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领导要不要写代码？这是一个问题。
我刚工作的时候就听说，程序员（那时候还没有“码农”的说法）是吃青春饭的，到30岁就熬不了夜写不动代码了，所以要尽早转管理岗。相应的，如果你走上管理路线成了技术领导，自然就不必干写代码这种低级重复的体力劳动了。所以当时自己代码写得很多，技术能力增长很快，但总感觉有点别扭。那感觉就像，你能把车开得又快又熟练，最终只是为了能按时到达机场赶上飞机。然后，你就再也不用开车了。
不过无论如何，赶上飞机看来是更高级的选择，为了它，放弃苦心修炼的车技也可以接受罢。
但是等我真正走上管理岗位，才发现事实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当时公司的业务增长飞快，支持业务的系统却是几年前“一锤子买卖”的外包项目，更要命的是技术团队的人员组成和工作习惯还处在作坊状态。从我的角度来看，四下里全是大坑，填坑的速度慢得让人着急，在此过程中还经常挖下新坑……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从没有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写过那么多代码。几年后大家查提交排名，我的名字仍然第一。好在我的努力没有白费，系统终于没有垮掉，顺利回到正轨。
当时我身为技术领导，除去招人、定流程、做运维，还花了大量时间写代码，这样的做法是对的吗？如果是对的，后来我再没有写过那么多代码，好像也与“不称职的领导”无缘，甚至还被夸奖过“忍住放手让下属去做事，锻炼了组织”，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很长时间里我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发现大家的说法也大不相同。有人言之凿凿“不写代码的好领导不是好领导，因为只有自己写的代码才心里有底”，也有人斩钉截铁“当了领导还写代码是对不起公司，公司发给你领导的工资不是让你敲代码的”。
大家的观点水火不容，所以或许这个事情并没有统一的答案，只有回到具体问题才有答案。我能确定的是，在我当时所处的情况下，自己不写代码系统肯定会瘫痪。但是跳出来看，又不能说“领导要写代码”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以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下面说说我的“具体”看法。
首先要确信的是，写代码不是丢脸的事情。为了心平气和地理性讨论，我们应当摒弃那些天然带有强力感情色彩的词语，比如“码农”，同样也要注意摘掉其它的有色眼镜。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再复杂的算法，再精妙的系统，也必须输入一行行代码来实现的。这就好比写文章，文笔再好的人，也得自己一个一个字地把文章敲出来。
其实这个比喻还不是那么合适，敲键盘是个“标准化”的过程，不存在“打字质量”的问题。写代码更像“创意”，比如多个程序，有同样的输入和同样的输出，但是这些程序到底能应付多少异常情况，有多么稳定，效率差多少倍，离开代码是很难发现的。正因为程序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代码的实现，所以写代码是必须的工作环节，写好的代码更是非常值得追求的目标。
其次，技术领导不是什么“高人一等”的角色。软件的“软”就在于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很多时候不能从现实生活中照搬模型，只能靠思维和经验去把握。技术领导肩负着更大的职责，就应当有更深厚的经验与更严密的思维，才能保证软件开发的效果。单薄的专业经验加上发号施令的权力，这样的组合在其它行业或许能当领导，但在软件开发行业充其量只能诞生不称职的技术领导。埃里克·施密特在《How Google Works》里面写道，Google需要的是既有领导才能又有自己实现能力的“创意精英”，我也觉得这种人是技术领导的最佳人选。
既然“写代码”不丢脸，“技术领导”也非高人一等，也就没有必要把两者对立起来。所以我们不妨放宽视界看看更要紧的问题：技术领导这个角色，究竟应当干什么？
可以肯定的是，技术领导领导的是技术团队，所以要对整个技术团队的工作负责。下面我们用简单的模型来分析技术团队的工作。
A是很不错的程序员，写代码速度是2，是普通程序员的2倍，代码质量是1.5，是普通程序员的1.5倍。他对自己的状态比较满意，认为“搞开发就得是这样”。确实，他的生产率是普通程序员的3倍（2×1.5），他也确实很棒。
A的表现获得上级的肯定，于是升任技术领导，领导3个普通程序员开发程序。如果大家的工作都保持不变，那么团队生产率是 2×1.5 + 1×1×3 = 6。
