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亮医生离开我们已经两天了，难受之余，我实在忍受不了蝇营狗苟之辈泼脏水的行为。所以，本文需要阐述两个问题：第一，李文亮医生是堂堂正正的吹哨人；第二，李文亮医生值得多一倍的崇敬。
首先，李文亮医生并没有捏造信息。
关于感染病毒肺炎，而且此肺炎与SARS高度相似的消息，并不是李文亮医生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在医学交流中获得的信息，而且他看到了化验报告。他告诉大家的消息里，地点、人数、症状都没有问题，至于是不是SARS，从后来的许多报道里可以看到，当时许多医生都得到了消息，在私下讨论，有人说是“新非典”，有人说是“类SARS”，名称并不影响大家表达的意思。值得一提的是，李文亮医生在首次提醒一小时之后又告诉大家“冠状病毒感染确认了，正在进行分型”，这是更准确、更客观的表达。
其次，李文亮医生吹哨的直接受众都受益了。
李文亮医生提醒他的同门，让大家注意防护，用词科学谨慎。而且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报道说，同一个群里的人因此惊慌失措，甚至有报道说，许多人因此提前做好了防范工作，提升了防护等级，采购了防护用具，因此没有被病毒感染。如果有更大范围的影响，李文亮医生在接受采访时也说了，那是“聊天记录被人断章取义”所导致。
以理性思考，如果一条消息，距离最近的、最直接的接收人都受益了，距离远的、转好几道手的接收人或许产生了恐慌（看报道，不少人因此改了行程，反而受益了），板子应该打在谁身上？起码不应该打在发布者身上。
退一万步说，整个事件里唯一没有受益的，恐怕就是李文亮医生本人，而且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这，正是让我觉得最遗憾，也最难过的。
再次，李文亮医生和张继先医生不能简单类比。
没错，张继先医生发现问题之后也及时上报了，确实很值得钦佩，值得表扬。但是，公共卫生的“哨子”不应该只有一个，不能说因为张继先医生是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就不能是吹哨人。“吹哨人”的名誉也不应该是一块蛋糕，如果李医生分得多了一点，张医生就只能分得少一点。
何况，张继先医生与李文亮医生的角色完全不同。张医生是重症与呼吸科的科室主任，上报之后没有得到及时答复，她还有权力要求科室同事加强戒备，储备防护服和口罩，提高防护等级。而李文亮是普通眼科医生，他没有权力要求其他人提高戒备，他能做的也只有提醒同门师兄弟注意防护。从报道看，他也上报了信息，但设身处地想想，眼科医生上报呼吸科病例能引起多少重视？照道理说，不会比鲁菜厨子报告川菜的花椒有问题更有影响。
有许多蝇营狗苟的帮闲，伪装出一副理性的脸孔，告诉大家“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我想说，请放下你们故作高明的猜测，拿出证据和逻辑来，告诉大家依据什么法规第多少条，李文亮医生的哪一点做得不对，应该如何改正？如果当时你是李文亮医生，你应该如何做，才能既不让帮闲挑出毛病，又尽可能保护身边人？
不要告诉我“应该及时上报，不行就越级上报，但绝对不要平级议论”，因为这实在是一个最冷血、最残酷的答案。——如果明明发现了重大隐患或者危险，但只会向上反映，却绝不对身边人透露半个字，眼睁睁将他们置于危险之中，对于这种人，立地绝交，唾弃一辈子，无疑是最理性的选择。
在我看来，李文亮医生与其它“吹哨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一月下旬他敢于站出来实名接受采访，还原事情的来龙去脉，坚持自己的良知。
我认识有类似经历的朋友。之后再遇到记者采访，要么噤若寒蝉，要么避而远之，要么顾左右而言他，或者干脆极尽夸张之能事渲染苦情。但李文亮医生绝不是这样。照道理说，他是党员，他当然清楚“被训诫”意味着什么，更清楚“被训诫之后仍然接受采访，主张自己没有错”意味着什么。但他仍然站出来，实名接受了采访。
在采访里我们看到，他有委屈，认为“自己说的是事实”，不理解为何遭到这样的对待；他有遗憾，“如果早点公开消息，现在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受苦”；他有喜悦，“现在医患关系不如以前，所以病人高兴了我就最开心”；他还有坚持，“如果痊愈了我还要上一线，不能当逃兵”；他更有思考，“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他说了那么多，却绝没有看到一丝不理智的愤恨。
