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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链接 再见连岳:巷口的小饭馆,曾经承包了我关于美食的所有想象


我最早知道“连岳”这个名字,是十多年前的牛博网。

在牛博网的众多激扬文字的博客里,“连岳的第八大洲”并不显眼,文风也不像他人那样快意恩仇。但是多看过几次就会知道,文章的份量并非取决于文字的花哨,也不取决于激情的多少。平实而有趣的文章,初看可能并不起眼,却可能经得起咀嚼,在未来某个时刻,反而容易被记起。连岳的不少文章便是这种风格,这也符合他的博客副标题“必见辽阔之地”,不见意气风发的样貌,却有乐观开朗的坚决。

牛博网偃旗息鼓之后,许多红极一时的作者也湮没在时代之中,大概离开了牛博网的平台,同样的文章就不复有当年的反响。普通读者也懒得在浩瀚的互联网上四处搜索,苦心拼凑。于是,许多读者和作者就此了断了联系。

我再次听到“连岳”,是知道他开始写起了情感专栏。时评写手跨界成为情感专家,这确实很让人意外。

那年代“转行”情感专栏的写手很多,大概因为这碗饭好吃。感情的事情太复杂,又太折磨人,许多时候求助者只需要倾诉和安慰,未必需要真正的解决之道。大多数读者也只希望看到一个好故事,至于求助者的问题是否真正得到了解决,专栏作家的建议是否真的能被验证有效,其实并没有太多人关心。所以,成为情感专栏作家,大抵只需要一点点文笔,一点点套路,就可以收获许多的关注。

不过连岳的情感专栏与其它所有专栏都不同。看他的专栏,总感觉被一种平和的力量,无论什么人的感情,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都不可以离开互相尊重,都不可以放弃追求智慧,也不可以熄灭趣味之光。所以他的专栏并非对来信的一味安慰,有时候甚至毫不客气地教训求助者“算了吧,你配不上他”,或者“你的问题,就是蠢”。但是他讲话又极有趣,即便是“蠢”这样直白的判断,在他说来也显得不那么突兀粗鲁。

那时候还发生了一件热点事件,就是众所周知的厦门的散步。如今回顾这件事我们仍然需要承认,连岳是当之无愧的核心形象。当时力主推行项目上马的,既有来自庙堂的恶狠狠的声音,还有来自江湖的各色讽刺——他们拿出各种规范和条款,反复宣传“连岳是文(科)傻(汉)”。

多说一句,我到今天也没法理解,“工业党”们尽管对规范条款了然于胸,却从来不敢也不屑于谈论落地的细节。他们的逻辑似乎是:只要拷贝了富士康的操作手册,不管招什么人,怎么管理,都必然能再造富士康。

这么明显的逻辑断裂都可以忽略,还有什么资格去嘲笑人家“文傻”?学法律的本科生都知道“无救济则无权利”是基本常识,也就是说,哪怕字面规定你有某项权利,但遭到侵犯时没有救济手段和渠道,那么你其实并不拥有这项权利。但是不少理科生们似乎只要找到“有某项权利”的文字,就可以放心大胆、振振有辞了。

在形势最激烈的那几天,有许多人担心连岳的人身安全。不过看他的回复,总是不妥协但也不撕破脸皮的样子,顺带的,情感专栏也没有停止更新,一直保持安然。看起来,这是个生活极有主张也极有定力的人。

那几年喜欢连岳的人很多,我身边不少朋友都是他的粉丝。每周的《上海一周》出来,必然有人把连岳最新的情感专栏分享给全国的同好;他的书也出了不少,《我爱问连岳》更是成了系列,每一本(至少是开头那些本)都得到追捧。更夸张的,我有个做程序员的朋友因为太喜欢连岳,给自己儿子取名时就直接套用“连岳”这个笔名,全然不顾姓名加一起有点奇怪。

再往后,PC互联网退潮,移动互联网兴起。众多当年热门的写手在新的大潮中再也不见踪迹,比如“薛涌”,今天再谈起这个名字,似乎隐隐有考古的味道。再比如我的朋友南桥(方柏林),如今虽然也有公众号,文章的信息量和趣味依然保持高水准,但阅读量往往甚至不如我这个后辈。再加上纸媒衰退,连岳似乎销声匿迹了。有好几次,我试图去寻找连岳最新的动态,但一无所获。

等到我再次看到“连岳”的名字,已经是以“十万加”的形式。起初我还很高兴,终于有上古时代的写手在自媒体时代争得了一席之地。但是仔细看看文章内容,却大吃一惊。

如今仍然被热捧,甚至可能被更多人热捧的连岳,原来早已经不复当年的味道。让人想起大仲马的故事,当年热情开朗的唐泰斯已经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复仇心切的基督山伯爵。

必须承认,如今文字的感觉依然不坏,甚至可以说文采依旧,但思想早已黯淡无光。要知道,并非只有“反体制”才能发出思想的光芒,在这之外,宽阔的视野、敏锐的思维、缜密的逻辑,都是可贵的闪光。可惜如今的连岳所做的,无非是翻来覆去炒“市场最伟大,千万不要管”的冷饭而已。

