重”，那谈话肯定是越早越好，最早的日期是第三天。我紧赶慢赶，回信确认了最早可能的谈话时间，虽然德国人通常都不期待能这么快收到回复。 去接他回来的路上，我发现他一切正常，完全看不出任何异样。于是，我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只是依照惯例，问他当天发生了什么，在学校开心不开心。 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我心生疑惑，看起来和“性质严重”完全不搭边。那会是什么事情呢？ 我又问他，有没有和同学吵架、打架，是不是被人欺负了不敢说。但是，答案全都是“没有”。 我满心怀疑，又按捺不住，直接问：“既然一切都挺好，为什么S老师给我发信，说让我来学校跟她谈话呢？”我担心“性质严重”会吓到他，故意隐去了这个词。 他的满面春风在那瞬间凝固了，喃喃低语道：“好吧，原来是那件事，我还以为她不会跟你说。” (more…)
在2024年之前，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还可以加入乐团，甚至参加音乐会演奏。我只是个普通中年人，在之前文章里说过，上世纪八十年代随大流弹了十年手风琴，考过六级（当时最高八级）之后就彻底放弃了。直到二十多年后，在上海工作时才重新开始弹琴，当时有幸跟夏老师学了两年，打开了感官，懂得了音乐的世界远远比考级要广阔和美妙。再往后，就是自己看Youtube学习了一些乐理知识。因为德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很多音乐学校，2023年末，我给本市的音乐学校写信，询问是否可以参加手风琴课程。通过回信我才知道，原来不只是“每个城市都有很多音乐学校”，而且“每个城市都有很多乐团”，哪怕是手风琴乐团。就这样，阴差阳错的，2024年初，经过简单的试奏，我加入了本市的手风琴乐团。虽然我是乐团新人，仍然有很多要学习的，但是一年下来，确实有不少感受。如果读者朋友也对音乐感兴趣，或者想让孩子学习音乐，也许我的感受可以提供一些参考。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