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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谈让人头痛的外国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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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白云,景色宜人,游船行驶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附近的海面上,喇叭里传出景点的介绍: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现在位于马尔马拉海上。“马尔马拉(marmara)”得名自“大理石(marble)”,象征着附近的马尔马拉群岛盛产大理石……

这段介绍,忽然把我的思绪拉回到几十年前。

当时我还是小学生,一次课间休息时大家聊天,某同学无意间提到“马尔马拉海是世界上最小的海”,让我印象极其深刻。“世界上最大/最小的某某”是小学生喜欢的话题,每个人也都乐于记一些“最大/最小”充当谈资,显示自己“有知识”,这不奇怪。但是那位同学能瞬间说出“马尔马拉海”这么长的名字,而且说得那么流畅自然,实在很让我吃惊的。

其实,外国名字一直让人头痛。小时候,家里长辈曾经说,外国的一些书挺好看,就是名字太麻烦了,又长,又没有规律。往往整本书看了一大半,还搞不清楚谁是谁。甚至整本书看完,回忆的时候还说不全人名。而看中文书,就绝对没有这样的问题。

对我来说,虽然外国名字没那么“让人头痛”,但也确实够麻烦的。当时我们知道的最长的名字也不过是“德意志”、“法兰西”、“太平洋”之类。比如“马尔马拉海”这样的名字,在我看来就非常饶舌,不知道那位同学是怎么能记住的?

再往后,我发现有些同学似乎真的很博学,长长一串的外国名字,他们念起来跟闹着玩一样,比如苏联的要塞城市“塞瓦斯托波尔”,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尤其是希腊神话里面那些带“忒”的名字,我看到就已经舌头打结了,怎么他们说起来似乎如履平地?

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一直想问,但是一直也不好意思问。你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人家看起来如同闲庭信步,这让人多难为情!

等在大学上了“世界文学史”的课程,我才发现,其实能把外国名字说溜,这一点也不神奇。

“世界文学史”的课程由多位老师共同讲授,每个人负责自己专精的方面。听完古希腊文学的课程,参加完讨论,我才猛然发现,无论是五个字的“依菲戈尼娅”,还是七个字的“克吕泰美斯特拉”,这些名字我说起来也可以毫无障碍,完全是因为熟练——听得多了,说得多了,自然也就熟悉了。甚至,因为花了很多篇幅讨论希腊文学,希腊三大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德斯的名字,我也能如数家珍。

在接下来的课程里,我又了解了其它各国的文学,顺道熟悉了各国的名字。以前让人头痛的各种外国名字,哪怕再绕,名字再长,似乎都不是问题了。

之所以之前觉得这些名字很难很麻烦,主要问题是“看得多,听得不多,念得就更不多”。虽然视觉是我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手段,虽然许多人都习惯“默念”,但仍然无法完全取代真真切切的听觉和口腔肌肉的记忆。

所以,多跟人讨论,多开口谈论,是记住外国名字的法宝。

而且,它还能有效避免“记忆颠倒”的情况。因为外国名字翻译成中文之后,各个字之间并没有逻辑联系,所以很容易出现颠倒。比如海湾战争的多国部队指挥官“施瓦茨科普夫”,我就听到过有好几个人说“施瓦茨普科夫”,而且将错就错很长时间。毕竟,这种问题太难发现了。

一般人犯这种错确实情有可原,也无伤大雅,但有些场合仍然会显得尴尬。2014年马来西亚航空的MH370航班意外失踪,蒋方舟女士在卷首语里写成“MH730航班”,闹了个笑话。我斗胆猜测,“370”和“730”读音相差迥异,正常实在不该出这种错,大概也是因为日常主要是新闻阅读和文字写作,比较少在语音交流中谈到。

“多说”很有用,但也不能解决关于外国名字的所有问题。我如今和各国朋友交流都比较多,英语为主,德语为辅。以前也自认为还知道一些东西,可是真的谈起来,却发现举步维艰。主要的问题,仍然出在名字上。原因主要有几条:

