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看市场

前些年“经济学帝国主义”颇为流行的时候，网络上一些“经济学票友”在四处“叫嚣”：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经济学不能解释的吗？说起来，似乎真没有什么经济学不能解释的事情。我还记得一个典型的解释：为什么我们要讲道德，比如路上见到他人跌倒要扶起来？答案是：如果我们都不去扶跌倒的人，那么人人出门都必须全副武装以防止跌伤，相对这种代价，我们“理性”选择了代价更小的互助模式，这就是道德。这个解释说得通，但总让人觉得别扭，我们真的比较过“全副武装出门”的选项，然后才做出这种理性的选择吗？如果道德是经济理性的选择结果，为什么很多经济学票友又要忽略甚至否定道德呢？

别扭归别扭，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很多解释终究还无法辩驳，其经典套路是：界定某物的所有权，然后拿到市场上出价，价高者得，这样资源就得到了最有效利用。既然资源是有限的，需求是无限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各种资源都拿来标价出售，既提高了效率，还避免了道德困境。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又经常看到人们对“市场化”行为有各种非议甚至抵制，许多现象似乎不是简单的“不懂市场”就可以解释的。问题究竟在哪里呢？读完了在哈佛开设著名的“公正”课程的桑德尔教授的新书《金钱不能买什么》，获得了一些新鲜的视角。

《金钱不能买什么》以排队现象开头。在中国的医院里，因为挂号费很便宜，人人都挂得起号，而医疗资源又非常有限，所以自发出现了“号贩子”，把挂号炒到天价，这是典型的“以黑市应对管制”的逻辑。美国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只是做的更精致：你是贵宾，就可以享有特殊等级的服务，或者说你所在的队伍更短；你出更多的钱，就可以有无需排队、随时应召的医生。一切看来都没有问题，但这种逻辑似乎也不是到处能用的，乔布斯再有钱，再天才，最终也没有等来移植肝脏的机会，因为排队的人太多了。

某些广受欢迎的公益性质的演出，也会出现炒票的黄牛，相比医院挂号，这样的行为似乎更让公众愤恨，因为明明是造福普通大众的事情，最后变成了金钱游戏。但是按照经济学的解释，这无可厚非。炒票的结果是“演出门票这种资源得到了最有效的分配”，出的价越高，表明门票对这个人越重要，所以最终买到票的都是最迫切需要票的人。但是我们也看到，许多演出的高等级票虽然卖光了，现场却空出大把的座位，反倒是普通座位基本没有浪费。难道我们能说，买到高价票但不去的人，看演出的迫切程度要高于买不到普通票却不缺席的人？

进一步说，不同人的“出价”，真的可以完全准确反映大家的“迫切程度”？桑德尔教授的答案是否定的，在他看来，出价除了受到需求迫切程度的影响之外，同样受到经济能力的限制。假设一个是百万富翁，一个是普通工人，两者在赚钱能力上当然相差迥异，但这种差距能不能“自然地”过渡成为其它方面的限制？假如工人非常热爱音乐，但音乐会的门票被炒高，他承受不起只好放弃，百万富翁毫无音乐细胞，却能轻松买下高价门票。这时候，我们能说“富翁出价更高，所以对音乐会的需求更迫切”吗？

还有时候，用金钱来“明确”地衡量需求，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桑德尔继续举例说，瑞士议会曾经决定将核废料埋藏在国内某个地方，民调显示当地大多数居民能接受这个安排。注意，这时候是没有经济补偿的。一旦给予经济补偿，而且补偿的额度还相当高，当地居民反倒不愿意接受了。原因在于，之前他们多少有一些荣誉感，视之为某种国民义务；提供经济补偿之后，大家的感觉变了，出卖健康换取金钱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可接受的。另一个例子来自幼儿园，家长们往往不能按时接孩子回家，这段时间只能让老师代为看管，许多家长因此感到愧疚。但是改为由迟到的家长向老师提供经济补偿，接孩子的准点率却更糟糕了，因为家长的感觉变成“反正出了钱，去晚一点无所谓，大不了多出点钱”。

