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连岳：巷口的小饭馆，曾经承包了我关于美食的所有想象

我最早知道“连岳”这个名字，是十多年前的牛博网。

在牛博网的众多激扬文字的博客里，“连岳的第八大洲”并不显眼，文风也不像他人那样快意恩仇。但是多看过几次就会知道，文章的份量并非取决于文字的花哨，也不取决于激情的多少。平实而有趣的文章，初看可能并不起眼，却可能经得起咀嚼，在未来某个时刻，反而容易被记起。连岳的不少文章便是这种风格，这也符合他的博客副标题“必见辽阔之地”，不见意气风发的样貌，却有乐观开朗的坚决。

牛博网偃旗息鼓之后，许多红极一时的作者也湮没在时代之中，大概离开了牛博网的平台，同样的文章就不复有当年的反响。普通读者也懒得在浩瀚的互联网上四处搜索，苦心拼凑。于是，许多读者和作者就此了断了联系。

我再次听到“连岳”，是知道他开始写起了情感专栏。时评写手跨界成为情感专家，这确实很让人意外。

那年代“转行”情感专栏的写手很多，大概因为这碗饭好吃。感情的事情太复杂，又太折磨人，许多时候求助者只需要倾诉和安慰，未必需要真正的解决之道。大多数读者也只希望看到一个好故事，至于求助者的问题是否真正得到了解决，专栏作家的建议是否真的能被验证有效，其实并没有太多人关心。所以，成为情感专栏作家，大抵只需要一点点文笔，一点点套路，就可以收获许多的关注。

不过连岳的情感专栏与其它所有专栏都不同。看他的专栏，总感觉被一种平和的力量，无论什么人的感情，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都不可以离开互相尊重，都不可以放弃追求智慧，也不可以熄灭趣味之光。所以他的专栏并非对来信的一味安慰，有时候甚至毫不客气地教训求助者“算了吧，你配不上他”，或者“你的问题，就是蠢”。但是他讲话又极有趣，即便是“蠢”这样直白的判断，在他说来也显得不那么突兀粗鲁。

那时候还发生了一件热点事件，就是众所周知的厦门的散步。如今回顾这件事我们仍然需要承认，连岳是当之无愧的核心形象。当时力主推行项目上马的，既有来自庙堂的恶狠狠的声音，还有来自江湖的各色讽刺——他们拿出各种规范和条款，反复宣传“连岳是文（科）傻（汉）”。

多说一句，我到今天也没法理解，“工业党”们尽管对规范条款了然于胸，却从来不敢也不屑于谈论落地的细节。他们的逻辑似乎是：只要拷贝了富士康的操作手册，不管招什么人，怎么管理，都必然能再造富士康。

这么明显的逻辑断裂都可以忽略，还有什么资格去嘲笑人家“文傻”？学法律的本科生都知道“无救济则无权利”是基本常识，也就是说，哪怕字面规定你有某项权利，但遭到侵犯时没有救济手段和渠道，那么你其实并不拥有这项权利。但是不少理科生们似乎只要找到“有某项权利”的文字，就可以放心大胆、振振有辞了。

在形势最激烈的那几天，有许多人担心连岳的人身安全。不过看他的回复，总是不妥协但也不撕破脸皮的样子，顺带的，情感专栏也没有停止更新，一直保持安然。看起来，这是个生活极有主张也极有定力的人。

那几年喜欢连岳的人很多，我身边不少朋友都是他的粉丝。每周的《上海一周》出来，必然有人把连岳最新的情感专栏分享给全国的同好；他的书也出了不少，《我爱问连岳》更是成了系列，每一本（至少是开头那些本）都得到追捧。更夸张的，我有个做程序员的朋友因为太喜欢连岳，给自己儿子取名时就直接套用“连岳”这个笔名，全然不顾姓名加一起有点奇怪。

再往后，PC互联网退潮，移动互联网兴起。众多当年热门的写手在新的大潮中再也不见踪迹，比如“薛涌”，今天再谈起这个名字，似乎隐隐有考古的味道。再比如我的朋友南桥（方柏林），如今虽然也有公众号，文章的信息量和趣味依然保持高水准，但阅读量往往甚至不如我这个后辈。再加上纸媒衰退，连岳似乎销声匿迹了。有好几次，我试图去寻找连岳最新的动态，但一无所获。

等到我再次看到“连岳”的名字，已经是以“十万加”的形式。起初我还很高兴，终于有上古时代的写手在自媒体时代争得了一席之地。但是仔细看看文章内容，却大吃一惊。

如今仍然被热捧，甚至可能被更多人热捧的连岳，原来早已经不复当年的味道。让人想起大仲马的故事，当年热情开朗的唐泰斯已经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复仇心切的基督山伯爵。

必须承认，如今文字的感觉依然不坏，甚至可以说文采依旧，但思想早已黯淡无光。要知道，并非只有“反体制”才能发出思想的光芒，在这之外，宽阔的视野、敏锐的思维、缜密的逻辑，都是可贵的闪光。可惜如今的连岳所做的，无非是翻来覆去炒“市场最伟大，千万不要管”的冷饭而已。

