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就知道，在“反思二战”这个问题上，德国和日本是截然不同的。日本是反面典型，因为“始终没有彻底反思”，靖国神社问题，慰安妇问题始终没有终结；而德国是正面典型，有纽伦堡大审判，有勃兰特的“华沙之跪”，历史罪恶已经得到彻底清算。
那么，为何德国与日本会截然相反呢？
我听到过好几种流行的说法。有人说，因为“德意志民族是善于思考的民族，历史上出现了很多哲学家、科学家”，所以“德国的反思当然更深刻更到位”；也有人说，德国二战后被美国占领，“反思战争罪行”成了占领军安排的任务，所以才能做到彻底……
我一度觉得这些说法都有些道理，但隐隐绰绰，又不知道到底哪个对哪个错，哪个更重要，哪个更不重要。直到来德国生活，认真看了一些德国历史，又与各种人交谈，我才终于发现，所谓德国“反思”的故事，很多都是神话，过于美好，却不切实际。
下面，我来罗列几个广泛流行的神话。
我曾经听到很多关于纽伦堡大审判的溢美之词，大致意思是，即便盟军胜利了，打败了德国法西斯，仍然坚持了程序正义，通过公正的审判来清算纳粹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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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纽伦堡大审判确实很重要，可以算作“清算历史”的起点，而且由英美法苏四国联合设立法庭的做法，也为日后的国际法奠定了基础。
但是，它也没有“那么重要”，主要有以下几个理由：
苏联参与设立了法庭，而东线战争异常残酷野蛮，苏军攻入德国之后的某些作为也确实不堪，所以许多德国人认为纽伦堡大审判不过是“胜利者的正义”而已。换句话说，“你赢了，你怎么说都有理”。
纽伦堡审判的对象只有24名纳粹的高层人物，并没有继续发动大规模的清算。实际上，据我读到的资料，盟军一开始确实准备发起大规模的清算。但是盟军很快发现，事实远比想象的复杂，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比如精通德语的盟军士兵很少，所以无法仔细甄别关于纳粹的材料。又比如有些受害者夸大了自己的苦难，达到报仇的目的。
再比如许多德国人声称自己是“被迫加入、奉命行事”，直接把他们都解职，会导致整个治理体系的崩溃——伊拉克之所以在萨达姆倒台之后陷入长期动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军“棋出昏招”，解除了所有阿拉伯复兴党员的职务，而许多人之前不过是普通的行政官僚，把他们全部解职，造成大量有能量的人心怀不满，游荡于社会之中，治理体系的真空又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填补。
所以，虽然有纽伦堡大审判，也只限于戈林、里宾特洛普等人，并没有继续发起大规模的清算。迅速到来的冷战，让“保持政权稳定”成了重要目标，许多前纳粹分子得以继续任职于政府、司法、教育系统，这些人对过去的历史保持了长时间的沉默，这也就是后来德国所说的“沉默的一代”。
1970年2月17日，时任西德总理勃兰特在访问华沙时，在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前双膝跪倒。这一举动震惊了世界。在中文圈里，勃兰特的这一举动赢得了无数溢美之词，象征着德国人对历史的彻底反思，也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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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华沙之跪”的意义未必那么重大，起码在当时就有很多不同意见。
1970年，正是冷战的高峰年代，勃兰特任职的联邦德国位于资本主义阵营，而波兰位于社会主义阵营。在双方对峙、高度紧张的年代，西德诞生了日后影响深远的“东方政策（Ostpolitik）”政策，即保持自己外交政策的独立性，主动与社会主义阵营接触，缓和矛盾，发展经济。波兰既是遭受二战巨大痛苦的国家，也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国家，因此是“东方政策”早期的重点。缓和了与波兰的关系，就可以缓和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
勃兰特的“华沙之跪”，就发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虽然勃兰特的下跪是真诚的（那并非他事先计划好的，而是出于强烈的情感自发做出的），也赢得了波兰的赞赏。但是在德国国内，以及世界各地，仍然引发了许多不同的声音。
在联邦德国，左翼人士纷纷赞扬勃兰特的举动，但保守派人士则对此批评有加，认为这一举动是“不必要的”，甚至是“屈辱的”，因为德国二战后已经付出了足够多的赔偿，不应当继续背负这样的道德枷锁。对应的，勃兰特的支持率在那段时间也发生了波动。
在民主德国，勃兰特的举动更是引发了政府的强烈批评。他们认为，这是“西德政府的虚伪表演”，是“资本主义为了获得国际声誉”的诡计。
我之前曾经介绍过德累斯顿的复杂历史，那确实说明，“历史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西德的教科书把纳粹归到“极权主义”的阵营里，和斯大林扯上关系；东德的教科书则宣扬纳粹是“资本主义的终极阶段”，与西方的堕落政权是沆瀣一气的——既然如此，当然不能容许西德人在反思纳粹的问题上高人一头、先走一步。
