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漂亮姑娘身旁，一小时就像片刻；而在热火炉上，片刻就像一小时。所谓相对，就是如此。
——爱因斯坦
每次客户要求我拿些现实的例子来支撑理论，时间都过得比坐在火炉上还慢。前不久，我与一些客户共进晚饭，归纳整理计划个人改变的理论。Clayton说：“我自己的工作就够忙的了，哪还有时间做改变？”
于是我们开始讨论起时间管理来，对这个问题，我的了解跟爱因斯坦差不多：理论多，实践少。我希望吃顿轻松的午餐，于是打断他的话说：“Clayton，时间不是找来的，而是挤出来的。如果你真正想做某件事情，总会挤出时间来做的。所以，如果你觉得没时间，可能就是你并不想做。可能你应该找个办法来放弃。”
我觉得这回答够意思，能就此打住了，但是Melanie转过来对我说，“这说法不错，但还不够彻底。怎么挤出时间，你有什么建议吗？”
“一点点而已，”我一边敷衍，一边吃了根胡萝卜，“但是现在没时间详细讨论这个了。”
“肯定有——如果你真的愿意，” Melanie说，“而且，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只有这么几个小时了。我们可不能浪费。”
我尝试改换话题，告诉他们我也很忙，因为我吃过饭必须赶去瑞士的航班。美国人，只要你告诉他们关于瑞士的故事——威廉•退尔的故事，海蒂的故事，爱因斯坦的故事——通常会忘掉一切。我描绘了这个理想国度的景象：美丽、高效、洁净、友好、治理有方。我解释说，瑞士人时时处处都体现出效率，这种效率让你觉得每个瑞士人肯定都能一心二用，而且每个人都有时间为外人提供礼貌的帮助。我以为这样能转移Clayton和Melanie的注意力，但没有用。
“他们怎么做到这点的？”Clayton问。“听起来，我可以从瑞士式办法中学到一些关于时间管理的知识。”
看着Clayton拨朝鲜蓟上的刺，我体会到了Frankenstein博士必定经历过的感觉。Clayton以前是响应积极的学员，现在却成了我的噩梦，我知道，自己必须仔细对待他的要求。“听听人们自己的故事，多半能有所收获。”我这样回答，希望能讲个长长的故事分散他的注意力。
“那么讲个瑞士人自己的故事吧。” Clayton上了钩，于是我讲了个自己最喜欢的故事：
奥地利大公正在访问年轻而弱小的瑞士联邦。为了试探军队的士气，他照例挑出一名普通士兵问：“你们有多少人？”这次，大公选了个没刮胡子的年轻人。
“五千人，长官。”回答准确而自豪。
“嗯…，真是不错。但是，如果我派一万人的军队来攻打，你会怎么办？”
士兵回答得毫不迟疑：“长官，那么我们每人都要开两枪。”
“我知道了，”听完故事，Clayton说：“这是一个关于时间管理的绝好比喻。瑞士人的秘密就在于，每一颗子弹都要有目标，就好像Kipling说的，努力才能‘用六十秒钟来填满无可挽回的每一分钟’。如果你像瑞士人一样有效率，就有时间处理任何事情。但是效率要从哪里来呢？”
这个话题可不是我最擅长的，所以我让桌上其他人讲讲他们争取时间的办法：
不要重复你已经布置下去的任务。亲自做的话，同样的工作你得花几倍的时间：第一次是给人家解释，然后是把任务接回来，还不能伤害人家的感情（这完全不可能），然后是弥补他们犯下的错误，然后最后是自己做。“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人暴露出做错的迹象——即便不确定——我也会把任务接过来，教育他们。” Margo承认，“我最终明白了，你必须让他们犯错误，这是你必须付出的代价，从长期来看，这样的效率更高。”
不要争论细节技术来证明你的技术优势。“你的事业不断发展，” Dirk说，“就必须放开一些事情。争论技术细节只能说明你还放不开。我真正当上技术领导之后，”他解释说，“就不再有什么冗长的争论，因为我能轻松说服他们。”
自己划分事情的主次，不要借助危机来安排你的行为。Linda承认：“忽然间我就被任命为领导了，不但需要为他人安排时间，还需要为自己安排时间。对这个我一点经验也没有。我期望出现危机，因为危机下我的行动井然有序。现在我却很困惑，自己可能参与促成了某些危机，这样才表现出我组织有方。我觉得，领导面临真正的考验在于，没有危机的时候她在做什么。”
桌上的每个人都说了他们的答案，这样我就能安心吃自己的朝鲜蓟。但是Clayton不放过我。他问我：“另一个瑞士故事是什么？”。Clayton是我的学员，他知道我的弱点。
“好吧，”我只得让步，“但这是最后一个故事。它讲的是瑞士的建立。”