在媒体采访“吹哨”医生的报道里，李文亮医生的报道是最先刊载出来的，后来陆续又出现了其他吹哨人的故事。但在我眼里，李文亮医生的叙述尤其特别，虽然他没有谈任何宏大价值，他的朴实和正直却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李文亮医生拼尽了常人所没有的勇气，说出的却是一句再普通不过的话。这是简单的道理，也是通行的道理：疫情初发的时候，不能只有“可防可控”的声音；在有人吹哨之后，不能只有对“重拳打击”的叫好的声音；哪怕是在被官府扣上“造谣”的帽子之后，仍然可以坚持良知发出自己的声音。
同样可贵的是李文亮医生的父母在接受采访时的表达。请仔细看看他父母是怎么说的：“非常有潜力，非常有才华一个孩子，不像会撒谎会什么的人……我认为我儿子没造谣……我认为我儿子是相当不错的……这不是我做父亲的夸自己的儿子，你可以到他医院，到他同学那里去了解，得外边人说好才是真的好。”
如果这不叫理智，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叫理智。如果这不叫良知，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叫良知。对于这样的理智、良知，我必须致以深深的敬意。如果一重不够，那就再来一重。
李文亮医生不但做了吹哨人，而且做了两次吹哨人。如果他的第一次吹哨是告诉大家提防病毒；那么他的第二次吹哨就在提示我们，尊重常识，尊重良知和理智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又是多么的珍贵。我们可以寻找药物去对抗身体的病毒；但是应该寻找什么，来驱散内心的阴霾？这是李文亮医生留给所有良知尚存者的拷问。
我相信，在这次疫情过去之后，一定会有许多人去到李文亮医生的墓前，献上一束花。我也会去，而且一定要献上两束花。
From Life Sailor, post 吹了两次哨的李文亮医生，请收下我双倍的敬意
之前我写了一篇《坚持了两年之后，小朋友突然不想去打冰球了…》，本来是无心之作，没想到收到了很多留言，我自己也获益不少。 本来，我以为解决了小朋友的问题，此事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的是，暑假过后，冰球训练重开，他又老调重弹：“我不去了，我不想打冰球了……”。 这可叫我如何是好？听到他嘟嘟囔囔说这一切的时候，我心里百感交集。 成年人的生活里总是有忙不完的事情，对应的，也希望一切井井有条、按部就班。因此，这样“意外”的变数，总是第一时间让人心生无奈和烦恼：天哪，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 不过，基于之前的经验，借鉴大家的留言，这次我显然更有心理准备一些，起码不会慌乱。 之前我写过，如果父母多阅读一些高质量的育儿专著，有助于把自己的期望水平“降”到合适的程度，就不会那么焦虑甚至抓狂。 (more…)
认识Michael很偶然，但我也很幸运，因为我见证了一个“打冰球的好孩子”的成长。 最早认识Michael是在冰球队的夏季体能训练上。那时候这群孩子还只有六岁左右，每次训练都是家长送来，在旁边观看陪伴，再接回家。但是，我很快发现有个孩子不一样，家长送他来就回家，他靠自己换好全身装备，训练完自己洗澡更衣，再由家长接回去。看起来，他好像完全没有其他孩子那种“害怕独处”的感觉。 于是我问他：“小朋友，你这么勇敢，你叫什么名字呀？” 他说：Michael。 我尝试复述他的名字，好几遍都不成功，因为我总听成“米歇”，最后他耐着性子慢慢说，我仔细听才发现最后还有个音节，嘴要更扁一点，舌头往上垫，才可以念出来，类似“米歇-厄尔”。其实这个名字写出来大家都认识，英文里读作“迈克尔”，无奈德语的发音规则很严格，字母i不会像英文那样有两种读音，结尾的el又一定要发音，所以就成了“米歇-埃尔”。 (more…)
