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初的时候，小朋友冰球俱乐部来了个新教练Robo。Robo来自加拿大，总是一副很健谈很乐观的样子，而且很喜欢放音乐，把整个训练场搞得热情四射。最关键的是，小朋友们好像都很喜欢他，不但许多动作耐心示范，对每个人的指导也相当到位。而且，他的英语很好，人又很喜欢开玩笑，所以我们交谈很多，他总是跟我说：“你家的小朋友超级酷的，不要给他太大压力，只要他自己运动起来足够自在，能够持续练下去，就是最好的。”
没想到的是，到去年9月份，Robo忽然神秘失踪了，没有任何征兆，也没有任何说明，就此人间蒸发了一般。问其他的教练，也是语焉不详。小朋友训练完，偶尔会失落地跟我说“好久没看到Robo了，不知道他哪里去了。”
3月份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见到了Robo，虽然当时时间很紧张，只是打了个照面，但我要他留下了联系方式。
当天晚上我问他：哥们，你怎么忽然就不见了，大家都很想你啊。
过会儿我收到他的回复：我也很想念小孩子们，你儿子很酷……我现在没在那个俱乐部了，因为其他几个教练总是或明或暗地针对我，仅仅因为我的肤色，这是我受不了的。
对，Robo是黑人，祖父母那一辈从牙买加搬到加拿大，再往上，大概来自非洲。听他讲话，已经是地道的北美口音，与常见的“南方黑人口音”完全不同。
老实说，Robo的答复让我很吃了一惊。以前总听说“二等公民”、“种族歧视”等等话题，似乎针对的总是中国人或者亚洲人，而发起者要么是白人，要么是黑人。但是像Robo这样来自北美的、一口地道英语的黑人，也会受到歧视，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
Robo告诉我说，“冰球在加拿大”就像“足球在德国”一样普遍，所以来自加拿大的他对于冰球如何训练已经有足够多的经验和想法。虽然这些经验和想法与德国不同，但起码应当可以坦诚沟通，然而让他失望的是，每次他积极提出意见，似乎总是被针对，而且是被抱团针对，是无法理性讨论的针对，久而久之，他无可奈何，心灰意冷，“虽然他们嘴上绝对不会承认，因为这是犯法的，但其实是很明显的”。
这么一说，似乎“歧视”的脉络就清楚了：多半是要遇到一点问题，而且是差异带来的问题，但又无法理性解决问题，于是各种妖魔鬼怪的说法就纷纷涌现。
我想起以前看董竹君的自传，“下江人”这个词让我印象很深。两百多年前，四川人是相当以“天府之国”自居，相当鄙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的。即便苏杭已经是富庶地区，即便上海已经开埠，一个“下江人”的帽子就可以彻底瓦解他们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一切优势。歧视，必然强烈依赖于非理性的逻辑。
所以，歧视的重点不是“种族差异”，而是非理性。臭名昭著的“种族歧视”大概是以肤色、长相为依据的，但是在这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依据。
我还记得小朋友刚刚进小学，有一天我去接她的时候，有一个爸爸带着孩子，怯生生地走过来问我“您会说英语吗？”
“当然，请问你有什么事情吗？”
然后他才畏畏缩缩地说起，那一天自己的小孩正在卫生间上厕所，我家小朋友等等几个男孩大吵大闹地冲进卫生间，把每一个隔间的门都猛地拉开，“我儿子今天被吓到了。”
我很快搞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们几个死党在玩“捉迷藏”的游戏，完全没考虑卫生间里还有其他人，也没有考虑过其他人的隐私，就这样呼喊着找人。我先给那个爸爸解释完，再给男孩子们讲了这件事情，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又让他们给被惊吓的小孩子道歉。之后，他千恩万谢，领着孩子回家了。
看着他们回家的背影，我却想到很多。
换位思考，如果我是那个父亲，我会这样畏缩（甚至“窝囊”）吗？多半不会，就算不是火冒三丈，起码也是理直气壮。而且，我是个亚洲人，那个爸爸看起来是南欧来的，但好歹是个白人，也不比我矮，他理应比我更有底气。
那么，他为什么会低三下四呢？
我能想到的原因，就是他不会说德语，或者起码德语还没有那么好。看着小孩子们在学校里说着流利的德语，听其他家长轻松愉快地聊天，他大概觉得底气不足，所以即便是自己有理的事情，没开口就矮人三分，换句话说，他已经预设了自己处于“被歧视”的地位。
当然，他的这种心理预设也不是毫无来由。我自己刚来时，也遇到过好几次充满傲慢的嘴脸：“不，我们这里不说英语！”所以，哪怕你长着白人的脸，仅仅因为语言的不同，也照样会被歧视。
