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女士获得了诺贝尔奖，这是开心的事情。
首先要对屠女士说声“恭喜”，然后要对屠女士说声“感谢”。至于其它忙不迭凑热闹，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跳梁小丑们，即便他们身居庙堂，我们只能视若不见了。
当然，围绕屠女士获奖这条消息，无论是挺中医的，还是反中医的，都要出来大作文章。这几天朋友圈的刷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的朋友霍炬问了个问题：举全国之力，筛遍中医典籍，最终从某个角落找到蛛丝马迹，以西方科学的实证思路找到了治疗疟疾的特效药，这到底是证明中医有用呢，还是中医没用呢？
我答了一句话，霍师傅于是说：“你看，就不能跟你这样的人讨论”。
那么，我说了什么？
在揭开这个谜底之前，我想先讲讲自己的经历。前段时间与美国朋友聊天，更是确认了这个话题值得写下来。如果你着急知道答案，不妨直接跳到本文的最后。不过我劝你不要这么做，因为直接跳到最后，看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类似的问题恐怕还是会让你困惑。
我生在80年代早期，从小，父母就很“省事”地让我读书，一开始学拼音，然后看带拼音的书，再学会查字典，再看字书。小时候我虽然没有太多“国学经典”，但也看了不少书。细想起来，这些书大概分为两类：一类是与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相关的，风雨雷电是怎么回事，植物昆虫是如何分类的，世界上还有哪些妙趣值得我们去探索，如此等等；另一类是关于文化的，中国历史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历史上劳动人民是如何与统治者和恶霸较量的，苏俄、欧洲都有哪些神话和童话，讲的都是什么人的故事。
其实这两类书未必是父母的有意选择，很大程度上不过是顺应社会潮流。现代很多人回忆起80年代，总觉得色彩斑驳、鱼龙混杂。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万事没有钦定的答案”，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总有探索的可能。
于是这样色彩斑驳和鱼龙混杂的世界，给我留下了两点深刻的印象：第一，科学很神奇也很重要，我国的科技水平还很落后，大家要努力学知识，早日赶上世界先进潮流；第二，世界上的文化是繁杂多样的，我们的历史与文化很丰富，其它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也不逊色。如果现在再回头仔细分析，会发现其中少了人文社科的经典著作，这大概和我父母都是工程师有关。但我觉得这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因为当时有自由自在的讨论氛围，有各种观点的比较辨别，所以总是能培养出健康的意识。
如今我时常回想，如果一个人从小就成长在这样的环境下，形成并且持续保有这样的意识，或许会生活得非常幸福？可惜历史没有假设。进入90年代，整个环境忽然就大不一样了。
我最早感受到的转变是从一些细节开始的：学校开始举办“国情知识比赛”，并发了一大堆读本。其中一本书的整个封面就是圆明园大水法的残骸，第一次看到时候让我多么震撼。翻看这些书籍，我才知道从近代开始，这个国家遭受了多么深重的灾难，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这两个没有听过的词语，在强烈到夸张的事实和对比面前，忽然变得无比真切和重要。加上为参加“国情知识比赛”赢得名次的荣誉感，更是让自己把这些屈辱的历史翻来覆去地重复，深深记在心上。
我还记得以前朗诵比赛时，曾有同学这样开头：美国这个伟大的国家，位于太平洋的彼岸…… 那种深情向往的表情让我印象深刻。那时候我们虽然也会争论美国好还是中国好，但大家比较多是科技，而不必纠结于历史，因此大家观点各异，好不稀奇。“国情知识比赛”举办之后，往日的先进国家毫无例外地都罩上了历史的黑影，再也不见那样深情的表达，比较的维度也日趋单一。即便讨论相对客观的科学和技术，也需要谨记“虽然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