但是A升任领导之后，必然要花很多时间去做写代码之外的事情，不再保持“个人贡献者”的角色。我们假设他花了一半的时间去做其它事情，而代码质量保持不变，那么他的生产率降低为 (2×0.5)×1.5 = 1.5，A的生产率下降了很多。
A应当记住，现在自己不是“个人贡献者”了，所以应当关心团队的生产率。如果团队的生产率不变，那么整个团队的是(2×0.5)×1.5 + 1×1×3 = 4.5。这几乎是最坏的情况，技术领导被琐事缠身无法做出贡献，团队的生产效率因此降低。
但是，如果A再减少自己写代码的时间到0.8，把省下来的时间用于制定开发规范、砍掉不合理需求、搞活团队气氛等等，情况就会不一样了。假设A的一系列安排，让其他3个程序员的写代码速度提高到1.3，代码质量提高到1.3。
对很多技术出身的技术领导来说，这种状态往往不让人满意，因为看不上其它程序员写的代码，总归要自己写才放心。但是，这时候团队的生产效率却变成了 0.8×1.5 + 1.3×1.3×3 = 6.27，反而高于最初的6.0。团队生产率的提高正是公司对领导者的期望与考核标准。所以这个技术领导或许自己不满意，却是称职的。
这个道理我之前在《领导的对象，是人还是任务》中讲过。领导的对象既不是单纯的人也不是单纯的任务，而是以人为媒介，驱动团队成员去完成更复杂的任务。
所以如果你是程序员出身的技术领导，一定要区分“自己”和“团队”，你要考虑的不是怎么让自己写得更快更好，而是怎么让大家都写得更快更好。只要你能持续提升整个团队的生产效率，你就是称职的，哪怕“看不上”其他人的代码，也得忍住。
在上面的例子里，如果你能把剩下3个程序员写代码的速度都提升到1.5，代码质量都提高到1.4，总生产率就有 1.5×1.4×3 = 6.3。这时候技术领导一行代码也不写，而且下属写代码的水平仍然赶不上自己，团队的生产率提高却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当然你还有其他办法，比如优化人员组合引入用生产率与自己相同甚至比自己更高的程序员，这样的效率更高了。
当然，“一行代码也不写”多半是理想情况，许多时候技术领导还是必须要写代码的，因为软件开发终究是手艺活，大家认同的也是手艺。所以很可能会出现下面的情况：团队很缺某方面的开发经验或能力，除了技术领导之外暂时没人能对付；或者某个程序员不服气或者不理解某个决定，不能用头衔而只能用代码来说服和阐释……
除了这些“必须”的情况，我也主张技术领导“应当”写写代码。软件开发这个行业还太年轻，层级隔离做不到那么好，只说不写是找不到感觉的，而很多技术决策的依据正是这种感觉。所以我每次接手新的项目和团队，通常都要把代码全都看一遍心里才有底，自己提交几个功能才算找到了感觉。
这样看来，“技术领导要不要写代码”这个问题没有统一的答案。所以有时候你不得不忍住“让我来写”的冲动，有时候你又不得不忍住恶心亲自动手。
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写代码而且不愿意放弃写代码能力的技术领导更可爱。程序员大多是单纯的，一起写代码，哪怕只写几个功能，也会告诉大家“我不是来发号施令的，而跟你们一伙的”。
From Life Sailor, post 技术领导要不要写代码？
之前我写了一篇《坚持了两年之后，小朋友突然不想去打冰球了…》，本来是无心之作，没想到收到了很多留言，我自己也获益不少。 本来，我以为解决了小朋友的问题，此事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的是，暑假过后，冰球训练重开，他又老调重弹：“我不去了，我不想打冰球了……”。 这可叫我如何是好？听到他嘟嘟囔囔说这一切的时候，我心里百感交集。 成年人的生活里总是有忙不完的事情，对应的，也希望一切井井有条、按部就班。因此，这样“意外”的变数，总是第一时间让人心生无奈和烦恼：天哪，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 不过，基于之前的经验，借鉴大家的留言，这次我显然更有心理准备一些，起码不会慌乱。 之前我写过，如果父母多阅读一些高质量的育儿专著，有助于把自己的期望水平“降”到合适的程度，就不会那么焦虑甚至抓狂。 (more…)
认识Michael很偶然，但我也很幸运，因为我见证了一个“打冰球的好孩子”的成长。 最早认识Michael是在冰球队的夏季体能训练上。那时候这群孩子还只有六岁左右，每次训练都是家长送来，在旁边观看陪伴，再接回家。但是，我很快发现有个孩子不一样，家长送他来就回家，他靠自己换好全身装备，训练完自己洗澡更衣，再由家长接回去。看起来，他好像完全没有其他孩子那种“害怕独处”的感觉。 于是我问他：“小朋友，你这么勇敢，你叫什么名字呀？” 他说：Michael。 我尝试复述他的名字，好几遍都不成功，因为我总听成“米歇”，最后他耐着性子慢慢说，我仔细听才发现最后还有个音节，嘴要更扁一点，舌头往上垫，才可以念出来，类似“米歇-厄尔”。其实这个名字写出来大家都认识，英文里读作“迈克尔”，无奈德语的发音规则很严格，字母i不会像英文那样有两种读音，结尾的el又一定要发音，所以就成了“米歇-埃尔”。 (more…)