创造了世界上的所有人之后，上帝依次给大家创造国家。上帝问第一个瑞士人，要一个怎样的国家，他回答很谦卑：“什么都行”。上帝坚持问他自己的喜好，于是瑞士人说，“好吧，如果您坚持的话，我希望能有山，顶上覆盖白雪，山坡长满青草，清澈的溪水穿过峡谷，蓝天上点缀着蓬松的白云。”
上帝马上实现了这一切，然后问他还有什么别的要求。瑞士人推托不过，只好说，“如果还有石头屋顶的木头房子，最好还有些棕色的奶牛在吃草，我就感激不已了。”
上帝又实现了这些，然后问瑞士人，是否还有别的要求。“没有了，您已经足够慷慨了。我真的不能再要求任何东西，但是关于您呢？对于你的赠与，我肯定有些东西能回报您。”
“噢，其实，”上帝说，“造了这么多东西，我有点渴了。如果你能给我一杯新鲜的牛奶，那就非常感激了。”
“非常荣幸，”瑞士人说，他跑去取了个玻璃杯，乘上美味可口的瑞士牛奶，上帝一口喝了下去。
然后上帝又问瑞士人：“显然，还有些你想要的东西。其他所有人都无休止地要求财富。你想要什么？”
瑞士人稍作迟疑说：“是的，还有一点小的要求。”
“那告诉我吧，那就是你的。”
“好吧，如果不嫌太过分的话，请为牛奶付一个法郎。”
“真棒，”Clayton说，“瑞士人岂止是有效率，他们的效率简直是一般人的两倍。他不要求财富，而是要求能带来收入的东西，即便上帝不再造物，也不再为牛奶付钱，这些东西还是能持续带来收入。”
“我想你是对的，Clayton。”我回答说。“就好像瑞士人一样，成功解决问题的领导能够创造一个环境，环境带来的回报要超出他们的付出。同时，这个环境似乎能帮助和它相关的所有人，没有人会受骗上当。”
……
注：
威廉·退尔：十四世纪，统治瑞士的奥地利总督肆意压迫人民，竟于闹市竖一长竿，竿顶置一帽，勒令行人向帽鞠躬。一日，农民射手退尔经其处，抗命不鞠躬，被捕。总督命于退尔幼子，头顶置一苹果，令退尔以箭射之，如射中，方得免罪。退尔射中苹果。同时又出示一箭，声明如不幸射中幼子，即以此箭返射总督。总督怒，食前言，再捕退尔。押解途中，登舟经一湖面，风浪大作，将士危惧，退尔趁机一箭射杀总督后逃脱虎口。民众拥之为首领，共同反抗奥地利统治，祖国终得自由。罗西尼曾为此创作歌剧《威廉•退尔》，其序曲非常有名。
海蒂：海蒂是苏黎士女作家约翰娜•斯皮利创作的儿童形象，海蒂出身贫寒，很小就到德国法兰克福一个贵族家庭当小佣人。后来，被亲戚带回瑞士，送到在阿尔卑斯山区的爷爷家。海蒂虽然年小，却具有感人的人格魅力，有“瑞士第一公民”之称。
From Life Sailor, post 《技术领导之路》节选：第23章 时间从哪里来
之前我写了一篇《坚持了两年之后，小朋友突然不想去打冰球了…》，本来是无心之作，没想到收到了很多留言，我自己也获益不少。 本来，我以为解决了小朋友的问题，此事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的是，暑假过后，冰球训练重开，他又老调重弹：“我不去了，我不想打冰球了……”。 这可叫我如何是好？听到他嘟嘟囔囔说这一切的时候，我心里百感交集。 成年人的生活里总是有忙不完的事情，对应的，也希望一切井井有条、按部就班。因此，这样“意外”的变数，总是第一时间让人心生无奈和烦恼：天哪，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 不过，基于之前的经验，借鉴大家的留言，这次我显然更有心理准备一些，起码不会慌乱。 之前我写过，如果父母多阅读一些高质量的育儿专著，有助于把自己的期望水平“降”到合适的程度，就不会那么焦虑甚至抓狂。 (more…)
认识Michael很偶然，但我也很幸运，因为我见证了一个“打冰球的好孩子”的成长。 最早认识Michael是在冰球队的夏季体能训练上。那时候这群孩子还只有六岁左右，每次训练都是家长送来，在旁边观看陪伴，再接回家。但是，我很快发现有个孩子不一样，家长送他来就回家，他靠自己换好全身装备，训练完自己洗澡更衣，再由家长接回去。看起来，他好像完全没有其他孩子那种“害怕独处”的感觉。 于是我问他：“小朋友，你这么勇敢，你叫什么名字呀？” 他说：Michael。 我尝试复述他的名字，好几遍都不成功，因为我总听成“米歇”，最后他耐着性子慢慢说，我仔细听才发现最后还有个音节，嘴要更扁一点，舌头往上垫，才可以念出来，类似“米歇-厄尔”。其实这个名字写出来大家都认识，英文里读作“迈克尔”，无奈德语的发音规则很严格，字母i不会像英文那样有两种读音，结尾的el又一定要发音，所以就成了“米歇-埃尔”。 (more…)