简单说,如今他的文章贯穿着一套稳定的逻辑,简单到类似念经:市场最公平,你的服务人家满意,你才能拿到钱。这套说辞初看似乎没大问题,所以衍生出若干结论,众星拱月一样簇拥着它:反过来说,你得到了多少钱,就说明你为别人提供了多少满意的服务;再反过来说,你没有钱,只能说明你没有为他人提供价值,或者你的价值他人不认可,那么绝不要怨天尤人。

因此以最终的结论就是,大家都别无事生非自寻烦恼了。每个人都安心挣钱,挣大钱,这就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任务,也是社会里最终极的正义,人世间最大的善。

我知道,这套逻辑有许多人相信,而且坚信不疑。但我也要说,这玩意儿真的很乏味。

从逻辑上说,它消灭了被否证的可能:只要“市场规律”现身了,那结果必然是最好的。如果结果“不那么好”,只要是按市场规律来办的,那必须是“现实中的最优解”。如果结果看起来很好,人人满意,但没有按市场规律来办,那也一定是罪恶的。如果市场规律已经现身,还胆敢批判结果,指出可以做得更好,那更是大逆不道。

所以,既然逻辑上已经不可能出错,剩下要做的就是不断去解释“市场就是最好的,就是好来就是好”。换句话说,理解和传播这套东西,所要求的认知能力不超过中学教科书——因为真相自然会水到渠成,不是需要在反复的探寻接近的过程;讨论也无非是实力碾压的同义词,与换位思考和自我反省完全绝缘。

为什么说认知能力要求不超过中学教科书?因为只要到了大学,哪怕稍微认真读一点马克思主义都会知道,通往幸福的道路绝对不是“各人做好自己的,然后安心等待”。马克思更说了,解释世界是无力的,真正重要的是行动起来去改变世界。

如果稍微认真多读一点东西,多想一点东西,就会发现这套“市场万能”的崇拜实在太原始,太懒惰。

比如广为流传的“最低工资会导致意外失业”,从逻辑上说确实如此。但放眼望去,几乎每个国家都在实行最低工资,原因在哪里?是完全不知道会有人意外失业?还是没有放弃对公正的追求?

在此之外,经济学可以去研究各种问题:怎样设定最低工资,会导致哪些人失业,什么时候失业,如何救济这些人,设定什么样的评价体系适合衡量最低工资的成果… 探寻这些问题所需要的智力,远远超过整天兜售“最低工资可能会导致意外失业”。

再比如某些人津津乐道的“竞争必然导致贫富差距扩大,马太效应是自然规律”,那意思也很明显,“我富我有理,你穷你活该”。去年我看过的实证研究表明,即便在历来崇尚“大市场、小政府”的美国,贫富差距也不是单调增加的,而是如潮水一般涨涨落落。

这种差距在南北战争之后增大,到“爵士时代”(20世纪20到30年代)达到顶峰,然后开始逐年缩小,20世纪80年代之后又开始增长。在这些变化的背后,教育水准、民众政治理念、政府政策等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贫富差距。研究和理解这些问题,对人的要求同样远远超过终日念叨“马太效应是自然规律”。

更诡异的是,如果再回头去看就会发现,在更深的层面上,如今的连岳,和当年的“工业党”早已合流,在如何看待社会发展的问题上,说他们“异曲同工”都太夸张,简直就是二重唱。

然而在切身接触过实业之后,我发现这些“工业党”的说法不但乏味,而且幼稚。要知道,即便是制造业本身也早已摆脱了二十世纪初那种“配好流水线,一按电钮就完”的机械乐观。

如今被广为推崇的“精益制造”,背后的理念恰恰是“再先进的制造也不能完全脱离人的因素”。简单说,人不是机器,也不是机器的附庸。流水线上的每个工人都不能严守本位,而需要了解上下游的工作,必要时能互相替代,甚至每个人都应当在发现异常时拉响警铃,叫停整条流水线,因为异常是不能在事先靠书面规范囊括的,而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丰田首创的这套办法,最早被称为“丰田生产方式(TPS)”,之后逐渐演化为如今大家熟知的“精益制造”,被实践证明是相当有效的,已经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可惜,不少“工业党”仅仅满足于纸面数据和空洞逻辑,似乎完全没有兴趣了解生产实践,反而经常视“越位讨论”和“拉响警报”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另一方面,这些人对世界的理解也很“工业化”,世界在他们看来就像七巧板,不同部分拼起来必然会严丝合缝,最优解必然水落石出,边界上不会有任何矛盾甚至冲突,不需要也不期待在磨合过程中出现新的现象和产物。

当然,连岳比起工业党大概会有点优势,因为工业党还需要讲科学,而科学是客观的,“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而连岳所推崇的“奥地利学派”的精妙思想是不可被证伪的。

要知道,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是先验的,而非经验的。什么意思?它如同数学一样,是可以从理论原点根据逻辑规则推导出来,而不像物理、化学等科学一样,需要接受经验的核实。所以它完全不接受实际检验,也不受“观察-总结-归纳”的制约,自说自话是应有之义。

按照这种方法论,10公斤的铁球的下落速度就应该是1公斤铁球的10倍,因为“10公斤就是比1公斤重10倍”,无论做多少实验,也无论结果是什么,都无损这种“分析”。熟读科学史的人都知道,恰恰是伽利略、培根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强调实验,强调经验论,由此确立了现代科学的基本方法,才有了后来科学的大发展。而如今,即便是心理学这样的学科也需要用大量的实验来验证自己的理论。今天仍然以先验的方法论来指引社会,除了更方便自圆其说,我看不到更多的价值。

抛去这一点差异之外,更有意义的似乎是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于“全自动”的发展路线的崇拜,为什么之前只有“工业党”有这样的看法,如今却有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也发生了这样的转变?

