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小的时候，在外出差的父亲给我写信，说“玩也要动脑筋”，这真让我头疼：玩就是玩嘛，动脑筋，那肯定是跟学习有关的，这怎么能扯到一起呢？我百思不得其解，甚至去找外婆评理。
父亲出差回来解释说：玩也要动脑筋，就是不要老停留在一个水平上，要想办法玩得更好，更有意思。
于是我明白了，“动脑筋”不只是跟烦人的学习有关的，各种问题其实都可以“动脑筋”。这些年来，随着经历的增长，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当年父母的一片苦心，也体会到四处“开动脑筋”的重要性。
去年，我有幸翻译了温伯格的《技术领导之路》，在书中，我遇见了同样的道理：
尽管风格各有不同，解决问题的领导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相信，总有更好的办法（there’s always a better way）。
这信念源自何处？伯特兰•罗素曾说，信念就是不需要证据的相信。尽管解决问题的领导可能是讲逻辑的，他们也不能用逻辑来证明信念。也许它源于他们之前的成功：聪明孩子能把坏事变成好事。这种成功强化了孩子对于思维的信念。以这种信念为依托，孩子就更可能想到更聪明的办法，解决下一个问题。熟能生巧，成功带来更大的成功，最终成就了解决问题的领导。
看来，“努力把事情做得更好”的重要价值，是大家公认的。然而，努力践行这一点，也是非常有难度的，这一点，我深有体会。
就拿我所从事的软件行业来说吧，工作中，我时常会有这样的想法：软件开发顶着朝阳产业的华盖，然而内部的规范性和秩序性实在不容乐观，甚至到了“粗陋”的地步，远远赶不上传统的工匠：设计随意、文档混乱、沟通缺乏、配合失当、效率低下、维护困难……，许多的所谓“高科技产业”，只是“使用高科技工具胡乱拼凑出来的劣质产品”而已（刘未鹏写过一篇有趣的文章《我们都是信息时代的远古人》，我看不妨借用这个标题：我们都是光鲜行业的蠢苦力）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软件开发本身的问题（须知，软件乃是纯粹依靠人类的智力，“凭空”构造出来的复杂系统）；另一方面，也与我们对自己工作的思考深度有关——即便软件开发本身是困难的，我们仍然能够开动脑筋，总结、反省、提高，一点点做得更好。这样的思考和反省，本身就是非常难得也非常可贵的，但正是这样的思考和反省，提醒我们，自己位于向前延伸的时间轴之上，而不是一次次地在起点重复。
更可惜的是，长久以来，关于这些问题的论述，都被外国人所垄断。在中文世界里，“如何做好软件”，或许有许多人在思考，但经验的交流都还局限于口耳相传的方式，在知识的整体性、层次性和交流效率上，都很可惜。所以，当我看到《走出软件作坊》的时候，实在是大为惊喜。
我手上这本书，是在面世签售的前一天晚上，博文视点的周老师赠送的。赶回家已经是夜里两点来钟了，但捧起这本书就很难放下，这是一本包罗万象的书——从程序到架构，从售前到售后，从开发到管理，从销售到维护，完全涵盖了当前国内软件开发的各个方面。我相信，任何IT从业者都能从中见到许多困扰自己的问题，而且许多未曾接触过的问题，也会看得饶有兴致，并且为其中的某些观点、做法叫绝。看技术类的书籍，很久没有这种畅快的体验了，于是我想，这本书一定能吸引很多人的兴趣。
果然，这本书面市之后，引发了大量的关注。无论评价如何，这些关注本身，就证明书已经挠到了软件开发的痒处（正如它的英文名：The Itch of Software Workshop），引发了大家的思考。我以为，针对中国软件行业的现状来说，这就已经是重要的价值了。
《走出软件作坊》或许不是一本圣经，但它无愧于一个起点，为了走出作坊，我们需要这个可贵的起点。
From Life Sailor, post 别做光鲜行业的蠢苦力
之前我写了一篇《坚持了两年之后，小朋友突然不想去打冰球了…》，本来是无心之作，没想到收到了很多留言，我自己也获益不少。 本来，我以为解决了小朋友的问题，此事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的是，暑假过后，冰球训练重开，他又老调重弹：“我不去了，我不想打冰球了……”。 这可叫我如何是好？听到他嘟嘟囔囔说这一切的时候，我心里百感交集。 成年人的生活里总是有忙不完的事情，对应的，也希望一切井井有条、按部就班。因此，这样“意外”的变数，总是第一时间让人心生无奈和烦恼：天哪，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 不过，基于之前的经验，借鉴大家的留言，这次我显然更有心理准备一些，起码不会慌乱。 之前我写过，如果父母多阅读一些高质量的育儿专著，有助于把自己的期望水平“降”到合适的程度，就不会那么焦虑甚至抓狂。 (more…)