另一方面，说起中国自己，我们也逐渐不再提到“共和国”了。我小时候虽然不知道“共和国”是什么意思，但大家讲起“共和国”，似乎总有点莫名其妙的意气风发的感觉。在我的印象里，“中国”更多的是与“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联系起来的形象，虽然当时我并不清楚歌里“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到底说的是什么。
转变不只这些。忽然地，社会上就开始流行《红太阳》歌曲了，卖磁带的店里翻来覆去播放的，都是“毛主席万岁”，当时很多人还说，唱这种歌有益精气神。或许在“精神疲软”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就得靠红歌的猛药来治疗。对不谙世事的小朋友来说，《红太阳》和《水手》、《雪中情》其实没什么差别，扯起嗓子唱来甚至更带劲。我熟悉众多文革歌曲，就得益于此。同时，学校的“春游”也逐渐转变成“红色旅游”，因为我们距离革命老区比较近，井冈山、韶山等等“景点”几乎每一两年都要去一次。革命先辈简单朴素的成长环境，和反动派穷奢极欲的生活作派，又是一种强烈的对比。
影视的方面同样有了变化，80年代那些“怪力乱神”和“走向世界”的影视作品似乎忽然就没有了，大量主旋律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粉墨登场，给我们深深烙下“历史”的印迹。作为80年代影视的尾巴，1992年播出的电视剧《少年特工》里有这样一个情节，少年军校学员们的父母在讨论“军人为何而战”，有人说为祖国，有人说为家人，最后江教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军人永远为荣誉而战。这个看来抽象的答案曾让我困惑了很久，最后才明白编剧的深意。从此以后的电视剧里，再没有见到这样“离经叛道”的声音。在大是大非面前，“军人为什么而战”的答案再简单再直白不过了，细致的探讨简直显得荒谬可笑。
渐渐地我才感觉到，确实很多杂乱的声音没有了，在强烈的对比和深入的宣传之下，我们的生活、思想、价值观有了明确的方向。再往后，我大概尝试理解了这种转向：在偶像的神坛倒掉之后，很多东西确实是没法争论的，所以只能“不争论”。不过，之前很多话题之所以“不争论”，是因为没有钦定意见，故而留下了自由的空间；之后这些话题仍然是“不争论”，不过做法是一方面告诫你“（大是大非）不容许争论”，另一方面用大量强烈的对比引导大家，这些话题“不值得也不需要争论”。
这种转变带来了什么后果？以我个人的感觉，至少有两方面的重要后果。
第一，产生了时代的错乱感。
在历史的苦难面前，在昭然若揭的大是大非面前，那么面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就应当采取“合用”而不是“合宜”的态度去看待和解读。比如面对近现代中国的政治人物，往往戴着封建时代的眼镜从“明君贤臣”的角度来分析，而不是用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准来看待，也丝毫不用区分公德和私德。再比如总是把汉唐的兴盛简单当成自我膨胀的资本，而全然不去了解汉唐时代“海纳百川”的风气和胸怀。对国内是如此，对国外更是如此。“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的丛林法则仍然被奉为圭臬，完全忽略长久以来文明的进步——尽管它速度缓慢，但终究在进步，而且正是这种进步给了一代又一代人以希望。
第二，丧失了分析复杂事物的能力。
如果我们稍加认真谈谈上面的话题，得到的回应往往是不耐烦的“认真你就输了”，甚至简单粗暴的“呸”。大家不再有耐心，也不再屑于细致的分析和论辩，或者干脆来个反问：“这种事情有什么好说的？”。结果，遇到“人权高于主权”这种话题，我们不需要了解什么是人权什么是主权，人权和主权在什么情况下有高低，只需要知道“这是恶毒口号，背后暗藏着见不得人的动机”，就足够了。我们太容易相信阴谋论，简简单单就能洞穿事物背后“看不见的阴谋”，所以能够略过分析推理的繁文缛节，直指（自认为）的问题的核心，不必在乎逻辑的自洽，也不必在乎与其它观点证据的调和。