尽管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复杂，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勃兰特的“华沙之跪”仍然保持了足够的分量，而当年的各种争议，哪怕一时间甚嚣尘上，也终究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这个故事也提醒我们，凭着良知去做事，究竟有多么重要。
据说，德国之所以能彻底清算纳粹的罪行，正是因为德意志民族善于自我反思。
真实情况说，经历了二战的那一代人，似乎并不希望“反思”。
就像上文所说，德国人有所谓的“沉默的一代（Die Schweigende Generation）”。他们在纳粹统治时期成长，成为战后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他们专注于重建国家和社会，回避谈论自己或亲人在那段时间的角色和经历，仿佛那段历史从来没有发生过。
不过，他们终究没有逃脱历史的鞭挞，这鞭挞恰恰来自他们的后辈。
事情要从1963年说起。
1963年发生在法兰克福的奥斯维辛审判（Auschwitz-Prozess），在反思纳粹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当时，西德的检察官Fritz Bauer因为收集了足够多的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证据，决定发起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纳粹罪行的审判。
审判一共持续了两年的时间，审判的对象是22名仍然在世的，当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工作的德国人，不过他们大多是低阶官员、警卫、医生等等，而不像纽伦堡大审判一样，针对高层。奥斯维辛审判中，有三百多名证人出庭，甚至包括两百多位奥斯维辛的幸存者。
翔实的证据，详细的证词，证明奥斯维辛集中营发生的是一种系统性暴行，而且是许多普通人参与其中的系统性暴行。由此，普通德国人直到了，暴行不只是少数高层策划者的责任，普通人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由此，“沉默的一代”再也不能沉默。
时间来到1968年。如今的许多人说起1968年，往往只记得法国的学生运动。却不知道，1968年，德国的年轻学生在争取高校自治、妇女解放等等主题之外，也对父辈发出了最激烈的呐喊：“你们当年到底干了什么？”年轻人的愤怒，化为力道万钧的质疑和拷问。由此，德国才真正开始对纳粹历史和罪行的全面反思。
在流行的叙事里，德国的纳粹反思似乎只有短短几步。似乎经历了纽伦堡大审判、勃兰特的“华沙之跪”，关于历史罪恶的反思已经“足够好了”（尤其是相比日本），已经完成了，前方是一片坦途。
但是看过上文就知道，整个反思过程异常复杂，充满了阻力和意外，也必然要持续很长时间。甚至可以说，整个反思过程是一条永远没有尽头的道路。
1995年，汉堡社会研究学院（Hamburger Institut für Soziaforschung）举办了一次“德国国防军罪行展览（Wehrmachtsausstellung）”，不料引发了全国性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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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距离二战结束已经有50年，距离1968年也已经有27年，按说应该“反思得差不多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流行的叙事里，“坏事是纳粹和党卫军干的，德国国防军是无罪的，他们只是忠于职守，是一支‘清白’的正规军”。
然而，这场展览却用大量的照片、文件、信件、证言，证明国防军在二战中照样也参与了对犹太人的屠杀，对平民的灭绝，以及对战俘的虐杀，同时也揭示了国防军和党卫军之间的紧密联系。
所以，展览一登场，就引起了老一辈的德国人，尤其是曾经在国防军服役的德国人的广泛批评，认为这是“别用用心”，是“抹黑自己国家的历史”。
而且，批评者也确实找到了展览的一些问题，比如将苏联秘密警察的罪行归咎于德国国防军。这些事实性的问题，导致展览一度关闭，重新审查。
在经过了长期细致的审查之后发现，展出的1433张照片中，有不到20张存在“事实性错误”，虽然比例很小，但因为可能“误导观众”，仍然不可忽视。于是最终，在2001年，剔除了这些事实性错误之后，展览重新开放，并扩大了展厅面积，增补了展出资料，所有的核心论点和绝大多数的核心证据都被保留下来。这一次的展览在德国多个城市进行了巡展，引发了媒体、学界、媒体的广泛讨论，把对历史的反思推高到了一个新的层面。
据报道，当年许多德国人虽然不愿意谈论展览的细节，但愿意询问“你去看了那个展览吗？” 这说明，起码展览让大家知道，“国防军是一支清白的正规军”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之后看德国关于二战的影视剧，已经很难看到类似的辩白。“国防军也是施暴者”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
可以说，反思一旦开启，就永远没有终结。新的证据和资料总是会层出不穷，新的辩白和拷问总是会不断涌现。要“彻底”解决这一切，除非最初就不然这些罪恶发生。
很长的时间里我总不明白，“日本为什么就做不到像德国那样反思呢？”
后来我知道了，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因为问题本身是错误的。真正的问题是，“德国如何能反思历史呢？” 要知道，沉默、否认、掩饰恰恰是正常，反思才是不正常。
