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亮医生离开我们已经两天了，难受之余，我实在忍受不了蝇营狗苟之辈泼脏水的行为。所以，本文需要阐述两个问题：第一，李文亮医生是堂堂正正的吹哨人；第二，李文亮医生值得多一倍的崇敬。
首先，李文亮医生并没有捏造信息。
关于感染病毒肺炎，而且此肺炎与SARS高度相似的消息，并不是李文亮医生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在医学交流中获得的信息，而且他看到了化验报告。他告诉大家的消息里，地点、人数、症状都没有问题，至于是不是SARS，从后来的许多报道里可以看到，当时许多医生都得到了消息，在私下讨论，有人说是“新非典”，有人说是“类SARS”，名称并不影响大家表达的意思。值得一提的是，李文亮医生在首次提醒一小时之后又告诉大家“冠状病毒感染确认了，正在进行分型”，这是更准确、更客观的表达。
其次，李文亮医生吹哨的直接受众都受益了。
李文亮医生提醒他的同门，让大家注意防护，用词科学谨慎。而且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报道说，同一个群里的人因此惊慌失措，甚至有报道说，许多人因此提前做好了防范工作，提升了防护等级，采购了防护用具，因此没有被病毒感染。如果有更大范围的影响，李文亮医生在接受采访时也说了，那是“聊天记录被人断章取义”所导致。
以理性思考，如果一条消息，距离最近的、最直接的接收人都受益了，距离远的、转好几道手的接收人或许产生了恐慌（看报道，不少人因此改了行程，反而受益了），板子应该打在谁身上？起码不应该打在发布者身上。
退一万步说，整个事件里唯一没有受益的，恐怕就是李文亮医生本人，而且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这，正是让我觉得最遗憾，也最难过的。
再次，李文亮医生和张继先医生不能简单类比。
没错，张继先医生发现问题之后也及时上报了，确实很值得钦佩，值得表扬。但是，公共卫生的“哨子”不应该只有一个，不能说因为张继先医生是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就不能是吹哨人。“吹哨人”的名誉也不应该是一块蛋糕，如果李医生分得多了一点，张医生就只能分得少一点。
何况，张继先医生与李文亮医生的角色完全不同。张医生是重症与呼吸科的科室主任，上报之后没有得到及时答复，她还有权力要求科室同事加强戒备，储备防护服和口罩，提高防护等级。而李文亮是普通眼科医生，他没有权力要求其他人提高戒备，他能做的也只有提醒同门师兄弟注意防护。从报道看，他也上报了信息，但设身处地想想，眼科医生上报呼吸科病例能引起多少重视？照道理说，不会比鲁菜厨子报告川菜的花椒有问题更有影响。
有许多蝇营狗苟的帮闲，伪装出一副理性的脸孔，告诉大家“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我想说，请放下你们故作高明的猜测，拿出证据和逻辑来，告诉大家依据什么法规第多少条，李文亮医生的哪一点做得不对，应该如何改正？如果当时你是李文亮医生，你应该如何做，才能既不让帮闲挑出毛病，又尽可能保护身边人？
不要告诉我“应该及时上报，不行就越级上报，但绝对不要平级议论”，因为这实在是一个最冷血、最残酷的答案。——如果明明发现了重大隐患或者危险，但只会向上反映，却绝不对身边人透露半个字，眼睁睁将他们置于危险之中，对于这种人，立地绝交，唾弃一辈子，无疑是最理性的选择。
在我看来，李文亮医生与其它“吹哨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一月下旬他敢于站出来实名接受采访，还原事情的来龙去脉，坚持自己的良知。
我认识有类似经历的朋友。之后再遇到记者采访，要么噤若寒蝉，要么避而远之，要么顾左右而言他，或者干脆极尽夸张之能事渲染苦情。但李文亮医生绝不是这样。照道理说，他是党员，他当然清楚“被训诫”意味着什么，更清楚“被训诫之后仍然接受采访，主张自己没有错”意味着什么。但他仍然站出来，实名接受了采访。