第一,中文发音里没有“清辅音”一说,所以翻译名字时往往要把名字“浊化”。Hillary翻译为“希拉里”还算接近,而Michael翻译为“迈克尔”,最后的“尔”被突出强调,差距就比较大了。另一方面,Columbus翻译为“哥伦布”,最后的s又没有体现在译名里。

第二,英文有“重读”而中文没有,所以从译名推导时会不自觉受到中文译名的发音影响,把重音发在调最高的那个音节上,造成对方理解困难。比如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如果根据中文译名去念Theodore,会不自觉把“西奥多”的重音落在“奥”上,其实重音应该落在第一个音节上。

第三,中文的许多字有专门的意思,会影响认知。比如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大”马士革(所以大概还有个“小马士革”?),后来才发现原文就是Damascus。但这同样不是惯例,虽然“新西兰”的“新”对应New,但是“纽约”又不叫“新约”。

第四,有些名字的翻译有特别讲究,但是发音已经偏离原文比较远了。比如法国总统“戴高乐”,译名的选字就很有讲究,看起来非常正派阳光,而原文发音其实类似“德古乐”。

第五,有些译名非常容易读错,是因为只能音译,丢失了原文的意思。比如前面提到的“马尔马拉海”,如果不知道它和大理石的关系,就比较难记。再比如“施瓦茨科普夫”,如果懂一点德语就知道Schwarzkopf是“黑头”的意思,就绝不会念错成“施瓦茨普科夫”。

所以,对我这样以前主要依靠中文书来积累知识、认识世界的人来说,与其他国家的朋友聊天时,谈到外国的名字,经常会自觉不自觉地根据中文译名去猜测和模拟,结果往往说了半天人家也不知道你到底指的是什么。

既然知道了问题所在,解决的办法也就不难想到,那就是补习英文,给自己知识库里的那些名字找到对应的原文。

这么做看起来挺麻烦,其实真正做起来并不麻烦。因为语言是知识的承载体,如果你已经了解了语言背后的内容,哪怕有相当部分的单词不认识也不要紧,因为很容易就可以联想、推理、领悟。补习原文的过程,大概相当于给已经成型的身体多穿一件衣服,其实没什么难度。

不过,虽然成年人可以通过“事后补习”的办法来认识外国名字,对小朋友来说,却没有必要走这样一段回头路,更理想的办法就是“从一开始就认识原文”。

具体做法是,每次小朋友问到新事物的时候,家长都把译名和原文都介绍一遍。比如我们最近在看关于建筑的图书,我就是这么介绍的:

这张图上是古希腊的一种常见柱式,叫“爱奥尼”,原文是Ionic Order。“柱式”就是你看到的柱子的样子,一共有三种经典柱式,也就是three classic column order……

我知道,有些人一看到“从一开始就认识原文”,就要条件反射似的念经:小孩干脆只看英文书得了,费那么大劲,又中文又英文的,得不偿失。

这种观点,我是非常反对的。

无可否认,在许多领域,英文资料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有明显优势。但是,学习从来也不是单方面的灌输。真正有效的学习,一定离不开把新的知识和已有的知识和经验结合起来,也离不开在反复的辩驳、推敲中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

对孩子来说,与父母的谈话是对学习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小孩接触新知识之后,能和父母充分讨论,无论使用的是什么语言,都会大大加强学习的效果。

我承认,因为历史原因,我的知识结构以中文信息为主体,但我努力对各种问题持开放态度,对英文甚至德文资料也毫无排斥感,所以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大的问题。还是那句话,语言是知识的载体,本身没有绝对的优劣。哪怕家长说一口流利的英文,但没法就孩子关心的话题做平等深入的沟通,也没有对孩子好奇心的尊重,其实也不过是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

因此,上面这种“不觉得”当然不是自我安慰,而是相当有底气。有好几次,我家小朋友回来告诉我,“爸爸,今天上课老师给我们讲了xxx,这就是之前我们讲过的xxx……”。

对他来说,似乎译名和原文的对应从来也不是问题,甚至用不同语言理解和讲解同样的话题也不是问题,而这,正是我以为最理想的状态。

Yur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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