认识Michael很偶然，但我也很幸运，因为我见证了一个“打冰球的好孩子”的成长。 最早认识Michael是在冰球队的夏季体能训练上。那时候这群孩子还只有六岁左右，每次训练都是家长送来，在旁边观看陪伴，再接回家。但是，我很快发现有个孩子不一样，家长送他来就回家，他靠自己换好全身装备，训练完自己洗澡更衣，再由家长接回去。看起来，他好像完全没有其他孩子那种“害怕独处”的感觉。 于是我问他：“小朋友，你这么勇敢，你叫什么名字呀？” 他说：Michael。 我尝试复述他的名字，好几遍都不成功，因为我总听成“米歇”，最后他耐着性子慢慢说，我仔细听才发现最后还有个音节，嘴要更扁一点，舌头往上垫，才可以念出来，类似“米歇-厄尔”。其实这个名字写出来大家都认识，英文里读作“迈克尔”，无奈德语的发音规则很严格，字母i不会像英文那样有两种读音，结尾的el又一定要发音，所以就成了“米歇-埃尔”。 (more…)
偶然刷到一篇文章，说的是“贵族家长”群体给小朋友安排的活动：冰球、马术…… 我有点诧异，原来“冰球”也被贴上了“身份”的标签。想想自家小朋友的情况：赶上打折花了400多欧元买的全套护具，80元买的二手冰球包，每个月60欧元的俱乐部费用……想了想，似乎很难和“贵族”联系起来。 只不过，他已经坚持打冰球到了第四年，我们的生活确实有不小的变化。写下来，既是对自己有个交代，也可以作为“贵族运动”的现身说法。因为在我看来，如果非要说它是“贵族”运动，也只能“贵”在高（时间）投入、高产出而已。细细想来，我们的生活，已经被冰球深深的影响了。 (more…)
一 很多人关心，我们父子给M写了道歉信之后，对方是否有回应。 答案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回应。不过比较特殊的是，写完信之后德国小学就开始放秋假，学生不用去学校，既然见不到，也就不可能收到任何回应。 老实说，我觉得对方父母是有点反应过度的。这些年我的一条深刻经验是，如果出现分歧、矛盾，越早、在越低的层面直接面对，就越容易解决。许多小的矛盾之所以越闹越大甚至无法收场，往往都是经过了很多演绎、传话，而没有在一开始就开诚布公地面对。 试想，如果自己的孩子收到写着“我要杀了你”的信件，哪怕一开始很惊慌甚至愤怒，但仔细想一想，毕竟还有很多信息是未知的——比如对方是谁，平时言行如何，为何要写这样的信…… 更好的办法或许是先去直接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而不是直接把信交给家长委员会，走“公事公办”的路子。 我当然承认，“公事公办”无可厚非，对方家长也有这样的权利——所谓权利，就是“有资格做对方不喜欢的事情，人家还拿你没办法”。既然有这样的权利，就需要尊重。 所以，“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确是与人相处的重要法则：我不会选择这么做，但我能理解和尊重你这么做的权利。 也有人问，那将来你遇到M的父母，会不会紧张？ 答案是：不会。 (more…)
一 收到S老师邮件的时候，我刚刚胆战心惊地做完第一次德语技术分享，还在享受着同事们的鼓励。猛然间就收到一封邮件：“您的孩子在学校参与了一起性质严重的事件，您必须来学校面谈，请从以下时间段中选择……” 什么？“性质严重的事件”？我揉了揉眼睛，确认自己没有看错。再把这段文字贴到谷歌翻译里，确认自己没有理解错。 我没有看错，也没有理解错，就是“性质严重的事件”。好吧，既然“性质严重”，那谈话肯定是越早越好，最早的日期是第三天。我紧赶慢赶，回信确认了最早可能的谈话时间，虽然德国人通常都不期待能这么快收到回复。 去接他回来的路上，我发现他一切正常，完全看不出任何异样。于是，我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只是依照惯例，问他当天发生了什么，在学校开心不开心。 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我心生疑惑，看起来和“性质严重”完全不搭边。那会是什么事情呢？ 我又问他，有没有和同学吵架、打架，是不是被人欺负了不敢说。但是，答案全都是“没有”。 我满心怀疑，又按捺不住，直接问：“既然一切都挺好，为什么S老师给我发信，说让我来学校跟她谈话呢？”我担心“性质严重”会吓到他，故意隐去了这个词。 他的满面春风在那瞬间凝固了，喃喃低语道：“好吧，原来是那件事，我还以为她不会跟你说。” (more…)
在2024年之前，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还可以加入乐团，甚至参加音乐会演奏。我只是个普通中年人，在之前文章里说过，上世纪八十年代随大流弹了十年手风琴，考过六级（当时最高八级）之后就彻底放弃了。直到二十多年后，在上海工作时才重新开始弹琴，当时有幸跟夏老师学了两年，打开了感官，懂得了音乐的世界远远比考级要广阔和美妙。再往后，就是自己看Youtube学习了一些乐理知识。因为德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很多音乐学校，2023年末，我给本市的音乐学校写信，询问是否可以参加手风琴课程。通过回信我才知道，原来不只是“每个城市都有很多音乐学校”，而且“每个城市都有很多乐团”，哪怕是手风琴乐团。就这样，阴差阳错的，2024年初，经过简单的试奏，我加入了本市的手风琴乐团。虽然我是乐团新人，仍然有很多要学习的，但是一年下来，确实有不少感受。如果读者朋友也对音乐感兴趣，或者想让孩子学习音乐，也许我的感受可以提供一些参考。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