在采访里我们看到，他有委屈，认为“自己说的是事实”，不理解为何遭到这样的对待；他有遗憾，“如果早点公开消息，现在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受苦”；他有喜悦，“现在医患关系不如以前，所以病人高兴了我就最开心”；他还有坚持，“如果痊愈了我还要上一线，不能当逃兵”；他更有思考，“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他说了那么多，却绝没有看到一丝不理智的愤恨。
在媒体采访“吹哨”医生的报道里，李文亮医生的报道是最先刊载出来的，后来陆续又出现了其他吹哨人的故事。但在我眼里，李文亮医生的叙述尤其特别，虽然他没有谈任何宏大价值，他的朴实和正直却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李文亮医生拼尽了常人所没有的勇气，说出的却是一句再普通不过的话。这是简单的道理，也是通行的道理：疫情初发的时候，不能只有“可防可控”的声音；在有人吹哨之后，不能只有对“重拳打击”的叫好的声音；哪怕是在被官府扣上“造谣”的帽子之后，仍然可以坚持良知发出自己的声音。
同样可贵的是李文亮医生的父母在接受采访时的表达。请仔细看看他父母是怎么说的：“非常有潜力，非常有才华一个孩子，不像会撒谎会什么的人……我认为我儿子没造谣……我认为我儿子是相当不错的……这不是我做父亲的夸自己的儿子，你可以到他医院，到他同学那里去了解，得外边人说好才是真的好。”
如果这不叫理智，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叫理智。如果这不叫良知，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叫良知。对于这样的理智、良知，我必须致以深深的敬意。如果一重不够，那就再来一重。
李文亮医生不但做了吹哨人，而且做了两次吹哨人。如果他的第一次吹哨是告诉大家提防病毒；那么他的第二次吹哨就在提示我们，尊重常识，尊重良知和理智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又是多么的珍贵。我们可以寻找药物去对抗身体的病毒；但是应该寻找什么，来驱散内心的阴霾？这是李文亮医生留给所有良知尚存者的拷问。
我相信，在这次疫情过去之后，一定会有许多人去到李文亮医生的墓前，献上一束花。我也会去，而且一定要献上两束花。
From Life Sailor, post 吹了两次哨的李文亮医生，请收下我双倍的敬意
在上一篇文章里，我列举了一些种族歧视现象的亲身经历，引发了许多读者的讨论。但是让我略感遗憾的是，许多人大概没有注意文章的标题，没有觉察到关键是“比想象的要复杂”，所以直接给出了一个简单的论断。 我的本意绝不是强化已有的简单粗疏的刻板印象，而是希望让大家知道，种族歧视这回事，有许多的侧面和细节。了解这些侧面和细节，有助于我们形成更立体的认知。 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些内容，希望能引发大家的思考。 一 种族歧视是一种最简单粗暴的歧视。 许多人都知道，“歧视”的英文是discriminate，准确的意思是“区别对待”。既然要区别对待，就自然首先必须有办法区分。目力所及，似乎没有人愿意“区别对待”与自己完全同样的人，而总是要先找出一点区别来，再实行区别对待。 所以，种族、口音、家庭出身、经济能力等等各种因素，都可以成为“区别”的指标，由此催生出区别对待。在这些因素当中，种族大概是最容易识别的特征——判断口音需要等对方开口，家庭出身、经济能力等等因素就更是要全面接触才可能了解。唯有种族，具体来说，绝大多数时候是相貌和肤色，是可以远远一眼就望见的。 也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种族歧视特别容易引起反感。 这些年来，我得到的一条重要的生活经验是，如果你希望指出对方的问题，但又不纯粹是为了激怒对方，那么最好不要归因为一些木已成舟，对方无法改变的因素，否则对方多半会恼羞成怒。 举个例子，你觉得某人的口语表达还可以更好一点，完全可以直接给出具体的建议。