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更聪明，还是我们太大意？

按：这个问题是我长久以来都有希望想明白的，最近和徐宥同学讨论，终于稍微理清了思路，写在这里给有兴趣的朋友参考。认真的讨论，真是帮自己厘清思路的好办法。

有一类事情，我小时候就遇到过：好不容易有了个不错的主意或发明，不久却发现早就有人想到过了，于是陷入沮丧；如果我能早点出生，说不定记入历史书的就是自己的名字呢。

这种事情遇到的多了，我便开始想，我们要读那么多书，要记忆那么多先贤的名字，但是，他们真的比我们更聪明吗？或许仅仅是因为他们出生更早，“抢先”想到了那些问题，所以更聪明，这太不公平了。尤其是不断听到“从古人/老祖宗那里学习智慧”的说辞，就更加不服气了：他们真的比我们更聪明吗？而且我相信，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我也见到不少人宣称自己“不逊于古人”，原因就是他们有一些“独立”的发明或发现。

可是，见识稍微多了些之后，我却逐渐相信，这样的“独立”发明和发现，并不能说明我们“不逊于古人”。要知道，发明和发现，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有机遇的成分，更有知识储备、认知背景的因素；如果苹果不是掉在牛顿身上，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时间可能还要推迟。因此，所谓“独立”的发明和发现，也不能脱离文明发展水平而独立存在。举个例子：在现代，随处都可以见到火，摩擦生热也是生活的常识，所以哪怕现代有人“独立发明”了钻木取火，难度也远逊于茹毛饮血的时代。故而我们可以说，现代人即便有独立的发明和发现，也未必比古人更聪明。

那么，古人真的更聪明吗？我们随处可以看到“从古人/老祖宗那里寻找智慧”的说法，也听惯了“古人早就讲过…”的言辞，但是细细推敲一番，就发现这些说法似乎也不成立。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许多人都知道一句名言：“人是政治的动物”，这是希腊大哲人亚里士多德的名言。读过他原著的人都知道，亚里士多德说的“政治”，并不是“权术”，而指公共空间（或者说“共同体”）中的言行，也就是说，人必然需要参与公共事务，每个人都不可能脱离社群而单独存在。但是，现代许多人引用这句话时，却有意无意忽视了“政治”的变化，甚至直接把“政治”等同于“权术”。如此一来，许多怪异甚至恶劣事情就“师出有名”了，更可以借此“教训”其他人：这可是古人的智慧，深刻的洞见。

这类现象，在我国尤其明显，因为我国历来缺乏解释学的传统，缺乏复现原文语境、辨别真义的持续探索和努力，古人留下的只言片语，就更容易“与时俱进”，不断附会出新的意义，久而久之，就愈发像“真理”了。然而，无法复原语境，无法确知语言的真正含义，其实根本谈不上什么“深刻洞见”的。

再退一步说，即便我们能确认古人说话的语境与现代的语境差别不大，古人做的“正确”判断，也不足够证明“古人更聪明”：我们都知道，要真正解决一个问题，必须经过若干个步骤（一般来说，越到现代要解决的问题更加复杂），但是，刚开始的几步基本是不变的，即便后来要反复试错，也难以全部推倒重来过。古人的许多话也是如此，限于当时的认知水平和文明发展程度，他们更多是做一些“原初”的判断，远不如今天的判断精密严格：没有准确的限定，也没有可证实或证伪的结论。比如，我们都知道有句老话叫“物极必反”，但针对一个具体的复杂问题，什么是“极”，“反”了之后会成什么样，估计没多少人弄得清楚：往一个方向走了一百步发生了甲变化，可以说是“物极必反”，往另一个方向走了一千步发生了乙变化，也可以说是“物极必反”……结果就好像《爱丽丝梦游奇境》里柴郡猫所说的“只要你走的足够远，总能找到些东西”，也就是说“物极”总是可以找到“必反”。诚然，我们不必否定“物极必反”，但在当今社会，面对更复杂更精密的问题，仍然只知道“物极必反”，就是我们不够聪明：社会进步了，文明发展了，认识却没有深化。因此，现代人除了要知道概略的“物极必反”，更应该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虽然这样的知识很可能出错，而“无极必反”却从不会错，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倒真是证明了“古人比我们更聪明”。

所以，我的看法是，古人是不是比我们更聪明，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们固然不宜因为自己的发明发现就否认古人的艰苦努力，但也不宜还没全面了解就把古人的话奉为金科玉律，更不宜把给笼统的判断戴上“本质/普遍规律”的高帽子来膜拜；对古人的话，应当努力理解语境，弄清它的本来意义，把握好分寸（比如：它到底是个定性的概略判断，还是个定量的具体判断），才能得到自己的客观判断。也正是因为如此，胡适先生才告诫年轻学子：不假思考地引用古人的话当论据，其实是非常要不得的习惯。当然，胡适先生的这句话，我们同样要多加思考、妥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