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真正为人父母之前，无论你积攒有多少关于育儿的设想，都是苍白的。
为人父母之后我才发现，对子女的教育完全不是像自己之前想的那样，“自己尽力学，把自己懂的都告诉他”，类似“大缸的水倒进小杯子”的过程。重点在于，教育不是单方面的给予，而是双向互动，甚至是同心协力，在“让自己变得更好”道路上的结伴同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经意的“传授”可能并没有回应，而不经意的言行却成了有效的示范。
一旦意识到这个道理，就会遇到许多惊喜。最近我发现，他好几次笑眯眯跟我说“爸爸，长大了我也要弹琴”，眼神里满是期盼。要知道，许多孩子对学习乐器本没有多少兴趣和乐趣——我之前写过《手风琴教我的那些道理》，后来看知乎发现许多人和我有相同的“痛苦经历”。
那么我做了什么？我想来想去，只是每天花半小时左右弹琴，也作为工作的“对冲”。当然，免不了在这个过程中和他互动：按他的“命令”弹某个曲子，升个调、降个调看他能不能识别出来，根据他的兴奋水平变换节奏……
虽然因为工作没有那么大把时间专门练习，学会一首曲子往往要三四个礼拜，但日复一日的练习，滴灌他有了“习惯成自然”的认知。如果说观念有水位，那么至少在这个方面，他的水位线标定在“弹琴是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且是件很快乐的事情”之上，对此我深感欣慰。
除了弹琴，还有看书也是这样。没事就打开一本书，嚷着要看书、看书，起床要看书，睡觉之前也要看书。所以看书这件事，大概也是在他的观念水位线之下，生活中“理所应当”的内容。细想起来，我并没有专门培养他要看书，无非是自己花了不少时间看书而已。如果他来找我，有时候会带他一起看，如果他有兴趣，耐下性子给他讲书里的内容——当然，在我家不只我一个人如此。
类似的还有打扫卫生、做饭等等，我欣慰的是，他一直认为打扫卫生和做饭不完全是女性的事情，而是需要大家共同参与而且乐在其中的。这些惊喜和欣慰加起来，让我明白了陪伴、示范的重要性，明白自己的责任。同时，也让我反过来思索，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父亲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些片段，值得记录，更值得感恩。
电子枪
上幼儿园的时候，老师要问大家“你们的爸爸是做什么的？”，我记得当时有各种各样的回答，当干部的、做生意的、开汽车的等等。当然，最让大家羡慕的是“当解放军的”，因为天天和枪打交道。可是，我爸爸是做什么的呢？他似乎只会捣鼓一堆仪器设备。
“那你就跟老师说，你爸爸是玩电子枪的，比真枪还过瘾。” 嘿，电子枪，听起来确实挺神奇。
等我在幼儿园满心欢喜地给出答案时，迎来的却是质疑和不屑：电子枪，没听说过，肯定是骗人的。
为了解答我的问题，父亲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打开一台仪器，屏幕上就显示出来神奇的波浪线。“你看，空气中充满了看不见、摸不着的无线电波，要看到它们，我们就得用这个叫‘示波器’的仪器。在示波器里，电子枪把电子像子弹一样打出去，打在屏幕上，这样我们就能看见无线电波了”。
虽然似懂非懂，但我起码知道了，“电子枪”是真的存在的。更重要的是，科学不应该是枯燥死板的概念，而是有趣的，可以和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哪怕只是用来满足小朋友的一点虚荣心。
玩也要动脑筋
我刚上小学那阵，小虎队是最流行的组合，我学着里面的歌词，给在营口出差的父亲写信，“你不在家里，我感觉很寂寞”。被大人一顿夸，“都会用‘寂寞’这个词了”。
而父亲的回信也很有意思，要我多动脑筋，尤其是“玩也要动脑筋”。这真是太奇怪了。在我的认知里，玩就是没有人管、自由自在地玩耍，而“动脑筋”就是一本正经地做题，是个苦差事。那么，“玩”和“动脑筋”，怎么能结合起来呢？
慢慢才知道，“玩也要动脑筋”，并不是要玩得不开心，相反是要玩得更开心：动脑筋想想这个游戏还能玩出什么花样，想想这个玩具还能有什么玩法，想想生活里还有什么好玩的。比如拍皮球，想想自己为什么拍不好，手指、手掌应该怎样动才能更好控制球，看看电视里其他人拍球的动作。动了这些脑筋，皮球拍得更好了，跟小朋友玩也更得意了。