偶然刷到一篇文章，说的是“贵族家长”群体给小朋友安排的活动：冰球、马术…… 我有点诧异，原来“冰球”也被贴上了“身份”的标签。想想自家小朋友的情况：赶上打折花了400多欧元买的全套护具，80元买的二手冰球包，每个月60欧元的俱乐部费用……想了想，似乎很难和“贵族”联系起来。 只不过，他已经坚持打冰球到了第四年，我们的生活确实有不小的变化。写下来，既是对自己有个交代，也可以作为“贵族运动”的现身说法。因为在我看来，如果非要说它是“贵族”运动，也只能“贵”在高（时间）投入、高产出而已。细细想来，我们的生活，已经被冰球深深的影响了。 (more…)
一 很多人关心，我们父子给M写了道歉信之后，对方是否有回应。 答案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回应。不过比较特殊的是，写完信之后德国小学就开始放秋假，学生不用去学校，既然见不到，也就不可能收到任何回应。 老实说，我觉得对方父母是有点反应过度的。这些年我的一条深刻经验是，如果出现分歧、矛盾，越早、在越低的层面直接面对，就越容易解决。许多小的矛盾之所以越闹越大甚至无法收场，往往都是经过了很多演绎、传话，而没有在一开始就开诚布公地面对。 试想，如果自己的孩子收到写着“我要杀了你”的信件，哪怕一开始很惊慌甚至愤怒，但仔细想一想，毕竟还有很多信息是未知的——比如对方是谁，平时言行如何，为何要写这样的信…… 更好的办法或许是先去直接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而不是直接把信交给家长委员会，走“公事公办”的路子。 我当然承认，“公事公办”无可厚非，对方家长也有这样的权利——所谓权利，就是“有资格做对方不喜欢的事情，人家还拿你没办法”。既然有这样的权利，就需要尊重。 所以，“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确是与人相处的重要法则：我不会选择这么做，但我能理解和尊重你这么做的权利。 也有人问，那将来你遇到M的父母，会不会紧张？ 答案是：不会。 (more…)
一 收到S老师邮件的时候，我刚刚胆战心惊地做完第一次德语技术分享，还在享受着同事们的鼓励。猛然间就收到一封邮件：“您的孩子在学校参与了一起性质严重的事件，您必须来学校面谈，请从以下时间段中选择……” 什么？“性质严重的事件”？我揉了揉眼睛，确认自己没有看错。再把这段文字贴到谷歌翻译里，确认自己没有理解错。 我没有看错，也没有理解错，就是“性质严重的事件”。好吧，既然“性质严重”，那谈话肯定是越早越好，最早的日期是第三天。我紧赶慢赶，回信确认了最早可能的谈话时间，虽然德国人通常都不期待能这么快收到回复。 去接他回来的路上，我发现他一切正常，完全看不出任何异样。于是，我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只是依照惯例，问他当天发生了什么，在学校开心不开心。 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我心生疑惑，看起来和“性质严重”完全不搭边。那会是什么事情呢？ 我又问他，有没有和同学吵架、打架，是不是被人欺负了不敢说。但是，答案全都是“没有”。 我满心怀疑，又按捺不住，直接问：“既然一切都挺好，为什么S老师给我发信，说让我来学校跟她谈话呢？”我担心“性质严重”会吓到他，故意隐去了这个词。 他的满面春风在那瞬间凝固了，喃喃低语道：“好吧，原来是那件事，我还以为她不会跟你说。” (more…)
在2024年之前，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还可以加入乐团，甚至参加音乐会演奏。我只是个普通中年人，在之前文章里说过，上世纪八十年代随大流弹了十年手风琴，考过六级（当时最高八级）之后就彻底放弃了。直到二十多年后，在上海工作时才重新开始弹琴，当时有幸跟夏老师学了两年，打开了感官，懂得了音乐的世界远远比考级要广阔和美妙。再往后，就是自己看Youtube学习了一些乐理知识。因为德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很多音乐学校，2023年末，我给本市的音乐学校写信，询问是否可以参加手风琴课程。通过回信我才知道，原来不只是“每个城市都有很多音乐学校”，而且“每个城市都有很多乐团”，哪怕是手风琴乐团。就这样，阴差阳错的，2024年初，经过简单的试奏，我加入了本市的手风琴乐团。虽然我是乐团新人，仍然有很多要学习的，但是一年下来，确实有不少感受。如果读者朋友也对音乐感兴趣，或者想让孩子学习音乐，也许我的感受可以提供一些参考。 (more…)
View Comments
谢谢你的分享
感谢分享，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