这两方面的巨大影响，正如霍金在《时间简史》中描述的“时间光锥”一样，把后来的一切笼罩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我们生活的各个细节。比如中医争论，就是如此。
很多人谈到“中医”和“西医”时，天然认为二者是等同的概念，而完全忽略了时间，能具体到“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大概属于凤毛麟角。如果我们再问下去，中医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西医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中医的发展过程是怎样的，在什么年代贡献最多？西医的发展过程是怎样的，在什么年代贡献最多？我们如何衡量一种医学的价值和有效性？要证明这种价值和有效性，应当给出什么样的证据？……
如果认真，这类问题完全可以一路探究下去，然而这样的做法，在这样的时间光锥内，又确实太容易引起众多人的不快了。所以，我们还是就此打住吧。
回到本文最开始的问题，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奖，到底是证明中医有用呢，还是没用呢？其实我的答案是：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中医”。如果要联系开来，就还得确定，大家说的“中医”是不是同一回事。不过我也清楚，这些碎碎念在“大是大非”面前，其实是根本不值一提的。
From Life Sailor, post 从诺贝尔奖想到的
之前我写了一篇《坚持了两年之后，小朋友突然不想去打冰球了…》，本来是无心之作，没想到收到了很多留言，我自己也获益不少。 本来，我以为解决了小朋友的问题，此事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的是，暑假过后，冰球训练重开，他又老调重弹：“我不去了，我不想打冰球了……”。 这可叫我如何是好？听到他嘟嘟囔囔说这一切的时候，我心里百感交集。 成年人的生活里总是有忙不完的事情，对应的，也希望一切井井有条、按部就班。因此，这样“意外”的变数，总是第一时间让人心生无奈和烦恼：天哪，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 不过，基于之前的经验，借鉴大家的留言，这次我显然更有心理准备一些，起码不会慌乱。 之前我写过，如果父母多阅读一些高质量的育儿专著，有助于把自己的期望水平“降”到合适的程度，就不会那么焦虑甚至抓狂。 (more…)
认识Michael很偶然，但我也很幸运，因为我见证了一个“打冰球的好孩子”的成长。 最早认识Michael是在冰球队的夏季体能训练上。那时候这群孩子还只有六岁左右，每次训练都是家长送来，在旁边观看陪伴，再接回家。但是，我很快发现有个孩子不一样，家长送他来就回家，他靠自己换好全身装备，训练完自己洗澡更衣，再由家长接回去。看起来，他好像完全没有其他孩子那种“害怕独处”的感觉。 于是我问他：“小朋友，你这么勇敢，你叫什么名字呀？” 他说：Michael。 我尝试复述他的名字，好几遍都不成功，因为我总听成“米歇”，最后他耐着性子慢慢说，我仔细听才发现最后还有个音节，嘴要更扁一点，舌头往上垫，才可以念出来，类似“米歇-厄尔”。其实这个名字写出来大家都认识，英文里读作“迈克尔”，无奈德语的发音规则很严格，字母i不会像英文那样有两种读音，结尾的el又一定要发音，所以就成了“米歇-埃尔”。 (more…)
偶然刷到一篇文章，说的是“贵族家长”群体给小朋友安排的活动：冰球、马术…… 我有点诧异，原来“冰球”也被贴上了“身份”的标签。想想自家小朋友的情况：赶上打折花了400多欧元买的全套护具，80元买的二手冰球包，每个月60欧元的俱乐部费用……想了想，似乎很难和“贵族”联系起来。 只不过，他已经坚持打冰球到了第四年，我们的生活确实有不小的变化。写下来，既是对自己有个交代，也可以作为“贵族运动”的现身说法。因为在我看来，如果非要说它是“贵族”运动，也只能“贵”在高（时间）投入、高产出而已。细细想来，我们的生活，已经被冰球深深的影响了。 (more…)