更重要的是，去探究各种玩乐背后的道理。我过过一个很特别的中秋节。那次父亲带我坐在操场上，一边吃月饼，一边读书讲月亮的传说，一边架起天文望远镜看看月亮上的环形山。虽然从那架天文望远镜望出去，只能看到环形山模糊的阴影，但那种新奇、满足、快乐，却是一辈子也难忘的。
蚱蜢日
小时候，我们经常去草地里捉蚱蜢和蝗虫，虽然每每弄得腿上痒痒的。有时候捉回来蚱蜢，父亲就会讲，这是什么蚱蜢，有哪些好玩的、值得关心的地方。于是我一直有个念想：如果有一天，爸爸能陪我去捉蚱蜢多好呀。
但我也知道，这大概不会实现。去捉蚱蜢的都是小朋友，即便有大人出现，也是叫小朋友回家的，从来没有大人和小朋友一起玩过捉蚱蜢的游戏。
不料有一天，我父亲真的没有上班，陪我去捉了大半天的蚱蜢。我们拿着一个啤酒瓶（纸盒太费事了），每捉到一个蚱蜢就塞进瓶子里，最后竟然捉了半瓶子蚱蜢，绿色的、黄色的、褐色的都有。
回到家里，我父亲又拿出《少年自然百科全书》，让我对着捉到的蚱蜢，一个个查出来他们对应的条目，不但要知道蚱蜢长什么样子，还要知道它们的学名、生活习性、分布等等。我才发现，原来不同颜色的蚱蜢可能属于同样的种类，而相同颜色的蚱蜢反而属于不同的种类。
如今我看育儿书籍，写到“与其漫不经心陪孩子玩一天，不如全身心投入陪他玩半小时”，就想到我父亲陪我捉蚱蜢的那天，或许他早已不记得这回事了，但给我的幸福感却终身难忘。
黑猫警长做错了
《黑猫警长》大概是80后共同的回忆，神通广大的黑猫警长毫无疑问是正义的化身，和各种犯罪分子做坚决斗争的故事深入人心。不过，我父亲却对黑猫警长有不同看法。
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有一次父亲陪我翻《黑猫警长》的图画书，给我讲故事。讲到河马等坏蛋夜里破坏红砖墙，被黑猫警长抓住，并且召集森林公民，召开森林法庭，审判这几个坏蛋。
我还清楚记得那幅画面，黑猫警长摇着铃铛说：森林公民们，现在开庭。
讲到这里，我父亲忽然停住了，半天不说话。我于是问他为什么不往下讲，他说：这里搞错了，黑猫警长是抓坏人的警察，审判坏人应该是的法官，警察不能当法官的呀。
我从来没考虑过这种问题。即便我父亲提出了，我也想不通：警察不是最威武最厉害的吗？电视上的公审大会，画面里不都是警察（现在也记不清当时有没有法警，分不分得清法警制服）押送着坏蛋吗？警察和法官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如果审判犯人不用警察，还要专门找法官，那么警察辛辛苦苦抓坏人不是白费劲吗？
我记得当时父亲没有回答我的全部疑问，只是耐心说：这里是不对的，警察审判坏人会出很多你想不到的问题，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
这个疑问困惑了我很多年，等长大了才真正懂得，警察真的是不能去审判，去给人定罪的。我不知道《黑猫警长》的作者是没考虑到这点，还是考虑到但为方便儿童理解做了简化。但是在我现在看来，哪怕是给小朋友讲故事，这样安排都是不妥的。当时我发现，当时其他小朋友的家长都没有指出这里有问题，一度很怀疑我父亲弄错了。如今想来，父亲给我留下的疑惑，恰恰最纯真也最细致的正念。
童话大王事件
如今的小朋友大概很少看郑渊洁童话了，但在我小时候，郑渊洁的《童话大王》却是每月一次的节日。不管你在现实中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人和事，进入《童话大王》的世界就会发现，“原来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小朋友的想法是有道理的。
小时候我父亲总是带我去邮局的书报门市部，大概很早就发现了《童话大王》（我家最早的那期是1986年的6月号），并且“慧眼识珠”帮我订阅了。如今我想起来总觉得很神奇，我父亲当然看过《童话大王》里那些“离经叛道”的内容，他本不是那么“离经叛道”的人，但他还是年复一年地给我订阅《童话大王》，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更神奇的是，有一次我在学校挨了批，心里耿耿于怀。过不久有一次和我父亲聊起《童话大王》里面的故事，他随口说了句“要是你们班主任老师看到这本杂志就好了”。第二天我就把《童话大王》带去了学校，找到老师说：“我爸爸希望您看一下这本书”。
