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束星北，是中国当代科学史上不应被忘记的人。
他早年求学欧美，师从惠特克、达尔文、爱丁顿，给爱因斯坦写信讨教过引力场与电磁场的统一理论问题。
回国后，他在浙江大学任教，被公认为最杰出活跃的代表：秉性出众，智慧超群，集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多年以后，李政道在信中说：“我物理学的基础，都是在这大一年所建，此后的成就，归源都是受先生之益。”
玻尔来中国，见到他，之后回复中国学生关于留学咨询的信件，总是千篇一律：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那样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去学习物理呢？
新政权建立了，束星北来到山东大学。1944年带领学生参与中国研制第一台雷达的他，感觉到了压力：学生徐名冠被“镇反”了，曾经为此呼吁的人纷纷刹车，只有束星北在抗拒。
三反中，有人揪住苏步青在抗战后归还受托管理的浙大财物时，拉下了几条长凳（其实打过招呼）的事情，要做文章。束星北闻听此言，直接闯入节约委员会主任的办公室质问：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算什么东西。说完把主任从凳子上揪起来，一拳打过去，打得对方口鼻蹿血，摔出去好几米远。
新山大（系老山大与新政权的华东大学合并而来）的校长华岗，礼贤下士，求贤若渴，但也是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受到礼遇的束星北，却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华岗“用马列主义统摄一切”、“指导科学”的观点。在一次“大课”上，华岗不点名批判了束星北，强调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束星北站起来大喊“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第二”。
对束星北来说，华岗是个好人，有品有德的人，但好人归好人，原则是原则。而对华岗来说，一个没有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信仰，且对此缺乏基本认识的人，是很难真正成为一个好人的。
一波接一波政治运动开始了。针对50年的全面苏化，束星北当然有意见：苏联的科学水平是比较差的，像样的科学杂志一本也没有。他积累了多年学识的教科书，也被高教部找人翻译的苏联教材所替代。更要命的，是他当堂折了助教、根正苗红的干部苗子李哲明的面子。李哲明任物理系党支部书记之后，学生忙于与束星北划清界限，他的“队伍”被瓦解了，他的课堂空旷了。他对学生的告诫“政治敷衍过去就行，要好好读书”，也成了他“放毒”的证据。
束星北被孤立了。
下一波，是1954年的“肃反”。当时，他的老友竹可桢、王淦昌为了保护他，专提请教育部在山东大学增设气象研究室（行政上属中科院），而刚刚离开物理系的束星北，也正在气象学领域搞出了一点名堂。肃反来了，还是因为雷达的事情，他被列为重点，组织上给他配备了“卫兵”，气象学研究室也夭折了。
接着1956年的“苏东波”，1957年，太上皇号召大家帮助党“整风”。刚刚收到党委“道歉”的束星北，发出了远远不同于一般人的声音：他已经意识到，缺乏法制精神，乃是一切问题的根源，要解决这些问题，就不许再广大人民群众中养成认识法律依靠法律捍卫法律的习惯和意识。
在巧夺天工的“阳谋”面前，这样的言论，会得到怎样的下场，是不言自明的。
他的大儿子，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在锦州航空部队做教官，却因为父亲的问题，被“黑”了下来：没有工作，没有编制，只能回家当无业游民。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党又发明了“家庭和组织联手配合帮助‘改造’”的法宝。
面对这一切，束星北妥协了，“几千字的‘认罪书’，写了撕，撕了写，不知道耗费了他多少个晚上。”
作为右派分子，他被分配到月子口水库。那是“大跃进”年代，全国疯狂上马的无数水库中，为数不多的优质工程。面对今天已经成为一处景点的水库，人们只能知道，它修建于1958年，建设者是1800名右派，和10000名淮北监狱的犯人（系被“解放”的国民党官兵）。
在月子口，“摘帽”的美好前景，引诱着大家——“互相攻击、检举、揭发、出卖等等，成为了自觉”。