我没有调查采访过,不知道当事人的具体情况,所以也没法验证网上的各种“众所周知的原因”对不对。不过经过与朋友讨论,加以自身的经验,我猜测还有几点原因,供大家参考。

第一,最近十多年来,技术飞速发展的进步,是人文学科的地位在飞速下降。资本和市场的迅猛发展,又造成贫富差距的扩大。对许多人文学者来说,个人的收入(相对)下降还是其次,传统媒体日渐衰落导致他们的社会话语权骤降,心理落差非常大。

没错,有一些人抓住了“知识付费”的浪潮,还有人玩起了导流量的生意——做广告投放的朋友告诉我,根据连岳公众号的流量,每个月的分成相当可观。这样赚钱无可厚非,可惜这个游戏不是人人都能玩得起。

第二,中国讲究“文以载道”,希望文人能引导社会朝向好的方面,让道得以伸张。这是一种朴素的优良传统,对文人有许多文化和道德的期待,也有格外的关注和尊重。

随着社会日益发展,价值日益多元化,“知识分子”在各国社会中的地位也在不断降低。我自己感受很深的是,以前在国内认为“鼎鼎大名”的外国知识分子,真的与他所在国家的民众一聊,发现普通人了解并不多,也不在乎。在中国能吟诵几句唐诗宋词,名言警句大概还可以赢得其他许多人的尊重,认为“有文化”;但是在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社会里,会背几句古诗,能引用几句名人名言,得到的认可还不如体育和演艺明星。

第三,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日益增多。以前不少人文学者还可以抒情“贩卖”若干国外见闻,满足读者的想象。但是如今,许多读者早已熟悉世界的情况,不再需要他人的介绍。

以前有一种很流行的文章写法,就是饱含深情,从“文明发展”角度介绍外部世界,把差别夸大为差距。无论中国出现什么现象,都可以迅速联系到某个“更文明”的概念,再讲几个小故事以显得生动有趣。可惜如今这种书写已经过时,甚至很容易被普通人指出偏差,甚至是错误。

既然没有素材,纸上谈兵式的概念讲解和理论介绍就更加苍白。中国的不少人文学者自己并没有什么分析能力,只会讲故事贩卖西方现成理论,处境当然会更加艰难。

第四,自由的增加未必能保证所有人都会走向“更好”的方向,因为不能保证每个人都会珍视自由,善待自由。西方国家的确提供了更多的自由,但其社会未必全方位超过中国社会,有许多方面反而更糟糕。浏览国外网站往往会发现很“乱”,什么样的极端言论和奇葩想法都不罕见,而且无论是政府权力还是社会伦理都没法痛快给它们消音——好玩的是,这些愚蠢极端言论,不少是无人点赞甚至根本无人浏览的,却成了国内各路自媒体作者的富矿。

国内许多知识分子,之前更多是从书面、从宏观去理解外部世界,单纯相信社会应当不断“进化”,却没有长期亲身体验过这种复杂滋味,也没有近距离观察和体验过各种问题,所以他们只知道一些“看上去很美”的概念,一旦遇到复杂问题,比如两个人的正当权利相冲突,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也不具备分析能力,由此产生动摇、怀疑甚至幻灭,也并非无可理解。

话说回来,今天看看我们周围,还能乐观地说这是更美好的世界吗?还能相信世界会“越来越好”吗?还能判断什么是绝对的好,什么是绝对的不好吗?我觉得,都不能。

人到一定年纪,看到更多的就不再是进化,而是无奈。时代有时代的无奈,国家有国家的无奈,个人有个人的无奈。换言之,万事万物都处在自己的无奈当中。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理解他人的无奈。

这么说或许有点悲观,不过对个人而言,无奈之外仍然还有一点希望能减少自己的无奈,那就是坚持自己的信念,尤其是千百年来人类所累积的好的信念,不断去践行它,而不要让某个人成为信念的牢笼——人会改弦更张,但追求善良、智慧、趣味、公正,保持好奇心的信念,却不会因此褪色。

在我年轻的时候,曾经热切地追捧过很多人,如今没有必要隐瞒,因为承认起来也不丢人,虽然今天看来许多人不过尔尔,甚至纯粹就是蝇营狗苟之辈。

某种程度上,这有点像对美食的态度。巷口的小饭馆,曾经承包了我关于美食的所有想象。等真正尝遍了各地的美食,才发现当年小饭馆竟然那么油腻。这一点不遗憾,因为如今我依然热爱美食,只是对它的理解已经大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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