基于上面这些分析，桑德尔教授对“使用市场规则来解决问题，促使资源得到最有效利用”的说法提出了几点批判：第一，它是建立在功利主义之上的，认为不同人间的需求可以用出价区分轻重缓急，削弱轻需求，满足重需求，其实增进了总的福利，但是，这种比较并不总是成立的，出价不仅仅反映需求，还受出价能力的限制，而且很多问题上，福利本身是不可加总计算的；第二，它假设，市场规则运用之后，资源本身没有任何变化，认为公益音乐会的低价门票和黄牛炒出来的天价门票“都只是一张门票”，但是很多时候两者并不能“完全等同”，桑德尔引述了英国社会学家蒂特马斯对英美两国献血机制的研究，美国完全采用市场机制，而英国还保留了无偿献血，从经济和实际角度看，英国的血液采集系统运行得更好，因为“血液变成商品，侵蚀了人们玄学的义务感和利他精神”；第三，它假设在当前问题上不应当动用道德这种稀缺资源，所以许多经济学解释完全“不谈道德”，或者要求“把道德留给更重要的事情”，但是，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未必需要在某个具体问题上“节约”，更何况，在某处节约下来的道德，不一定能在其它场合派上用场。

除了批判为市场辩护的逻辑，桑德尔更进一步，指出“市场规则的扩散”至少造成了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基于传统的“公正”角度，金钱并不总能买来“公正”，除去前面举的分配音乐会门票的问题，还有很多其它例子，比如在环境优美的风景区乱扔垃圾，会被课以不菲的罚款，但不能因为罚了款就认为乱扔垃圾的行为无可厚非；其次是因为金钱会“贬损”原有的事物，桑德尔举的例子是送礼，价值一百块钱的称心礼物和一百块钱，我们更希望得到饱含心意的礼物，直接送钱则大大削弱了送礼的效果，但送礼人往往认为挑选礼物是件颇费心思的事情，他们更愿意直接给现金，于是礼品卡就应运而生了，一方面它省去了挑选礼物的麻烦，另一方面它又避免了赤裸裸现金“低人一等”的尴尬，所以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礼品卡都大受欢迎。另一个例子是“道歉公司”，面对道歉我们本应该心平气和，可是一旦知道自己面对的道歉是别人花钱雇来的服务，任何人心里都会大为光火吧。

当然，即便桑德尔有这样那样的担心，市场的逻辑还是渗透到了各个领域，越来越多的各种资源被视为商品，标上价格出售：在我们目力所及、耳力所及的地方充塞着广告；球场也纷纷开设了豪华包厢，再也不理“美国民主的一大特征就是在运动场看台上大家是不分阶级的”老传统；各种公共市政设施纷纷出售冠名权，甚至警车也可以贴上商家的标识以收取赞助费补贴开支，公司可以为员工购买保险，这样员工的死亡就可以让公司受益，家属反倒成了局外人……所以桑德尔最后写道：市场问题最终成为一个有关我们想如何生活在一起的问题。我们想要在一个所有东西都待价而沽的社会里生活吗？或者说，是否存在这某些金钱不能买，以及市场无法兑现其价值的道德物品和公民物品？

对这个问题，桑德尔没有给出终极的答案，但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分析，这些分析远远强过国内无差别主张“市场能最有效率配置资源”的“市场原教旨派”，因为他至少提示我们思考市场逻辑的前提是什么，“市场化”之后的资源发生了哪些变化，市场和道德的关系是什么。而且，尽管桑德尔对市场逻辑提出了一些站得住脚的质疑，也有一些问题是他没有考虑，或者我无法想象他会如何解释的，比如美国就根据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设想，用雇佣兵全面取代了义务兵，战斗力似乎上升了。再者，对“如何分配稀缺资源”之类的问题，虽然市场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果面临“必须分配不可”的局面，我们尚且拿不出其它的可行办法，比如土地公开拍卖制度，至少切断了之前大量“内幕操作”的路？依靠道德吗？生活在当下的中国人，对道德的“规范作用”基本是毫无信任的，所以在中国，市场化的程度似乎异乎寻常地快，一切都无可辩驳也无可回避地被切割、标价、出售，支持者膜拜在市场脚下，反对者却走向另一个极端，怀念起计划经济时代，而一直提不出有分量的批评。然而我想，人类总是要向前发展的，总是要解决新问题、想出新办法的。多一点像桑德尔这样的思考，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