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04年的3月的一个夜晚，朋友与我在北大漫步畅谈，之后他写了这篇文章，我甚为喜欢。
一个梦，关于我的北大
王彦
雷特：以后我就在老城里游荡——那儿，偶尔能寻到仍在徘徊的老时光。
我很敏感。对我来说，亚特兰大太粗糙了，太新。
——《飘》，六十三章。
那几年，北大有我的生命，我的爱情，我的痛苦，我的全部，我所想的，就是将来一生扎根于这湖畔——最后死掉了烧成灰烬洒在这校园的各处。
几年过去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这校园，以及这片被污染的空气和土地渐生反感和恶感。未名湖干涸了，食物变得无味。园子里的少男少女们的话题我不再能理解，她们也不再能理解我。我也变了，实际，冷漠，以至冷酷，然后偶尔为此自豪。
这两天一个朋友来北大小住，前天带他在园子里转了一转。不知怎么回去后午觉就做了奇怪的梦。梦见还是和他，在园子里转。走到29楼前面，指点他看楼前的几棵高高的白杨和银杏。那白杨甚至比楼还高。然后提到本科时所住32楼前也有几棵老白杨，夏天的时候，每天早晨风起的时候，就听见外面沙沙作响，透过402的窗户，正看见繁茂的绿叶层次丰富的摇动起来，向我打招呼。一时间我似乎一下子年轻了好多，拉着他去看那几棵杨树。跑到32楼前，梦魇一样的意象出现了。浅灰色的苍天下，白杨的主干被拦腰截断了！那么以后我打开窗户，再也看不见那绿叶。我也不会知道什么时候起风——它不再能给我报信。我的杨树死了，我一下子也老了，为什么这么多年我都没有去看它？一时间我号啕大哭起来，猛然从梦中惊醒，心中的感觉仍是那么痛苦，一种猛烈的痉挛。
晚上饭前，和那位朋友一起从29楼转到32楼，去看那几棵杨树。楼早已漆成了灰色，在同样颜色的苍天下默默地站着。楼前的杨树仍在，还是那么高，那么粗。也在灰色的苍天下默默地站着。原来楼前能扬起灰尘的土路被盖上了坚硬石板，粗壮的杨树也被窒息在人类通过所谓的怜悯给它留出的一点点空隙里。我抚摸了一下杨树，但它仍是沉默，没有沙沙的响，也没有摇动。唉，没有风。杨树还认识我么？我和杨树面面相觑。杨树见过那个北大，见过那个北大发生的一切。我来到这里，见过那个北大的尾巴，那时，每天清晨，以及傍晚，杨树都给我讲那个北大的故事，喋喋不休，把我从爱情的美梦里惊醒。我嫌它吵闹。
现在好了，那个北大死了，我搬走了，杨树沉默了，他也许也确实不再能认出已经变得陌生的我。我将永远听不到它的故事。
回去，我猛烈的思索，试图多拾起一些那个北大的记忆碎片。每触摸到一片，都那么炙热——带有我青春激情的余温。希望能够在某一天，我的记忆里，夏天的清晨或傍晚，杨树的叶子又能层次丰富的舞动起来，同时发出沙沙的声音。那时，我再去看看杨树，它就定能认出我来，再次和我交谈——在风里。
看起来这不可能做到了，风揉碎的记忆那么多，很难看出哪两片可以相连。但我又必须做到，为了我的白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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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写了一篇《坚持了两年之后，小朋友突然不想去打冰球了…》，本来是无心之作，没想到收到了很多留言，我自己也获益不少。 本来，我以为解决了小朋友的问题，此事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的是，暑假过后，冰球训练重开，他又老调重弹：“我不去了，我不想打冰球了……”。 这可叫我如何是好？听到他嘟嘟囔囔说这一切的时候，我心里百感交集。 成年人的生活里总是有忙不完的事情，对应的，也希望一切井井有条、按部就班。因此，这样“意外”的变数，总是第一时间让人心生无奈和烦恼：天哪，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 不过，基于之前的经验，借鉴大家的留言，这次我显然更有心理准备一些，起码不会慌乱。 之前我写过，如果父母多阅读一些高质量的育儿专著，有助于把自己的期望水平“降”到合适的程度，就不会那么焦虑甚至抓狂。 (more…)
认识Michael很偶然，但我也很幸运，因为我见证了一个“打冰球的好孩子”的成长。 最早认识Michael是在冰球队的夏季体能训练上。那时候这群孩子还只有六岁左右，每次训练都是家长送来，在旁边观看陪伴，再接回家。但是，我很快发现有个孩子不一样，家长送他来就回家，他靠自己换好全身装备，训练完自己洗澡更衣，再由家长接回去。看起来，他好像完全没有其他孩子那种“害怕独处”的感觉。 于是我问他：“小朋友，你这么勇敢，你叫什么名字呀？” 他说：Michael。 我尝试复述他的名字，好几遍都不成功，因为我总听成“米歇”，最后他耐着性子慢慢说，我仔细听才发现最后还有个音节，嘴要更扁一点，舌头往上垫，才可以念出来，类似“米歇-厄尔”。其实这个名字写出来大家都认识，英文里读作“迈克尔”，无奈德语的发音规则很严格，字母i不会像英文那样有两种读音，结尾的el又一定要发音，所以就成了“米歇-埃尔”。 (more…)