简单说，如今他的文章贯穿着一套稳定的逻辑，简单到类似念经：市场最公平，你的服务人家满意，你才能拿到钱。这套说辞初看似乎没大问题，所以衍生出若干结论，众星拱月一样簇拥着它：反过来说，你得到了多少钱，就说明你为别人提供了多少满意的服务；再反过来说，你没有钱，只能说明你没有为他人提供价值，或者你的价值他人不认可，那么绝不要怨天尤人。

因此以最终的结论就是，大家都别无事生非自寻烦恼了。每个人都安心挣钱，挣大钱，这就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任务，也是社会里最终极的正义，人世间最大的善。

我知道，这套逻辑有许多人相信，而且坚信不疑。但我也要说，这玩意儿真的很乏味。

从逻辑上说，它消灭了被否证的可能：只要“市场规律”现身了，那结果必然是最好的。如果结果“不那么好”，只要是按市场规律来办的，那必须是“现实中的最优解”。如果结果看起来很好，人人满意，但没有按市场规律来办，那也一定是罪恶的。如果市场规律已经现身，还胆敢批判结果，指出可以做得更好，那更是大逆不道。

所以，既然逻辑上已经不可能出错，剩下要做的就是不断去解释“市场就是最好的，就是好来就是好”。换句话说，理解和传播这套东西，所要求的认知能力不超过中学教科书——因为真相自然会水到渠成，不是需要在反复的探寻接近的过程；讨论也无非是实力碾压的同义词，与换位思考和自我反省完全绝缘。

为什么说认知能力要求不超过中学教科书？因为只要到了大学，哪怕稍微认真读一点马克思主义都会知道，通往幸福的道路绝对不是“各人做好自己的，然后安心等待”。马克思更说了，解释世界是无力的，真正重要的是行动起来去改变世界。

如果稍微认真多读一点东西，多想一点东西，就会发现这套“市场万能”的崇拜实在太原始，太懒惰。

比如广为流传的“最低工资会导致意外失业”，从逻辑上说确实如此。但放眼望去，几乎每个国家都在实行最低工资，原因在哪里？是完全不知道会有人意外失业？还是没有放弃对公正的追求？

在此之外，经济学可以去研究各种问题：怎样设定最低工资，会导致哪些人失业，什么时候失业，如何救济这些人，设定什么样的评价体系适合衡量最低工资的成果… 探寻这些问题所需要的智力，远远超过整天兜售“最低工资可能会导致意外失业”。

再比如某些人津津乐道的“竞争必然导致贫富差距扩大，马太效应是自然规律”，那意思也很明显，“我富我有理，你穷你活该”。去年我看过的实证研究表明，即便在历来崇尚“大市场、小政府”的美国，贫富差距也不是单调增加的，而是如潮水一般涨涨落落。

这种差距在南北战争之后增大，到“爵士时代”（20世纪20到30年代）达到顶峰，然后开始逐年缩小，20世纪80年代之后又开始增长。在这些变化的背后，教育水准、民众政治理念、政府政策等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贫富差距。研究和理解这些问题，对人的要求同样远远超过终日念叨“马太效应是自然规律”。

更诡异的是，如果再回头去看就会发现，在更深的层面上，如今的连岳，和当年的“工业党”早已合流，在如何看待社会发展的问题上，说他们“异曲同工”都太夸张，简直就是二重唱。

然而在切身接触过实业之后，我发现这些“工业党”的说法不但乏味，而且幼稚。要知道，即便是制造业本身也早已摆脱了二十世纪初那种“配好流水线，一按电钮就完”的机械乐观。

如今被广为推崇的“精益制造”，背后的理念恰恰是“再先进的制造也不能完全脱离人的因素”。简单说，人不是机器，也不是机器的附庸。流水线上的每个工人都不能严守本位，而需要了解上下游的工作，必要时能互相替代，甚至每个人都应当在发现异常时拉响警铃，叫停整条流水线，因为异常是不能在事先靠书面规范囊括的，而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丰田首创的这套办法，最早被称为“丰田生产方式（TPS）”，之后逐渐演化为如今大家熟知的“精益制造”，被实践证明是相当有效的，已经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可惜，不少“工业党”仅仅满足于纸面数据和空洞逻辑，似乎完全没有兴趣了解生产实践，反而经常视“越位讨论”和“拉响警报”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另一方面，这些人对世界的理解也很“工业化”，世界在他们看来就像七巧板，不同部分拼起来必然会严丝合缝，最优解必然水落石出，边界上不会有任何矛盾甚至冲突，不需要也不期待在磨合过程中出现新的现象和产物。

当然，连岳比起工业党大概会有点优势，因为工业党还需要讲科学，而科学是客观的，“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而连岳所推崇的“奥地利学派”的精妙思想是不可被证伪的。

要知道，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是先验的，而非经验的。什么意思？它如同数学一样，是可以从理论原点根据逻辑规则推导出来，而不像物理、化学等科学一样，需要接受经验的核实。所以它完全不接受实际检验，也不受“观察-总结-归纳”的制约，自说自话是应有之义。