当然，语言必须要开口才能说话，种族和肤色却是可以一眼分辨的，所以这样的歧视最普遍，我也有过印象深刻的经历。
疫情刚刚爆发时。当时我正在超市里推着购物车，几个十多岁的毛头小子忽然看着我直笑，本来我还以为他们是想打招呼，不料迎来的却是一句：“Hey, Corona（嘿，新冠病毒）”。那时候我才知道，他们脸上的笑，是恶意的坏笑。
那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幕。以我们的成长经历，从小在反复教育要“争气”的环境里一路成长，似乎很少经历过“被人看不起”。哪怕是真的被人看不起了，人家也有“看不起”的资本，或者成绩更好，或者职位更高，或者简单粗暴的“钱更多”。但是，被素昧平生的毛头小子叫一声“Corona”，真是完全预料不到。
这是来自一种什么心理呢？
我回想起自己小的时候，有时也总想着去“搞点刺激的事情”，也没来由地去惹过一些事。再长大一点，工作之后，有一次我父亲郑重告诉我：在外面千万不要惹毛头小子，人家根本不把自己的命当回事，你跟这种人去斗气，不值。
但是那时候，我们并不去招惹素昧平生的人，因为对这些人我们没有办法去仇恨，也没有办法去找茬。很难想象，那时候的自己，会对一个外地人，或者外国人，毫无顾忌地口吐污言秽语。更不用说面对成年人的时候，有如此充足的底气。
后来与德国朋友，尤其是做公益的朋友聊过，我才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当时我所在的区域，整体收入偏低，许多家庭都靠政府救济过活。因为生活不如人意，总需要找到一个解释，于是很多人的想法就是“都怪这些外国人，抢走了我们的工作，我们才会落到这样的境地”。在这样的环境里浸泡久了，当然容易生出先入为主的恶意。
朋友说起这些事的时候，也是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拜托，人家是外国人诶，到了德国还要现学德语，都能抢走你的工作，你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自己？”
她继而一本正经地说：“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所在。虽然小孩在学校里学的是人人平等，但如果在这样的家庭环境成长，学校教育肯定是抵挡不了家庭教育的影响的。要想消除种族歧视，就是得从小学起，去学习、去了解、去接触，否则等到十多岁，想法基本定型了，日后就很难改变了。”
我觉得她说得很对。不但要从小学起，更重要的是要多接触。我已经深刻意识到。接触，平等的接触，会改变自己的认知，也会改变对方的认知。
在和不同国家同事合作了几个辛苦的项目之后，好几个同事给我发中文信息说“你好”、“谢谢”、“晚安”，虽然他们之前从来没有去过中国，也没有跟中国人一起合作过。在幼儿园里，在我经常和其他家长、孩子打招呼之后，早上总有几个德国小孩，见到我就大喊“早上好”，而且说得越来越地道。他们的爸爸妈妈也相当高兴：“你让我们家孩子对中文产生了兴趣，这太好了。”
看一万篇描述“某国人如何好/如何坏”的文章，都比不上几次实际接触的认知来得深。通过广泛的接触就可以知道，人的成色和肤色与种族没有必然的联系，也不取决于会不会说某种语言。
当然，在接触之前还有最重要的：要努力把自己认知从“歧视的链条”上解放出来，知道这世界上很多事情本来不应该用来比较，用来区分高下。
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位在美国的同行朋友听美国人说“中文很难听”，他耿耿于怀，发了很长的文字泄愤，“说中文难听，那是他没有听过南亚国家的语言，根本没有抑扬顿挫，发音又不清楚，比中文难听成百上千倍……”
如果“我不如你”的答案，不是“你我本该平等”，而是“你不如我”或者“他更不如我”，如此一脚踏进爬满歧视藤曼的深渊，实在是再糟糕也没有了。
From Life Sailor, post 德国生活点滴：歧视比你想象的要复杂
之前我写了一篇《坚持了两年之后，小朋友突然不想去打冰球了…》，本来是无心之作，没想到收到了很多留言，我自己也获益不少。 本来，我以为解决了小朋友的问题，此事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的是，暑假过后，冰球训练重开，他又老调重弹：“我不去了，我不想打冰球了……”。 这可叫我如何是好？听到他嘟嘟囔囔说这一切的时候，我心里百感交集。 成年人的生活里总是有忙不完的事情，对应的，也希望一切井井有条、按部就班。因此，这样“意外”的变数，总是第一时间让人心生无奈和烦恼：天哪，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 不过，基于之前的经验，借鉴大家的留言，这次我显然更有心理准备一些，起码不会慌乱。 之前我写过，如果父母多阅读一些高质量的育儿专著，有助于把自己的期望水平“降”到合适的程度，就不会那么焦虑甚至抓狂。 (more…)