偶然刷到一篇文章，说的是“贵族家长”群体给小朋友安排的活动：冰球、马术…… 我有点诧异，原来“冰球”也被贴上了“身份”的标签。想想自家小朋友的情况：赶上打折花了400多欧元买的全套护具，80元买的二手冰球包，每个月60欧元的俱乐部费用……想了想，似乎很难和“贵族”联系起来。 只不过，他已经坚持打冰球到了第四年，我们的生活确实有不小的变化。写下来，既是对自己有个交代，也可以作为“贵族运动”的现身说法。因为在我看来，如果非要说它是“贵族”运动，也只能“贵”在高（时间）投入、高产出而已。细细想来，我们的生活，已经被冰球深深的影响了。 (more…)
一 很多人关心，我们父子给M写了道歉信之后，对方是否有回应。 答案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回应。不过比较特殊的是，写完信之后德国小学就开始放秋假，学生不用去学校，既然见不到，也就不可能收到任何回应。 老实说，我觉得对方父母是有点反应过度的。这些年我的一条深刻经验是，如果出现分歧、矛盾，越早、在越低的层面直接面对，就越容易解决。许多小的矛盾之所以越闹越大甚至无法收场，往往都是经过了很多演绎、传话，而没有在一开始就开诚布公地面对。 试想，如果自己的孩子收到写着“我要杀了你”的信件，哪怕一开始很惊慌甚至愤怒，但仔细想一想，毕竟还有很多信息是未知的——比如对方是谁，平时言行如何，为何要写这样的信…… 更好的办法或许是先去直接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而不是直接把信交给家长委员会，走“公事公办”的路子。 我当然承认，“公事公办”无可厚非，对方家长也有这样的权利——所谓权利，就是“有资格做对方不喜欢的事情，人家还拿你没办法”。既然有这样的权利，就需要尊重。 所以，“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确是与人相处的重要法则：我不会选择这么做，但我能理解和尊重你这么做的权利。 也有人问，那将来你遇到M的父母，会不会紧张？ 答案是：不会。 (more…)
一 收到S老师邮件的时候，我刚刚胆战心惊地做完第一次德语技术分享，还在享受着同事们的鼓励。猛然间就收到一封邮件：“您的孩子在学校参与了一起性质严重的事件，您必须来学校面谈，请从以下时间段中选择……” 什么？“性质严重的事件”？我揉了揉眼睛，确认自己没有看错。再把这段文字贴到谷歌翻译里，确认自己没有理解错。 我没有看错，也没有理解错，就是“性质严重的事件”。好吧，既然“性质严重”，那谈话肯定是越早越好，最早的日期是第三天。我紧赶慢赶，回信确认了最早可能的谈话时间，虽然德国人通常都不期待能这么快收到回复。 去接他回来的路上，我发现他一切正常，完全看不出任何异样。于是，我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只是依照惯例，问他当天发生了什么，在学校开心不开心。 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我心生疑惑，看起来和“性质严重”完全不搭边。那会是什么事情呢？ 我又问他，有没有和同学吵架、打架，是不是被人欺负了不敢说。但是，答案全都是“没有”。 我满心怀疑，又按捺不住，直接问：“既然一切都挺好，为什么S老师给我发信，说让我来学校跟她谈话呢？”我担心“性质严重”会吓到他，故意隐去了这个词。 他的满面春风在那瞬间凝固了，喃喃低语道：“好吧，原来是那件事，我还以为她不会跟你说。” (more…)
在2024年之前，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还可以加入乐团，甚至参加音乐会演奏。我只是个普通中年人，在之前文章里说过，上世纪八十年代随大流弹了十年手风琴，考过六级（当时最高八级）之后就彻底放弃了。直到二十多年后，在上海工作时才重新开始弹琴，当时有幸跟夏老师学了两年，打开了感官，懂得了音乐的世界远远比考级要广阔和美妙。再往后，就是自己看Youtube学习了一些乐理知识。因为德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很多音乐学校，2023年末，我给本市的音乐学校写信，询问是否可以参加手风琴课程。通过回信我才知道，原来不只是“每个城市都有很多音乐学校”，而且“每个城市都有很多乐团”，哪怕是手风琴乐团。就这样，阴差阳错的，2024年初，经过简单的试奏，我加入了本市的手风琴乐团。虽然我是乐团新人，仍然有很多要学习的，但是一年下来，确实有不少感受。如果读者朋友也对音乐感兴趣，或者想让孩子学习音乐，也许我的感受可以提供一些参考。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