按照这种方法论，10公斤的铁球的下落速度就应该是1公斤铁球的10倍，因为“10公斤就是比1公斤重10倍”，无论做多少实验，也无论结果是什么，都无损这种“分析”。熟读科学史的人都知道，恰恰是伽利略、培根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强调实验，强调经验论，由此确立了现代科学的基本方法，才有了后来科学的大发展。而如今，即便是心理学这样的学科也需要用大量的实验来验证自己的理论。今天仍然以先验的方法论来指引社会，除了更方便自圆其说，我看不到更多的价值。

抛去这一点差异之外，更有意义的似乎是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于“全自动”的发展路线的崇拜，为什么之前只有“工业党”有这样的看法，如今却有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也发生了这样的转变？

我没有调查采访过，不知道当事人的具体情况，所以也没法验证网上的各种“众所周知的原因”对不对。不过经过与朋友讨论，加以自身的经验，我猜测还有几点原因，供大家参考。

第一，最近十多年来，技术飞速发展的进步，是人文学科的地位在飞速下降。资本和市场的迅猛发展，又造成贫富差距的扩大。对许多人文学者来说，个人的收入（相对）下降还是其次，传统媒体日渐衰落导致他们的社会话语权骤降，心理落差非常大。

没错，有一些人抓住了“知识付费”的浪潮，还有人玩起了导流量的生意——做广告投放的朋友告诉我，根据连岳公众号的流量，每个月的分成相当可观。这样赚钱无可厚非，可惜这个游戏不是人人都能玩得起。

第二，中国讲究“文以载道”，希望文人能引导社会朝向好的方面，让道得以伸张。这是一种朴素的优良传统，对文人有许多文化和道德的期待，也有格外的关注和尊重。

随着社会日益发展，价值日益多元化，“知识分子”在各国社会中的地位也在不断降低。我自己感受很深的是，以前在国内认为“鼎鼎大名”的外国知识分子，真的与他所在国家的民众一聊，发现普通人了解并不多，也不在乎。在中国能吟诵几句唐诗宋词，名言警句大概还可以赢得其他许多人的尊重，认为“有文化”；但是在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社会里，会背几句古诗，能引用几句名人名言，得到的认可还不如体育和演艺明星。

第三，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日益增多。以前不少人文学者还可以抒情“贩卖”若干国外见闻，满足读者的想象。但是如今，许多读者早已熟悉世界的情况，不再需要他人的介绍。

以前有一种很流行的文章写法，就是饱含深情，从“文明发展”角度介绍外部世界，把差别夸大为差距。无论中国出现什么现象，都可以迅速联系到某个“更文明”的概念，再讲几个小故事以显得生动有趣。可惜如今这种书写已经过时，甚至很容易被普通人指出偏差，甚至是错误。

既然没有素材，纸上谈兵式的概念讲解和理论介绍就更加苍白。中国的不少人文学者自己并没有什么分析能力，只会讲故事贩卖西方现成理论，处境当然会更加艰难。

第四，自由的增加未必能保证所有人都会走向“更好”的方向，因为不能保证每个人都会珍视自由，善待自由。西方国家的确提供了更多的自由，但其社会未必全方位超过中国社会，有许多方面反而更糟糕。浏览国外网站往往会发现很“乱”，什么样的极端言论和奇葩想法都不罕见，而且无论是政府权力还是社会伦理都没法痛快给它们消音——好玩的是，这些愚蠢极端言论，不少是无人点赞甚至根本无人浏览的，却成了国内各路自媒体作者的富矿。

国内许多知识分子，之前更多是从书面、从宏观去理解外部世界，单纯相信社会应当不断“进化”，却没有长期亲身体验过这种复杂滋味，也没有近距离观察和体验过各种问题，所以他们只知道一些“看上去很美”的概念，一旦遇到复杂问题，比如两个人的正当权利相冲突，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也不具备分析能力，由此产生动摇、怀疑甚至幻灭，也并非无可理解。

话说回来，今天看看我们周围，还能乐观地说这是更美好的世界吗？还能相信世界会“越来越好”吗？还能判断什么是绝对的好，什么是绝对的不好吗？我觉得，都不能。

人到一定年纪，看到更多的就不再是进化，而是无奈。时代有时代的无奈，国家有国家的无奈，个人有个人的无奈。换言之，万事万物都处在自己的无奈当中。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理解他人的无奈。

这么说或许有点悲观，不过对个人而言，无奈之外仍然还有一点希望能减少自己的无奈，那就是坚持自己的信念，尤其是千百年来人类所累积的好的信念，不断去践行它，而不要让某个人成为信念的牢笼——人会改弦更张，但追求善良、智慧、趣味、公正，保持好奇心的信念，却不会因此褪色。

在我年轻的时候，曾经热切地追捧过很多人，如今没有必要隐瞒，因为承认起来也不丢人，虽然今天看来许多人不过尔尔，甚至纯粹就是蝇营狗苟之辈。

某种程度上，这有点像对美食的态度。巷口的小饭馆，曾经承包了我关于美食的所有想象。等真正尝遍了各地的美食，才发现当年小饭馆竟然那么油腻。这一点不遗憾，因为如今我依然热爱美食，只是对它的理解已经大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