认识Michael很偶然，但我也很幸运，因为我见证了一个“打冰球的好孩子”的成长。 最早认识Michael是在冰球队的夏季体能训练上。那时候这群孩子还只有六岁左右，每次训练都是家长送来，在旁边观看陪伴，再接回家。但是，我很快发现有个孩子不一样，家长送他来就回家，他靠自己换好全身装备，训练完自己洗澡更衣，再由家长接回去。看起来，他好像完全没有其他孩子那种“害怕独处”的感觉。 于是我问他：“小朋友，你这么勇敢，你叫什么名字呀？” 他说：Michael。 我尝试复述他的名字，好几遍都不成功，因为我总听成“米歇”，最后他耐着性子慢慢说，我仔细听才发现最后还有个音节，嘴要更扁一点，舌头往上垫，才可以念出来，类似“米歇-厄尔”。其实这个名字写出来大家都认识，英文里读作“迈克尔”，无奈德语的发音规则很严格，字母i不会像英文那样有两种读音，结尾的el又一定要发音，所以就成了“米歇-埃尔”。 (more…)
偶然刷到一篇文章，说的是“贵族家长”群体给小朋友安排的活动：冰球、马术…… 我有点诧异，原来“冰球”也被贴上了“身份”的标签。想想自家小朋友的情况：赶上打折花了400多欧元买的全套护具，80元买的二手冰球包，每个月60欧元的俱乐部费用……想了想，似乎很难和“贵族”联系起来。 只不过，他已经坚持打冰球到了第四年，我们的生活确实有不小的变化。写下来，既是对自己有个交代，也可以作为“贵族运动”的现身说法。因为在我看来，如果非要说它是“贵族”运动，也只能“贵”在高（时间）投入、高产出而已。细细想来，我们的生活，已经被冰球深深的影响了。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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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收到S老师邮件的时候，我刚刚胆战心惊地做完第一次德语技术分享，还在享受着同事们的鼓励。猛然间就收到一封邮件：“您的孩子在学校参与了一起性质严重的事件，您必须来学校面谈，请从以下时间段中选择……” 什么？“性质严重的事件”？我揉了揉眼睛，确认自己没有看错。再把这段文字贴到谷歌翻译里，确认自己没有理解错。 我没有看错，也没有理解错，就是“性质严重的事件”。好吧，既然“性质严重”，那谈话肯定是越早越好，最早的日期是第三天。我紧赶慢赶，回信确认了最早可能的谈话时间，虽然德国人通常都不期待能这么快收到回复。 去接他回来的路上，我发现他一切正常，完全看不出任何异样。于是，我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只是依照惯例，问他当天发生了什么，在学校开心不开心。 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我心生疑惑，看起来和“性质严重”完全不搭边。那会是什么事情呢？ 我又问他，有没有和同学吵架、打架，是不是被人欺负了不敢说。但是，答案全都是“没有”。 我满心怀疑，又按捺不住，直接问：“既然一切都挺好，为什么S老师给我发信，说让我来学校跟她谈话呢？”我担心“性质严重”会吓到他，故意隐去了这个词。 他的满面春风在那瞬间凝固了，喃喃低语道：“好吧，原来是那件事，我还以为她不会跟你说。” (more…)
在2024年之前，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还可以加入乐团，甚至参加音乐会演奏。我只是个普通中年人，在之前文章里说过，上世纪八十年代随大流弹了十年手风琴，考过六级（当时最高八级）之后就彻底放弃了。直到二十多年后，在上海工作时才重新开始弹琴，当时有幸跟夏老师学了两年，打开了感官，懂得了音乐的世界远远比考级要广阔和美妙。再往后，就是自己看Youtube学习了一些乐理知识。因为德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很多音乐学校，2023年末，我给本市的音乐学校写信，询问是否可以参加手风琴课程。通过回信我才知道，原来不只是“每个城市都有很多音乐学校”，而且“每个城市都有很多乐团”，哪怕是手风琴乐团。就这样，阴差阳错的，2024年初，经过简单的试奏，我加入了本市的手风琴乐团。虽然我是乐团新人，仍然有很多要学习的，但是一年下来，确实有不少感受。如果读者朋友也对音乐感兴趣，或者想让孩子学习音乐，也许我的感受可以提供一些参考。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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