结果当然是“叫家长到学校来”，据说我父亲遇到的第一句话就是“听说你希望我看看这本杂志，是什么意思呢？”。不过，这就是我知道的全部了。不管我怎么问当时的过程，我父亲总是笑眯眯地说：没事，没事的。
后来有一次参加作文竞赛，据说我的作文本来可以得一等奖，但是因为主人公用的是外国动画片里的名字，所以只得了二等奖。我父亲知道之后丝毫也没有责怪，只是说“你怎么想的就怎么写，取外国小朋友名字也很自然呀”，几句话让我如释重负。这样想来，他支持我看《童话大王》也就不难理解了。
前些年，有次我和父亲一起看电视，正是讲郑渊洁的专题片。有位嘉宾说：“世界上有两种儿童文学作家，一种是非常熟悉儿童的心理和感觉，对儿童掌握非常通透，还有一种天生就是儿童文学作家，他的心性和儿童就是相通的”。我父亲评论说：我觉得，这个人说的应该是对的。
加油站
00年前后，因为石化系统要“减员增效”，我父亲又不愿意买断工龄，所以离开干了几十年的技术岗位，被“分配”到高速公路加油站加油。基本上，他是加油站里年龄最大的员工。
据我母亲说，晚上大家都很困，冬天又很冷，车少的时候大家不会在外面站着，都想去营业厅里眯一会儿。结果有一次正遇上晚上巡查，我父亲被批评说：老同志没有为年轻人作出表率…… 搞技术的人大多面子薄，自尊心强，从此他绝不偷空眯觉，再晚再冷再困，也不过是在室外一圈圈地走。
当时我正在读大学，每月几百元生活费全靠父母供给，听说他的工作处境如此艰难，心里很过意不去。寒假的有一天，我要求跟父亲去上晚班，起码可以帮上点忙，他答应了。
我觉得，那个晚班对我的影响，超出了所有的“社会实践”。毕竟，社会实践时你还顶着“大学生”的身份，但在加油站把制服一穿（严格说是违规的，但当时管得不严），你就只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加油员。哪怕车再脏，乘客再挑剔，司机再不讲理，你都必须笑脸相迎，不能有丝毫情绪。那时候有个口号是“顾客就是上帝”，我一度觉得非常文明，这次算是看到了完全不同的另一面，也体会到之前一直“坐办公室”的父亲去做这份工，有多么大的落差。
就在那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我看到了普通生活的百态，体会到了普通人对普通服务无谓挑剔和刁难，领略了旁观者的不屑一顾和高高挂起，真切感受了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同情和体谅的温暖。许多回忆录写到，从城市被下放到农村反而感觉人与人之间的质朴和真诚，我觉得此言不虚。而且到现在，我也一直对快递员、餐厅的服务员、保安有多一分的尊重和体谅，愿意和他们多聊几句。
我同样惊异的是普通劳动者的勤奋和智慧——加油员都很怕收假钞，收一次都损失惨重，有位业务能手痛定思痛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对方刚掏钱她就开口：那几张钱麻烦不要给我…… 至今我仍然很尊重这样的努力，一个岗位就需要一个岗位的专注，有这种精神在，做什么都不会太差，而如今许多贩卖焦虑的“学习提倡者”，虽然花里胡哨的名堂一大堆，但未必有这种专注，也愿意下这种苦功呢。
From Life Sailor, post 伴你同行，伴我同行
在上一篇文章里，我列举了一些种族歧视现象的亲身经历，引发了许多读者的讨论。但是让我略感遗憾的是，许多人大概没有注意文章的标题，没有觉察到关键是“比想象的要复杂”，所以直接给出了一个简单的论断。 我的本意绝不是强化已有的简单粗疏的刻板印象，而是希望让大家知道，种族歧视这回事，有许多的侧面和细节。了解这些侧面和细节，有助于我们形成更立体的认知。 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些内容，希望能引发大家的思考。 一 种族歧视是一种最简单粗暴的歧视。 许多人都知道，“歧视”的英文是discriminate，准确的意思是“区别对待”。既然要区别对待，就自然首先必须有办法区分。目力所及，似乎没有人愿意“区别对待”与自己完全同样的人，而总是要先找出一点区别来，再实行区别对待。 所以，种族、口音、家庭出身、经济能力等等各种因素，都可以成为“区别”的指标，由此催生出区别对待。在这些因素当中，种族大概是最容易识别的特征——判断口音需要等对方开口，家庭出身、经济能力等等因素就更是要全面接触才可能了解。