也正是在月子口，束星北感觉到了无力、挫败和苍白：物理学，科学，还有那些技术，有什么用呢？早年间的“高高在上”，“靠本事吃饭”的怡然，原来不过是一种虚妄，你连简单的活计都做不好，拖不动小车，扛不起巨石，举不起大锤……喝劳动人民的血汗，吃剥削阶级的残余，却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同在月子口的一位“右派”后来说：“月子口似乎对束星北的脉搏把握的非常准，他们似乎本能地知道，技术是束星北的命穴，死死掐住这点不放松，他就不能借技术改造来逃避劳动改造或立场的转变……不过队长还是给了他一次技术改造的机会，那一次，工地断电了，队长派他去检修线路，可是他爬不了电线杆……以后很长时间里，很多地方都拿他做例子，说大教授连个电线都不会接，如何如何”
月子口完工了，束星北回到青岛，被安排到医学院。他已经不复是那个神采奕奕、侃侃而谈的先生，憔悴、浮肿、目光散淡，拄着拐杖，像个泥人。他像个机器人，组织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打扫过的走廊房间一尘不染，他刷过的试管比新买的还要干净。
医学院进口了一台丹麦“皇帝”脑电图机，当时属于世界医疗器械最尖端的高科技产品，不料，没用几次就出了毛病，搁置了两年。院长张立文力排众议，让束星北来修理——他在脑电图室弄了张行军床，吃住都在里面，把机器大卸八块，找到问题，换好零件，再重新装好。“嗡”的一声，机器起死回生了。
从此，他的“修理技能”名身大噪，一些医院纷纷慕名而来，X光机、心电图仪、脑电图仪、超声波、同位素扫描仪、冰箱、电子兴奋器、胃镜、比色表，甚至鼓风机、变压器、锅炉、水塔等等，都在他的修理范围内，学院也减免了他打扫厕所的任务，束星北要考虑怎样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写社会主义建设与广大人民群众更需要的普及性物理学、电工学丛书了”。而他内心深处渴望的“摘帽”，却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据说，是“主管部门”认为他的立场还是有问题。
不过，束星北终于“变”了，在文革中，他塑造了一个大家公认的好人形象：风趣、大度、中交，人们乐于与他下棋、打牌、喝酒、谈私事。在经济上打击牛鬼蛇神的日子里，束星北的日子并不太窘迫，这让他的子女都感到吃惊。
但是他内心的向往，是无法泯灭的。1971年元月的头一天，女儿去看他，远远见到校门口，一个人佝偻着身子扫雪。他的身后，扫出一条长长的路，路两边的雪地上，却是他用扫帚写就的，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和演算符号。“看到父亲摇摇晃晃的后背和蓬乱的脑袋，我的泪忽然止不住了。父亲抱着他的外孙只顾在前面走，也不说话，我在后面哭了一路。”
1972年，他的学生，李政道访问了中国。在会见中，周恩来希望他能帮忙解决中国科学和教育人才的“断层”问题，譬如介绍些海外才学之士。李政道则直接了当地说，中国的“断层”，不是因为没有人才和教师，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使用，这是巨大的资源闲置和浪费。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提到了“我的老师束星北”，并希望安排一见。
然而“核心小组”是不容许他们见面的——束星北进京，无论如何不可以，甚至出本市都不行。让李政道来青岛，更是无门——谁知道他到时候会说什么话，再说，束星北家那么破，那么穷，李政道看了会作什么感想！
最终，核心小组决定以身体原因为由，帮束星北推掉了这次会见。
从此师生两分隔，永无见面机会了。
1974年，束星北终于被“摘帽”，1978年，他回到了讲台上，教授四十年前，他在浙江大学的内容。
他已经感到自己时日无多，长期以来，“不能做事是他心中最大的痛楚”，他要与时间赛跑。1979年，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发射试验，束星北孑然一身，仅以一台计算机（国家拨款100万元他分文未取），一支笔，一摞纸，准确无误地完成了计算任务，在航天学界轰动一时。
然而，他的身体已经在摧残中垮掉了，1983年9月底，一场小小的风寒，把已经千疮百孔的束星北击倒了。生前嘱托要捐献的遗体，因为领导班子的“大换血”，在太平间搁置了半年，腐烂不堪，最后草草埋在篮球场的边的双杠下。
这就是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
束星北的卷宗，厚厚的八大卷，记录了束星北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正是靠着这些卷宗，刘海军先生能全面、立体地为我们复现束星北的生命历程。
更让我吃惊的是，书中收录的各种材料：思想汇报、下级的请示、上级的批示，尤其是各种类型的检举揭发信，是我第一次见到。我一直很好奇，写下这些信的人，当时、现在，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或许，答案不会有什么新奇罢。