但是如果从“经济不发达地区来的人就是口语差”，或者“个子矮的人就是没自信心来表达”，那几乎一定会制造矛盾。因为“口语表达”是可以改进的，加以锻炼将来肯定更好，而“不发达地区来的人”和“个子矮的人”就像烙印一样，是无法摆脱的。这种话说出来，对方哪怕有意愿改进，也会觉得无奈甚至恼怒。 种族歧视也是这样，“种族”同样是一种烙印，是无法摆脱的。所以当对某些人的判断与种族挂钩的时候，他或她必然感到无奈甚至愤怒。况且老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人上一万，千奇百怪”。哪怕是同一个种族的人，也可能在肤色、相貌之外完全找不到相同点。先入为主地用种族去对其他人下判断，无论是从情感反应上，还是从逻辑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more…)
去年初的时候，小朋友冰球俱乐部来了个新教练Robo。Robo来自加拿大，总是一副很健谈很乐观的样子，而且很喜欢放音乐，把整个训练场搞得热情四射。最关键的是，小朋友们好像都很喜欢他，不但许多动作耐心示范，对每个人的指导也相当到位。而且，他的英语很好，人又很喜欢开玩笑，所以我们交谈很多，他总是跟我说：“你家的小朋友超级酷的，不要给他太大压力，只要他自己运动起来足够自在，能够持续练下去，就是最好的。” 没想到的是，到去年9月份，Robo忽然神秘失踪了，没有任何征兆，也没有任何说明，就此人间蒸发了一般。问其他的教练，也是语焉不详。小朋友训练完，偶尔会失落地跟我说“好久没看到Robo了，不知道他哪里去了。” 3月份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见到了Robo，虽然当时时间很紧张，只是打了个照面，但我要他留下了联系方式。 当天晚上我问他：哥们，你怎么忽然就不见了，大家都很想你啊。 过会儿我收到他的回复：我也很想念小孩子们，你儿子很酷……我现在没在那个俱乐部了，因为其他几个教练总是或明或暗地针对我，仅仅因为我的肤色，这是我受不了的。 (more…)
注：原文发布于2023年1月16日 到1月份为止，我已经体验了几个月的全远程+共享空间办公了。有不少朋友听说之后很有兴趣，问我到底是什么感觉，所以我简单介绍下个人的体验。 背景 2019年末、2020年初开始在全球流行的Covid-19对远程办公来说，绝对是黑天鹅一般的存在。因为疫情导致的社交隔离措施，极大影响了各大公司的正常运转。 所幸，IT类公司受到的影响比较小，只要求员工“面对屏幕编程”，不必亲临现场。所以，许多IT公司也谨小慎微地开展了远程办公的试验。 从我所知道的结果来看，不少美国公司并不特别喜欢远程办公，比如Google，一旦社交隔离措施有所放松，就忙不迭要求员工回到办公室，盖因为公司认为远程办公严重影响合作效率。 与此相反，不少德国公司反倒是逐渐适应了远程办公的节奏，纷纷降低对员工“到办公室上班”的要求，许多公司甚至可以支持百分百的远程办公。 这里要提到的是，德国公司说的“远程办公”往往是货真价实的“远程”，而不是一些人理解的“家和办公室在同一个城市，只是不用去办公室”而已。 因为德国IT行业缺人严重，而且许多德国公司并没有那么“互联网”，而是依托实业开展业务，所以据我所知，目前不少公司非但没有裁员，反而都在大力招人。 (more…)
注：本文发布于2023年2月6日 最近硅谷几大公司都在裁员，看了些报道，被裁的员工真是不好过。损失经济来源不说，有些人还面临身份问题，这可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 我也留意到，不少被裁的人会不停追问自己：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这样的不幸会降临到我头上？…… 实话说，我挺能理解这种态度。这挫折如此巨大，似乎又来得全无预兆，不由得让人对命运、对人生、对世界产生深重的怀疑。尤其是对已经走入社会，取得一定成就（如果非要抠字眼，那就用“进展”吧）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但是我更想说，如果被裁员了，当务之急是赶紧找到下一份工作，哪怕只是机械地行动。