唯有种族，具体来说，绝大多数时候是相貌和肤色，是可以远远一眼就望见的。 也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种族歧视特别容易引起反感。 这些年来，我得到的一条重要的生活经验是，如果你希望指出对方的问题，但又不纯粹是为了激怒对方，那么最好不要归因为一些木已成舟，对方无法改变的因素，否则对方多半会恼羞成怒。 举个例子，你觉得某人的口语表达还可以更好一点，完全可以直接给出具体的建议。但是如果从“经济不发达地区来的人就是口语差”，或者“个子矮的人就是没自信心来表达”，那几乎一定会制造矛盾。因为“口语表达”是可以改进的，加以锻炼将来肯定更好，而“不发达地区来的人”和“个子矮的人”就像烙印一样，是无法摆脱的。这种话说出来，对方哪怕有意愿改进，也会觉得无奈甚至恼怒。 种族歧视也是这样，“种族”同样是一种烙印，是无法摆脱的。所以当对某些人的判断与种族挂钩的时候，他或她必然感到无奈甚至愤怒。况且老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人上一万，千奇百怪”。哪怕是同一个种族的人，也可能在肤色、相貌之外完全找不到相同点。先入为主地用种族去对其他人下判断，无论是从情感反应上，还是从逻辑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more…)
去年初的时候，小朋友冰球俱乐部来了个新教练Robo。Robo来自加拿大，总是一副很健谈很乐观的样子，而且很喜欢放音乐，把整个训练场搞得热情四射。最关键的是，小朋友们好像都很喜欢他，不但许多动作耐心示范，对每个人的指导也相当到位。而且，他的英语很好，人又很喜欢开玩笑，所以我们交谈很多，他总是跟我说：“你家的小朋友超级酷的，不要给他太大压力，只要他自己运动起来足够自在，能够持续练下去，就是最好的。” 没想到的是，到去年9月份，Robo忽然神秘失踪了，没有任何征兆，也没有任何说明，就此人间蒸发了一般。问其他的教练，也是语焉不详。小朋友训练完，偶尔会失落地跟我说“好久没看到Robo了，不知道他哪里去了。” 3月份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见到了Robo，虽然当时时间很紧张，只是打了个照面，但我要他留下了联系方式。 当天晚上我问他：哥们，你怎么忽然就不见了，大家都很想你啊。 过会儿我收到他的回复：我也很想念小孩子们，你儿子很酷……我现在没在那个俱乐部了，因为其他几个教练总是或明或暗地针对我，仅仅因为我的肤色，这是我受不了的。 (more…)
注：原文发布于2023年1月16日 到1月份为止，我已经体验了几个月的全远程+共享空间办公了。有不少朋友听说之后很有兴趣，问我到底是什么感觉，所以我简单介绍下个人的体验。 背景 2019年末、2020年初开始在全球流行的Covid-19对远程办公来说，绝对是黑天鹅一般的存在。因为疫情导致的社交隔离措施，极大影响了各大公司的正常运转。 所幸，IT类公司受到的影响比较小，只要求员工“面对屏幕编程”，不必亲临现场。所以，许多IT公司也谨小慎微地开展了远程办公的试验。 从我所知道的结果来看，不少美国公司并不特别喜欢远程办公，比如Google，一旦社交隔离措施有所放松，就忙不迭要求员工回到办公室，盖因为公司认为远程办公严重影响合作效率。 与此相反，不少德国公司反倒是逐渐适应了远程办公的节奏，纷纷降低对员工“到办公室上班”的要求，许多公司甚至可以支持百分百的远程办公。 这里要提到的是，德国公司说的“远程办公”往往是货真价实的“远程”，而不是一些人理解的“家和办公室在同一个城市，只是不用去办公室”而已。 因为德国IT行业缺人严重，而且许多德国公司并没有那么“互联网”，而是依托实业开展业务，所以据我所知，目前不少公司非但没有裁员，反而都在大力招人。 (more…)