反思历史上的罪恶，尤其是已经被掩盖的罪恶，如同揭开表面痊愈的疮疤，把内里的丑陋和狼狈一点点暴露出来，必然是痛苦，必然需要超凡的勇气。实际上我很怀疑，如果不是以学生运动在全世界风起云涌的1968年为起点，德国的战争反思还会不会是今天的样子。
我能明确的是，这种反思无法由外力强迫进行，外力强加的“反思”，哪怕足够全面足够彻底，仍然会留下“无非是胜利者正义”的把柄。
虽然德国二战后由英美法苏四个战胜国占领，但占领国各怀鬼胎：苏联主要安排德国人强制劳动去填补劳动人口的短缺，法国是渴求获得战争赔偿，英国是防范欧陆再次出现一个强大的德国，美国则是希望德国能迅速成为冷战的桥头堡……换句话说，“反思历史”虽然动听，但并不在考虑的清单上。
这种反思也不是表演，不是“为了获得其它国家谅解”的手段，甚至，“其他国家的谅解”不过是彻底反思的副产品。
或许勃兰特的“华沙之跪”有着“东方政策”的背景，但法兰克福审判、始于1968年的拷问和控诉、1995年的国防军罪行展览，动力都来自德国内部，代表了他们直面过去、直面罪行的道德勇气。
这种反思更没有尽头，即便德国已经经历过很多次“痛彻心扉”的清算和反思，也远远不能认为“到此为止”，更何况，今天仍然有新纳粹的幽灵在德国闪动。这些现象，包括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纷乱，都在提醒我们，暴行的基因大概潜藏在每一代人身上，野蛮与文明之间的距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遥远，那些界限甚至可能就在一夜之间瓦解。
2023年，我喜欢的脱口秀演员Trevon Noah去了一趟德国。在名为Where Was I的演讲中，他说了下面的话。
What I mean by that is that when you travel through Germany, even if you don’t go to museums, you cannot escape the past of both Berlin and what Germany did. There are monuments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city. Prominent monuments. They are memorializing what Germany did to millions of Jewish people and other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You see it, you understand it, they talk about it. They teach their kids about it. They teach children in school. They’re like, “Hey, this is what Germany did.” They make sure they know. But they don’t make them feel guilty about it. Which is an amazing balance for them to strike. They’ll say to the kids, they’re like, “Hey, kids. I hope you understand. Germany did this. You’re not responsible because you weren’t there. However, because you’re the future of Germany, it’s your responsibility to make sure this doesn’t happen again.”
我想说，在德国旅行时，即便不去博物馆，也无法逃避柏林乃至整个德国的历史。城市里随处可见纪念碑，它们非常显眼，它们是在纪念德国曾对数百万犹太人和世界上其他人群所犯下的罪行。你看到它，理解它，德国人会谈论它。他们会教孩子们这些。他们在学校里告诉孩子们：“嘿，这是德国曾经做过的事情。”他们确保下一代知道这一切。不过他们不会让孩子因此感到内疚——而这是他们在面对历史时做到的恰到好处的平衡。他们会对孩子们说：“嘿，孩子们，我希望你能明白，德国曾经做过这些事。你不需要为此负责，因为那时候你还没出生。然而，正因为你们是德国的未来，你们有责任确保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
我想补充的是，即便德国“做得这么好”，也不意味着每个德国人都能直面那段历史，都能在今天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任何人。而且这种反思，在今天还会遇到新的问题，比如德国对以色列的“负罪感”，在遇到今天中东冲突的复杂局面时，未必没有伦理上的困境。
然而我相信，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并非必然是因果练习，不能因为今天仍然存在问题，就指责这种反思是不必要的、错误的。恰恰是因为现实中不存在完美的解决方案，那些艰难的、持续的反思才值得尊重。
某天散步的时候，我偶然发现，附近某栋公寓前的路面上，镶嵌有一小块铭牌，上书：
这里曾经住着
雅各·梅尔·夏尔
出生于1877年
1942年1月16日被捕
1942年2月27日被流放
至萨克森豪森集中营
1942年死于
奥斯维辛
我不知道这块铭牌是谁人所立，如今的公寓也大概率换了主人。但是我知道，偶尔会有人把这块铭牌擦擦干净，再摆上一两朵小花。每次看到花，我就觉得，人类的未来仍然值得期待。
From Life Sailor, post 说说德国对二战罪恶“完美反思”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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