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师

题记：“记住，一定要把技术练好，这才是你的安身立命之本”，这是我离校的时候，他给我的忠告。当时只觉得他是一片好心，现在才真正体会到，那岂止是一片好心，更是一片苦心。今天的状态，希望没有辜负他的苦心+好心。
2002年9月的一天晚上，我下自习看见数学楼的橱窗里贴着一则告示——《关于中文系开设副修专业汉语言文学的通知》。当时，我正处在饥渴而兴奋的茫然之中，之前两年的阅读，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我的思想和观念，已有的世界被颠覆了，新的知识源源不断地补充进来，却没有新的秩序和能力来梳理它们。我苦苦找寻，然而除了时间一天天流逝，一无所获。这个偶然的机会，在当时显得魅力无穷，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它的确改变了我的大学。

第二天去中文系办打听，知道要交六百块钱，不过可以试听第一节课。跟家里申请经费的时候，父亲说，只要觉得好，就去，不用在乎这点钱。

第一节课是周六的晚上，中文系201，狭长的教室。老师个子不高，虽然说不上具体的年龄，但可以肯定不超过四十岁。从包里拿出水杯，放到讲台上，就开始上课。

“事先都不知道，系里就安排我给参加副修班的同学讲第一堂课。我姓王，给大家讲文艺理论”。
说完，他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两个字说不上龙飞凤舞，也说不上苍劲有力，甚至有些绵绵的感觉，透出别致的韵味。

然后，他从“文艺学”的概念开始讲起。
“文艺学这个概念，来自苏联；如果按照字面的意思，应该翻译成文学学，为了保持通顺，改叫‘文艺学’。”
“文艺学是研究文学本身的学问，它的成果叫文艺理论，或者文学理论……广义的文学理论包括文学史论，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这其中，只有文学理论是最直接地指向文学本身的，因此，它也叫作狭义的文学理论。”
……

我必须承认，那是我上大学以来，甚至是这些年以来听过的，印象最深刻的一堂课。我第一次知道，课讲得好，可以好到这种程度——不但让人完全丧失了时间的概念，反而被一种获取知识的愉悦所充实，源源不断。（多年以后，我读到亚里士多德说的，人天生就有求知的欲望，知性的快乐所带来的充实感，是其它乐趣所无法比拟的，心有戚戚焉。）

“太值了！”
“要来听！”
那天晚上，和历史系的几个朋友一起走在回来的路上，我们都兴高采烈，满心欢喜。

交了钱，我们很快就发现，虽然三位老师分别教授不同的科目，但只有王老师的课讲得最好，来听的人最多，也最平易近人。
那时候，我们总有无穷多的问题，无穷多的想法；因此，课间的休息成了我们跟他讨论的宝贵时间。现在想来，很多问题确实很幼稚，但他从来没有表示过任何一点反感，总是用最平实的语言娓娓道来。
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他说话的时候会不时地把目光从提问的人身上移开，环顾所有聚在身边的人，这其中饱含我从未感受到的尊重和怜爱，总是让我倍加感动。

一天晚上，下了课，我缠住他：“王老师，您说说，信仰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我现在越想越想不明白了？”
“这个问题，我想是这样的……”
他说了很多，听的很过瘾。出了中文系的门，还没有说完，却不得不打住——他要径直走，穿过正对中文系的小门回家，我不好继续纠缠，只好垂头丧气地往回走。
正在这时，他又从后面叫住了我，“你等一等，门没开，我们可以继续聊”，接着赶了上来。
当时已经是10月底了，长春的天很冷，但我心里是暖呼呼的，我们边走边聊，一直走到自由大路与人民大街的交界处，他说“太晚了，你要回宿舍了，下次再说吧”，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其实，我已经能够感觉到他对我很好，非常好，比对别的同学要好。当时，我猜测，这是因为自己是副修的学生中唯一一个来自理科院系的缘故。
有次上课，他提到符号美学，提到恩斯特·卡西尔的《人论》——“这本书很好，我自己的借给一个朋友，被弄丢了，我只好自己骑车去学人书店，又买了一本”。第二周课间的休息，我走上去说“王老师，您上周提到的那本《人论》，我也买了一本，看了一半，有些想法……”。
那天之后，我们的关系似乎就有些微妙了。

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讲到阿里斯托芬：“阿里斯托芬，阿里斯托芬，你们知道阿里斯托芬是什么人吗？”
“喜剧作家”，“悲剧作家”，“文学家”……，大家的回答不一。
“剧作家”，我回答说。
“呵呵，你最狡猾，不确定是喜剧作家还是被剧作家，你就给出一个不会错的答案。”他笑了，指着我说。

当然，我也不是只会这样投机取巧，印象中有好几次，他提的问题，我都能飞快地答上来。
“不错，这样上课的感觉非常好”。他对这种默契的赞许，几乎能让找回小时候的得意劲儿。

到后来，每次课间的时间，包括从下课到走出校门的时间，几乎是专属于我的，我们谈的话题也不局限于文艺，哲学，科学，历史，都有涉及。
有一次课间，他走过来，问：“你最近在看什么书？”
“启良的，中国文明史，从朋友那借的。”
“哦，启良，我知道，看过他的《东方文明畅想录》，这个人应该算个解构主义者……”
……
“王老师，我最近看了一本《鲁迅传》，好多想法啊。”
“哦，谁写的？”
“王晓明。”
“王晓明？他很善于讲故事，很多时候用诗化的语言，感染力很强。”
……

学期结束了，我很不甘心，失去这样的讨论机会，于是跑去中文系看教授坐班答疑的安排，总是在周三的上午跑去他的办公室，经常看不到任何一个学生去请教，心中窃喜——因为，这些时间都属于我。
其实，也许这说不上“讨论”，但我仍然固执地认为那不是一种单纯的解答和应付，而是用心的，有共鸣的交流——有天晚上聊天时，他对我说，“朋友是不分年龄限制的”，那句话，印象无比深刻。

但是，这样的讨论，终究不可能如上课时那般频繁了，到了大三，我开始准备GRE和TOEFL，而他也调任学生处，很少在系里坐班了。
“你要注意，千万不要把真理的逻辑，直接套用到现实中来”，有一次，下班的时间，我去学生处找他聊，他跟我说“我在系里，大家还多少讲些真理的逻辑，但是在这里，事情完全不一样了。”

到了大四，这样的机会就更少了，他总是很忙，很忙；整个那一年，我只去找过他两次，是因为我不敢。

04年寒假过后的一天晚上，我下了自习从图书馆出来，见到校门口的花坛，在暗黄的灯光和松树的映衬下，如同巨大的灵堂。那一刻，真是把我怔住了。
想想王老师，已经忙于行政工作，我不再有机会跟他讨论智慧和真理的话题了；政法学院的孟老师，不堪排挤去了南京，我也不再有机会去他家里畅谈终日了。整个学校，值得我寄托和留念的，能够让我向往的，只剩下夜幕中的图书馆了。

临离校的时候，他送我一本书，是新出版的，他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并题了一句话作为留念：XX同学，祝你前程似锦，愿你相信存在。
那本书，我一直随身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