注：本文发布于2023年2月6日 最近硅谷几大公司都在裁员，看了些报道，被裁的员工真是不好过。损失经济来源不说，有些人还面临身份问题，这可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 我也留意到，不少被裁的人会不停追问自己：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这样的不幸会降临到我头上？…… 实话说，我挺能理解这种态度。这挫折如此巨大，似乎又来得全无预兆，不由得让人对命运、对人生、对世界产生深重的怀疑。尤其是对已经走入社会，取得一定成就（如果非要抠字眼，那就用“进展”吧）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但是我更想说，如果被裁员了，当务之急是赶紧找到下一份工作，哪怕只是机械地行动。要知道，成年人找工作，容不下那么多愁善感。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有切身经历为基础的。之前我讲过找德国工作的经历。最开始是信心十足的，因为虽然毕业多年，手艺没丢，基础还在，随时打开leetcode，中等难度题目基本都不在话下，不但能解对，解法也基本接近最优。既然网上都说“刷题就能找到工作”，估计自己应该没大问题。 没想到真的找起工作来，仍然充满了意想不到的挫折。如果不相信，我且举几个例子吧。 (more…)
虽然早就听说《园丁与木匠》是关于育儿的好书，但一直没开始读。最近终于翻开这本书，才发现属于“拿起就很难放下”的类型，加班加点读完，收获不少。 关于这本书的价值，已经有许多书评讨论过了，所以我想略过微言大义、长篇大论的叙述，谈谈我印象最深，也是最打动我的三点细节。 第一，儿童的学习方式 小孩子觉得拧螺丝很好玩，想自己动手拧一颗螺丝。于是，他打开了工具箱，对着琳琅满目的工具，他不知所措。一会儿摸摸钳子，一会儿试试扳手……这时候，旁边的父母应当怎么办？ 在大多数情况下，父母大概会直接告诉孩子，“亲爱的，你应该用螺丝刀，来，我告诉你”。耐心一点的父母，大概会潜心观察一段孩子的举动，再设法“引导”他到正确的工具上来。在父母眼里，孩子当然不可能一开始就找对正确答案，所以做各种尝试也是情有可原。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应该“在错误的路径上摸索太久，浪费时间”，应当“迅速识别出正确的答案”。 无论父母有多少耐心，在他们眼里，孩子找到拧螺丝的工具的过程，都是个“不断接近正确答案”的过程。这个过程越短，孩子就越“聪明”，或者说“学习效率”就越高。 (more…)
陈皓（Haoel，网名“左耳朵耗子”）上周六因为突发心梗去世了，享年47岁。 我跟他虽然聊过好些次，但只是微信好友，从未见过面。回看微信记录，当年稀松平常的一声“再见”，已经成了“再也不见”。 许多人在缅怀他，许多文章提到他的时候，会用到“骨灰级程序员”、“技术大牛”这样的称呼。但如果仅仅用这两个词描述他，断然难以解释，为什么他的突然去世，会引发互联网上怀念的狂潮。 所以，我更愿意按照自己的经验，把他描绘为“有坦诚追求，兼具趣味、操守、胸怀的技术人”。恰恰是因为这样的人在这个年代太稀少，而这些品质又让众多人赏识和受益，大家才会如此地怀念他。 这个年代，做技术（仅指狭义的IT）的人很多，愿意分享的人也不在少数，其中不少还可以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 但是，若仔细去看他们分享的内容，总感觉不够真诚。总感觉作者希望往高深了靠，目的也没有那么纯粹。你若提一些小白问题，迎来的往往是“你怎么连这都不知道？”的反问，或者“要谈这个问题，你先去看几本书再说吧”。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无数的初学者也往往因此打了退堂鼓。 但是陈皓的分享不同。我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有人提起，他分享——更准确说，是“创作”——的内容质量很高，而且总能做到“深入浅出”。哪怕是小白读者，看完也确实能有收获，如果还有兴趣，更可以跟着文末的链接，顺藤摸瓜探究更广阔的世界。 这让我想起我佩服的一位记者说的：记者写文章的最高境界，就是不表达自己的观点，因为记者的观点应当来自于他的素材。只要把这些素材摆出来，读者读完报道，观点就自然形成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对素材有足够的信心和把握，外加真诚和坦荡。 能做到这一点的记者，着实不多。陈皓虽然不是记者，他写的技术文章却能让读者得到类似的结论——要知道，技术讨论往往是非常容易擦枪走火的——可见他运用素材和逻辑的功力，以及更重要的，他的真诚和坦荡。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