一 很多人关心，我们父子给M写了道歉信之后，对方是否有回应。 答案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回应。不过比较特殊的是，写完信之后德国小学就开始放秋假，学生不用去学校，既然见不到，也就不可能收到任何回应。 老实说，我觉得对方父母是有点反应过度的。这些年我的一条深刻经验是，如果出现分歧、矛盾，越早、在越低的层面直接面对，就越容易解决。许多小的矛盾之所以越闹越大甚至无法收场，往往都是经过了很多演绎、传话，而没有在一开始就开诚布公地面对。 试想，如果自己的孩子收到写着“我要杀了你”的信件，哪怕一开始很惊慌甚至愤怒，但仔细想一想，毕竟还有很多信息是未知的——比如对方是谁，平时言行如何，为何要写这样的信…… 更好的办法或许是先去直接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而不是直接把信交给家长委员会，走“公事公办”的路子。 我当然承认，“公事公办”无可厚非，对方家长也有这样的权利——所谓权利，就是“有资格做对方不喜欢的事情，人家还拿你没办法”。既然有这样的权利，就需要尊重。 所以，“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确是与人相处的重要法则：我不会选择这么做，但我能理解和尊重你这么做的权利。 也有人问，那将来你遇到M的父母，会不会紧张？ 答案是：不会。 (more…)
一 收到S老师邮件的时候，我刚刚胆战心惊地做完第一次德语技术分享，还在享受着同事们的鼓励。猛然间就收到一封邮件：“您的孩子在学校参与了一起性质严重的事件，您必须来学校面谈，请从以下时间段中选择……” 什么？“性质严重的事件”？我揉了揉眼睛，确认自己没有看错。再把这段文字贴到谷歌翻译里，确认自己没有理解错。 我没有看错，也没有理解错，就是“性质严重的事件”。好吧，既然“性质严重”，那谈话肯定是越早越好，最早的日期是第三天。我紧赶慢赶，回信确认了最早可能的谈话时间，虽然德国人通常都不期待能这么快收到回复。 去接他回来的路上，我发现他一切正常，完全看不出任何异样。于是，我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只是依照惯例，问他当天发生了什么，在学校开心不开心。 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我心生疑惑，看起来和“性质严重”完全不搭边。那会是什么事情呢？ 我又问他，有没有和同学吵架、打架，是不是被人欺负了不敢说。但是，答案全都是“没有”。 我满心怀疑，又按捺不住，直接问：“既然一切都挺好，为什么S老师给我发信，说让我来学校跟她谈话呢？”我担心“性质严重”会吓到他，故意隐去了这个词。 他的满面春风在那瞬间凝固了，喃喃低语道：“好吧，原来是那件事，我还以为她不会跟你说。” (more…)
在2024年之前，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还可以加入乐团，甚至参加音乐会演奏。我只是个普通中年人，在之前文章里说过，上世纪八十年代随大流弹了十年手风琴，考过六级（当时最高八级）之后就彻底放弃了。直到二十多年后，在上海工作时才重新开始弹琴，当时有幸跟夏老师学了两年，打开了感官，懂得了音乐的世界远远比考级要广阔和美妙。再往后，就是自己看Youtube学习了一些乐理知识。因为德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很多音乐学校，2023年末，我给本市的音乐学校写信，询问是否可以参加手风琴课程。通过回信我才知道，原来不只是“每个城市都有很多音乐学校”，而且“每个城市都有很多乐团”，哪怕是手风琴乐团。就这样，阴差阳错的，2024年初，经过简单的试奏，我加入了本市的手风琴乐团。虽然我是乐团新人，仍然有很多要学习的，但是一年下来，确实有不少感受。如果读者朋友也对音乐感兴趣，或者想让孩子学习音乐，也许我的感受可以提供一些参考。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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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突然想起胡适这句话了。
余老师也看过《少年特工》啊，当年觉得特别好看。
是啊，现在也觉得挺好，很自然不做作
我就想知道，霍炬到底什么意思
这个不难吧，我当时也没再问他什么意思啊，但我确信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