偶然刷到一篇文章，说的是“贵族家长”群体给小朋友安排的活动：冰球、马术…… 我有点诧异，原来“冰球”也被贴上了“身份”的标签。想想自家小朋友的情况：赶上打折花了400多欧元买的全套护具，80元买的二手冰球包，每个月60欧元的俱乐部费用……想了想，似乎很难和“贵族”联系起来。 只不过，他已经坚持打冰球到了第四年，我们的生活确实有不小的变化。写下来，既是对自己有个交代，也可以作为“贵族运动”的现身说法。因为在我看来，如果非要说它是“贵族”运动，也只能“贵”在高（时间）投入、高产出而已。细细想来，我们的生活，已经被冰球深深的影响了。 (more…)
一 很多人关心，我们父子给M写了道歉信之后，对方是否有回应。 答案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回应。不过比较特殊的是，写完信之后德国小学就开始放秋假，学生不用去学校，既然见不到，也就不可能收到任何回应。 老实说，我觉得对方父母是有点反应过度的。这些年我的一条深刻经验是，如果出现分歧、矛盾，越早、在越低的层面直接面对，就越容易解决。许多小的矛盾之所以越闹越大甚至无法收场，往往都是经过了很多演绎、传话，而没有在一开始就开诚布公地面对。 试想，如果自己的孩子收到写着“我要杀了你”的信件，哪怕一开始很惊慌甚至愤怒，但仔细想一想，毕竟还有很多信息是未知的——比如对方是谁，平时言行如何，为何要写这样的信…… 更好的办法或许是先去直接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而不是直接把信交给家长委员会，走“公事公办”的路子。 我当然承认，“公事公办”无可厚非，对方家长也有这样的权利——所谓权利，就是“有资格做对方不喜欢的事情，人家还拿你没办法”。既然有这样的权利，就需要尊重。 所以，“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确是与人相处的重要法则：我不会选择这么做，但我能理解和尊重你这么做的权利。 也有人问，那将来你遇到M的父母，会不会紧张？ 答案是：不会。 (more…)
一 收到S老师邮件的时候，我刚刚胆战心惊地做完第一次德语技术分享，还在享受着同事们的鼓励。猛然间就收到一封邮件：“您的孩子在学校参与了一起性质严重的事件，您必须来学校面谈，请从以下时间段中选择……” 什么？“性质严重的事件”？我揉了揉眼睛，确认自己没有看错。再把这段文字贴到谷歌翻译里，确认自己没有理解错。 我没有看错，也没有理解错，就是“性质严重的事件”。好吧，既然“性质严重”，那谈话肯定是越早越好，最早的日期是第三天。我紧赶慢赶，回信确认了最早可能的谈话时间，虽然德国人通常都不期待能这么快收到回复。 去接他回来的路上，我发现他一切正常，完全看不出任何异样。于是，我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只是依照惯例，问他当天发生了什么，在学校开心不开心。 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我心生疑惑，看起来和“性质严重”完全不搭边。那会是什么事情呢？ 我又问他，有没有和同学吵架、打架，是不是被人欺负了不敢说。但是，答案全都是“没有”。 我满心怀疑，又按捺不住，直接问：“既然一切都挺好，为什么S老师给我发信，说让我来学校跟她谈话呢？”我担心“性质严重”会吓到他，故意隐去了这个词。 他的满面春风在那瞬间凝固了，喃喃低语道：“好吧，原来是那件事，我还以为她不会跟你说。” (more…)
在2024年之前，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还可以加入乐团，甚至参加音乐会演奏。我只是个普通中年人，在之前文章里说过，上世纪八十年代随大流弹了十年手风琴，考过六级（当时最高八级）之后就彻底放弃了。直到二十多年后，在上海工作时才重新开始弹琴，当时有幸跟夏老师学了两年，打开了感官，懂得了音乐的世界远远比考级要广阔和美妙。再往后，就是自己看Youtube学习了一些乐理知识。因为德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很多音乐学校，2023年末，我给本市的音乐学校写信，询问是否可以参加手风琴课程。通过回信我才知道，原来不只是“每个城市都有很多音乐学校”，而且“每个城市都有很多乐团”，哪怕是手风琴乐团。就这样，阴差阳错的，2024年初，经过简单的试奏，我加入了本市的手风琴乐团。虽然我是乐团新人，仍然有很多要学习的，但是一年下来，确实有不少感受。如果读者朋友也对音乐感兴趣，或者想让孩子学习音乐，也许我的感受可以提供一些参考。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