要知道，成年人找工作，容不下那么多愁善感。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有切身经历为基础的。之前我讲过找德国工作的经历。最开始是信心十足的，因为虽然毕业多年，手艺没丢，基础还在，随时打开leetcode，中等难度题目基本都不在话下，不但能解对，解法也基本接近最优。既然网上都说“刷题就能找到工作”，估计自己应该没大问题。 没想到真的找起工作来，仍然充满了意想不到的挫折。如果不相信，我且举几个例子吧。 (more…)
虽然早就听说《园丁与木匠》是关于育儿的好书，但一直没开始读。最近终于翻开这本书，才发现属于“拿起就很难放下”的类型，加班加点读完，收获不少。 关于这本书的价值，已经有许多书评讨论过了，所以我想略过微言大义、长篇大论的叙述，谈谈我印象最深，也是最打动我的三点细节。 第一，儿童的学习方式 小孩子觉得拧螺丝很好玩，想自己动手拧一颗螺丝。于是，他打开了工具箱，对着琳琅满目的工具，他不知所措。一会儿摸摸钳子，一会儿试试扳手……这时候，旁边的父母应当怎么办？ 在大多数情况下，父母大概会直接告诉孩子，“亲爱的，你应该用螺丝刀，来，我告诉你”。耐心一点的父母，大概会潜心观察一段孩子的举动，再设法“引导”他到正确的工具上来。在父母眼里，孩子当然不可能一开始就找对正确答案，所以做各种尝试也是情有可原。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应该“在错误的路径上摸索太久，浪费时间”，应当“迅速识别出正确的答案”。 无论父母有多少耐心，在他们眼里，孩子找到拧螺丝的工具的过程，都是个“不断接近正确答案”的过程。这个过程越短，孩子就越“聪明”，或者说“学习效率”就越高。 (more…)
陈皓（Haoel，网名“左耳朵耗子”）上周六因为突发心梗去世了，享年47岁。 我跟他虽然聊过好些次，但只是微信好友，从未见过面。回看微信记录，当年稀松平常的一声“再见”，已经成了“再也不见”。 许多人在缅怀他，许多文章提到他的时候，会用到“骨灰级程序员”、“技术大牛”这样的称呼。但如果仅仅用这两个词描述他，断然难以解释，为什么他的突然去世，会引发互联网上怀念的狂潮。 所以，我更愿意按照自己的经验，把他描绘为“有坦诚追求，兼具趣味、操守、胸怀的技术人”。恰恰是因为这样的人在这个年代太稀少，而这些品质又让众多人赏识和受益，大家才会如此地怀念他。 这个年代，做技术（仅指狭义的IT）的人很多，愿意分享的人也不在少数，其中不少还可以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 但是，若仔细去看他们分享的内容，总感觉不够真诚。总感觉作者希望往高深了靠，目的也没有那么纯粹。你若提一些小白问题，迎来的往往是“你怎么连这都不知道？”的反问，或者“要谈这个问题，你先去看几本书再说吧”。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无数的初学者也往往因此打了退堂鼓。 但是陈皓的分享不同。我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有人提起，他分享——更准确说，是“创作”——的内容质量很高，而且总能做到“深入浅出”。哪怕是小白读者，看完也确实能有收获，如果还有兴趣，更可以跟着文末的链接，顺藤摸瓜探究更广阔的世界。 这让我想起我佩服的一位记者说的：记者写文章的最高境界，就是不表达自己的观点，因为记者的观点应当来自于他的素材。只要把这些素材摆出来，读者读完报道，观点就自然形成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对素材有足够的信心和把握，外加真诚和坦荡。 能做到这一点的记者，着实不多。陈皓虽然不是记者，他写的技术文章却能让读者得到类似的结论——要知道，技术讨论往往是非常容易擦枪走火的——可见他运用素材和逻辑的功力，以及更重要的，他的真诚和坦荡。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