月子口的某位右派，回忆过这么一件事情：
有一次，我们二中队的几个小组到农场（机关大队资办）劳动，列队回来，这边刚宣布解散，那边又列队集合。队长和指导员叫出一个队员端着杠子，要我们每个人漱漱口，然后将漱口水突到几个盛满水的脸盆里。我突然意识到什么的时候，手脚立刻寒澈如冰而血液如沸直逼头心。原来是有人告发我们偷吃农场的苞谷，队长指导员也不询问证实，就用这样的方法来捉贼。人们对这样有辱人格的做法当然不满，确实敢怒不敢言。因为先头有两个人稍一表示出抗拒，就被自己的队友扭住胳膊往里盆里摁。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维护自己的尊严。我来到队长面前对他说，我没有偷吃农场的苞谷。队长说，这样可以证明你自己。我说我们可以通过别的方式，而不是这样残酷的方式。队长却说，我想不出比这更好的方式。这时候，指导员也过来指责我：你要是心里没鬼，还怕接受检查吗？我说，我的良心可以证明我没有偷。指导员说，你的良心要是没有问题，就不会到这个地方来了。我开始抗议，我说，我是人，人是有尊严的。指导员一听我说尊严就笑了。他说，我告诉你，月子口没有尊严。队长也跟着喊起来：对，月子口没有尊严。
通过这事，我明白了，我所以总是抵触的症结在哪里。
From Life Sailor, post 看哪，这人
注：原文发布于2023年1月16日 到1月份为止，我已经体验了几个月的全远程+共享空间办公了。有不少朋友听说之后很有兴趣，问我到底是什么感觉，所以我简单介绍下个人的体验。 背景 2019年末、2020年初开始在全球流行的Covid-19对远程办公来说，绝对是黑天鹅一般的存在。因为疫情导致的社交隔离措施，极大影响了各大公司的正常运转。 所幸，IT类公司受到的影响比较小，只要求员工“面对屏幕编程”，不必亲临现场。所以，许多IT公司也谨小慎微地开展了远程办公的试验。 从我所知道的结果来看，不少美国公司并不特别喜欢远程办公，比如Google，一旦社交隔离措施有所放松，就忙不迭要求员工回到办公室，盖因为公司认为远程办公严重影响合作效率。 与此相反，不少德国公司反倒是逐渐适应了远程办公的节奏，纷纷降低对员工“到办公室上班”的要求，许多公司甚至可以支持百分百的远程办公。 这里要提到的是，德国公司说的“远程办公”往往是货真价实的“远程”，而不是一些人理解的“家和办公室在同一个城市，只是不用去办公室”而已。 因为德国IT行业缺人严重，而且许多德国公司并没有那么“互联网”，而是依托实业开展业务，所以据我所知，目前不少公司非但没有裁员，反而都在大力招人。 (more…)
注：本文发布于2023年2月6日 最近硅谷几大公司都在裁员，看了些报道，被裁的员工真是不好过。损失经济来源不说，有些人还面临身份问题，这可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 我也留意到，不少被裁的人会不停追问自己：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这样的不幸会降临到我头上？…… 实话说，我挺能理解这种态度。这挫折如此巨大，似乎又来得全无预兆，不由得让人对命运、对人生、对世界产生深重的怀疑。尤其是对已经走入社会，取得一定成就（如果非要抠字眼，那就用“进展”吧）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但是我更想说，如果被裁员了，当务之急是赶紧找到下一份工作，哪怕只是机械地行动。要知道，成年人找工作，容不下那么多愁善感。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有切身经历为基础的。之前我讲过找德国工作的经历。最开始是信心十足的，因为虽然毕业多年，手艺没丢，基础还在，随时打开leetcode，中等难度题目基本都不在话下，不但能解对，解法也基本接近最优。既然网上都说“刷题就能找到工作”，估计自己应该没大问题。 没想到真的找起工作来，仍然充满了意想不到的挫折。如果不相信，我且举几个例子吧。 (more…)
虽然早就听说《园丁与木匠》是关于育儿的好书，但一直没开始读。最近终于翻开这本书，才发现属于“拿起就很难放下”的类型，加班加点读完，收获不少。 关于这本书的价值，已经有许多书评讨论过了，所以我想略过微言大义、长篇大论的叙述，谈谈我印象最深，也是最打动我的三点细节。 第一，儿童的学习方式 小孩子觉得拧螺丝很好玩，想自己动手拧一颗螺丝。于是，他打开了工具箱，对着琳琅满目的工具，他不知所措。一会儿摸摸钳子，一会儿试试扳手……这时候，旁边的父母应当怎么办？ 在大多数情况下，父母大概会直接告诉孩子，“亲爱的，你应该用螺丝刀，来，我告诉你”。耐心一点的父母，大概会潜心观察一段孩子的举动，再设法“引导”他到正确的工具上来。在父母眼里，孩子当然不可能一开始就找对正确答案，所以做各种尝试也是情有可原。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应该“在错误的路径上摸索太久，浪费时间”，应当“迅速识别出正确的答案”。 无论父母有多少耐心，在他们眼里，孩子找到拧螺丝的工具的过程，都是个“不断接近正确答案”的过程。这个过程越短，孩子就越“聪明”，或者说“学习效率”就越高。 (more…)
