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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链接 古人更聪明,还是我们太大意?


按:这个问题是我长久以来都有希望想明白的,最近和徐宥同学讨论,终于稍微理清了思路,写在这里给有兴趣的朋友参考。认真的讨论,真是帮自己厘清思路的好办法。

有一类事情,我小时候就遇到过:好不容易有了个不错的主意或发明,不久却发现早就有人想到过了,于是陷入沮丧;如果我能早点出生,说不定记入历史书的就是自己的名字呢。

这种事情遇到的多了,我便开始想,我们要读那么多书,要记忆那么多先贤的名字,但是,他们真的比我们更聪明吗?或许仅仅是因为他们出生更早,“抢先”想到了那些问题,所以更聪明,这太不公平了。尤其是不断听到“从古人/老祖宗那里学习智慧”的说辞,就更加不服气了:他们真的比我们更聪明吗?而且我相信,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我也见到不少人宣称自己“不逊于古人”,原因就是他们有一些“独立”的发明或发现。

可是,见识稍微多了些之后,我却逐渐相信,这样的“独立”发明和发现,并不能说明我们“不逊于古人”。要知道,发明和发现,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有机遇的成分,更有知识储备、认知背景的因素;如果苹果不是掉在牛顿身上,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时间可能还要推迟。因此,所谓“独立”的发明和发现,也不能脱离文明发展水平而独立存在。举个例子:在现代,随处都可以见到火,摩擦生热也是生活的常识,所以哪怕现代有人“独立发明”了钻木取火,难度也远逊于茹毛饮血的时代。故而我们可以说,现代人即便有独立的发明和发现,也未必比古人更聪明。

那么,古人真的更聪明吗?我们随处可以看到“从古人/老祖宗那里寻找智慧”的说法,也听惯了“古人早就讲过…”的言辞,但是细细推敲一番,就发现这些说法似乎也不成立。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许多人都知道一句名言:“人是政治的动物”,这是希腊大哲人亚里士多德的名言。读过他原著的人都知道,亚里士多德说的“政治”,并不是“权术”,而指公共空间(或者说“共同体”)中的言行,也就是说,人必然需要参与公共事务,每个人都不可能脱离社群而单独存在。但是,现代许多人引用这句话时,却有意无意忽视了“政治”的变化,甚至直接把“政治”等同于“权术”。如此一来,许多怪异甚至恶劣事情就“师出有名”了,更可以借此“教训”其他人:这可是古人的智慧,深刻的洞见。

这类现象,在我国尤其明显,因为我国历来缺乏解释学的传统,缺乏复现原文语境、辨别真义的持续探索和努力,古人留下的只言片语,就更容易“与时俱进”,不断附会出新的意义,久而久之,就愈发像“真理”了。然而,无法复原语境,无法确知语言的真正含义,其实根本谈不上什么“深刻洞见”的。

再退一步说,即便我们能确认古人说话的语境与现代的语境差别不大,古人做的“正确”判断,也不足够证明“古人更聪明”:我们都知道,要真正解决一个问题,必须经过若干个步骤(一般来说,越到现代要解决的问题更加复杂),但是,刚开始的几步基本是不变的,即便后来要反复试错,也难以全部推倒重来过。古人的许多话也是如此,限于当时的认知水平和文明发展程度,他们更多是做一些“原初”的判断,远不如今天的判断精密严格:没有准确的限定,也没有可证实或证伪的结论。比如,我们都知道有句老话叫“物极必反”,但针对一个具体的复杂问题,什么是“极”,“反”了之后会成什么样,估计没多少人弄得清楚:往一个方向走了一百步发生了甲变化,可以说是“物极必反”,往另一个方向走了一千步发生了乙变化,也可以说是“物极必反”……结果就好像《爱丽丝梦游奇境》里柴郡猫所说的“只要你走的足够远,总能找到些东西”,也就是说“物极”总是可以找到“必反”。诚然,我们不必否定“物极必反”,但在当今社会,面对更复杂更精密的问题,仍然只知道“物极必反”,就是我们不够聪明:社会进步了,文明发展了,认识却没有深化。因此,现代人除了要知道概略的“物极必反”,更应该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虽然这样的知识很可能出错,而“无极必反”却从不会错,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倒真是证明了“古人比我们更聪明”。

所以,我的看法是,古人是不是比我们更聪明,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们固然不宜因为自己的发明发现就否认古人的艰苦努力,但也不宜还没全面了解就把古人的话奉为金科玉律,更不宜把给笼统的判断戴上“本质/普遍规律”的高帽子来膜拜;对古人的话,应当努力理解语境,弄清它的本来意义,把握好分寸(比如:它到底是个定性的概略判断,还是个定量的具体判断),才能得到自己的客观判断。也正是因为如此,胡适先生才告诫年轻学子:不假思考地引用古人的话当论据,其实是非常要不得的习惯。当然,胡适先生的这句话,我们同样要多加思考、妥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