偶然刷到一篇文章，说的是“贵族家长”群体给小朋友安排的活动：冰球、马术…… 我有点诧异，原来“冰球”也被贴上了“身份”的标签。想想自家小朋友的情况：赶上打折花了400多欧元买的全套护具，80元买的二手冰球包，每个月60欧元的俱乐部费用……想了想，似乎很难和“贵族”联系起来。 只不过，他已经坚持打冰球到了第四年，我们的生活确实有不小的变化。写下来，既是对自己有个交代，也可以作为“贵族运动”的现身说法。因为在我看来，如果非要说它是“贵族”运动，也只能“贵”在高（时间）投入、高产出而已。细细想来，我们的生活，已经被冰球深深的影响了。 (more…)
一 很多人关心，我们父子给M写了道歉信之后，对方是否有回应。 答案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回应。不过比较特殊的是，写完信之后德国小学就开始放秋假，学生不用去学校，既然见不到，也就不可能收到任何回应。 老实说，我觉得对方父母是有点反应过度的。这些年我的一条深刻经验是，如果出现分歧、矛盾，越早、在越低的层面直接面对，就越容易解决。许多小的矛盾之所以越闹越大甚至无法收场，往往都是经过了很多演绎、传话，而没有在一开始就开诚布公地面对。 试想，如果自己的孩子收到写着“我要杀了你”的信件，哪怕一开始很惊慌甚至愤怒，但仔细想一想，毕竟还有很多信息是未知的——比如对方是谁，平时言行如何，为何要写这样的信…… 更好的办法或许是先去直接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而不是直接把信交给家长委员会，走“公事公办”的路子。 我当然承认，“公事公办”无可厚非，对方家长也有这样的权利——所谓权利，就是“有资格做对方不喜欢的事情，人家还拿你没办法”。既然有这样的权利，就需要尊重。 所以，“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确是与人相处的重要法则：我不会选择这么做，但我能理解和尊重你这么做的权利。 也有人问，那将来你遇到M的父母，会不会紧张？ 答案是：不会。 (more…)
一 收到S老师邮件的时候，我刚刚胆战心惊地做完第一次德语技术分享，还在享受着同事们的鼓励。猛然间就收到一封邮件：“您的孩子在学校参与了一起性质严重的事件，您必须来学校面谈，请从以下时间段中选择……” 什么？“性质严重的事件”？我揉了揉眼睛，确认自己没有看错。再把这段文字贴到谷歌翻译里，确认自己没有理解错。 我没有看错，也没有理解错，就是“性质严重的事件”。好吧，既然“性质严重”，那谈话肯定是越早越好，最早的日期是第三天。我紧赶慢赶，回信确认了最早可能的谈话时间，虽然德国人通常都不期待能这么快收到回复。 去接他回来的路上，我发现他一切正常，完全看不出任何异样。于是，我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只是依照惯例，问他当天发生了什么，在学校开心不开心。 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我心生疑惑，看起来和“性质严重”完全不搭边。那会是什么事情呢？ 我又问他，有没有和同学吵架、打架，是不是被人欺负了不敢说。但是，答案全都是“没有”。 我满心怀疑，又按捺不住，直接问：“既然一切都挺好，为什么S老师给我发信，说让我来学校跟她谈话呢？”我担心“性质严重”会吓到他，故意隐去了这个词。 他的满面春风在那瞬间凝固了，喃喃低语道：“好吧，原来是那件事，我还以为她不会跟你说。” (more…)
在2024年之前，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还可以加入乐团，甚至参加音乐会演奏。我只是个普通中年人，在之前文章里说过，上世纪八十年代随大流弹了十年手风琴，考过六级（当时最高八级）之后就彻底放弃了。直到二十多年后，在上海工作时才重新开始弹琴，当时有幸跟夏老师学了两年，打开了感官，懂得了音乐的世界远远比考级要广阔和美妙。再往后，就是自己看Youtube学习了一些乐理知识。因为德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很多音乐学校，2023年末，我给本市的音乐学校写信，询问是否可以参加手风琴课程。通过回信我才知道，原来不只是“每个城市都有很多音乐学校”，而且“每个城市都有很多乐团”，哪怕是手风琴乐团。就这样，阴差阳错的，2024年初，经过简单的试奏，我加入了本市的手风琴乐团。虽然我是乐团新人，仍然有很多要学习的，但是一年下来，确实有不少感受。如果读者朋友也对音乐感兴趣，或者想让孩子学习音乐，也许我的感受可以提供一些参考。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