陈皓（Haoel，网名“左耳朵耗子”）上周六因为突发心梗去世了，享年47岁。 我跟他虽然聊过好些次，但只是微信好友，从未见过面。回看微信记录，当年稀松平常的一声“再见”，已经成了“再也不见”。 许多人在缅怀他，许多文章提到他的时候，会用到“骨灰级程序员”、“技术大牛”这样的称呼。但如果仅仅用这两个词描述他，断然难以解释，为什么他的突然去世，会引发互联网上怀念的狂潮。 所以，我更愿意按照自己的经验，把他描绘为“有坦诚追求，兼具趣味、操守、胸怀的技术人”。恰恰是因为这样的人在这个年代太稀少，而这些品质又让众多人赏识和受益，大家才会如此地怀念他。 这个年代，做技术（仅指狭义的IT）的人很多，愿意分享的人也不在少数，其中不少还可以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 但是，若仔细去看他们分享的内容，总感觉不够真诚。总感觉作者希望往高深了靠，目的也没有那么纯粹。你若提一些小白问题，迎来的往往是“你怎么连这都不知道？”的反问，或者“要谈这个问题，你先去看几本书再说吧”。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无数的初学者也往往因此打了退堂鼓。 但是陈皓的分享不同。我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有人提起，他分享——更准确说，是“创作”——的内容质量很高，而且总能做到“深入浅出”。哪怕是小白读者，看完也确实能有收获，如果还有兴趣，更可以跟着文末的链接，顺藤摸瓜探究更广阔的世界。 这让我想起我佩服的一位记者说的：记者写文章的最高境界，就是不表达自己的观点，因为记者的观点应当来自于他的素材。只要把这些素材摆出来，读者读完报道，观点就自然形成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对素材有足够的信心和把握，外加真诚和坦荡。 能做到这一点的记者，着实不多。陈皓虽然不是记者，他写的技术文章却能让读者得到类似的结论——要知道，技术讨论往往是非常容易擦枪走火的——可见他运用素材和逻辑的功力，以及更重要的，他的真诚和坦荡。 (more…)
2022年我接手了一本技术图书的翻译，拖拖拉拉到现在，也快截稿了，现在能做的，就是反复审阅，查漏补缺。 但是，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始终得不到解决，那就是“姑妈-姨妈”问题。 书的最前面有某业界大牛写的“丛书编辑前言”，里面提到my grandson is learning from his aunt, my youngest daughter。众所周知，英文里亲戚的称呼远比中文简单，grandson既可以指孙子，又可以指外孙，aunt既可以指姑妈，也可以指姨妈。 所以从逻辑分析，grandson可能是“孙子”也可能是“外孙”，那么my daughter对他来说既可能是“姨妈”也可能是“姑妈”，因为文中再没有相关的信息，任凭你分析，也不知道哪种组合才是对的。 因为之前一直忙着处理正文，这个问题一拖再拖。眼看要交稿了，没办法，我才给作者发电子邮件。对方是业界大牛，这个问题又如此的“细枝末节”，那么他会不会回复，有没有耐心回复，我完全不知道。…
注：原文发布于2023年12月22日。 上一篇文章（坚持了两年之后，小朋友突然不想去打冰球了…）发出来之后，出乎意料阅读量竟然创了近期新高，也收到了不少反馈，看来育儿确实是如今许多人关心的话题。 在我收到的留言中，有好几条都提到，小朋友“选择要学的东西之前应当谨慎认真，一旦自己做了决定，那么再苦再累也要坚持”，万万不能“半途而废”。这个说法我非常熟悉，“半途而废”这四个字更是深深触动了我。确实，我反复想过，也和家里领导讨论过这个问题：身为家长，你能接受孩子“半途而废”吗？ 答案当然是“不能”。 我写过自己小时候学手风琴的故事。那时候也有很多泪水、挣扎、反抗，每次闹到不可开交，我父亲就一本正经地说：“这是你自己选的，当时问你要不要学，你说要学，既然说了就必须做到……” 然而我还是没有能坚持下来，学了十年之后终于以“学习更重要”为理由自我解脱了。 等到再捡起来，已经是自己成为父亲之后。有更多时间练琴，更是到了欧洲之后的奢侈享受。虽然现在周围人都反馈我弹得还可以，也因此交到了不少朋友，但内心仍然有遗憾，一些很想弹的曲子，因为对我来说太难，实在是举步维艰。 如果当时没有半途而废，该是多好的一回事啊。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