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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链接 假如我是……

我国的历史教育有很多特点，其中之一就是按照马老圣人的“规律”削足适履，另一大特点就是把历史当成“大事记”——哪年、哪月、哪日，发生了什么事情，意义是什么，它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教科书上的所谓“历史”，便是这样的简单重复。其结果就是，接受完完整的所谓“义务教育”之后，某天我忽然发现自己对历史竟然一无所知：阳历乃是外来的立法，为什么阳历1月1日会有“元旦”这样本土的名称？“星期”乃是外来的历法，在它传入之前，我们生活的时间单位是什么？……这些活生生的历史问题，“历史书”毫不关心，似乎我们根本不需要知道，也不需要感兴趣。
所以，我们只能便带着这些好奇，自己去探寻：

假如我生活在辛亥革命之前，那么大家说的“元旦”乃是春节；
如果我生活在“星期”没有传入的年代，大家的生活乃是以“旬”为单位的；
如果我生活在晚清、民国，我和普通劳苦大众穿的，多半是单调的深蓝色衣服；
……

不过，了解归了解，内心却难以清除“大事记”的遗毒：如果当时我是xxx，我一定要运筹帷幄、明察秋毫、力挽狂澜……
可是，某天我忽然再次猛醒：从生活现状看，我生活在任何年代都只能是一介凡人，即便在风起云涌的年代，注定连“治世能臣、乱世奸雄”都算不上，再加上厌倦了那些毫无逻辑、牛头不对马嘴的所谓历史“分析”和“研究”——与其迷恋帝王将相、生造出各种因果链条，不如多去了解了解跟自己类似的平凡人的生活。革命导师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忘记自己是凡人，忘记平凡人的历史，多半可以算作背叛自己身份的可怜虚妄吧。

假如我是民国时期的贫苦农民，我一定去寻求新教传教士，而不是天主教传教士的帮助；
假如我是民国时河南的农民，在开明进步的“基督将军”冯玉祥的治下，春节包起饺子，是一定会被当兵的把桌子灶台踢坏的；
假如我是参加长征的战士，在贵州落了单，一心想要回到大部队，我肯定念叨的是“我要找到朱总司令”，而不是“我要找到毛委员”；
假如我是红军的下级军官，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期间，我很可能在馆子里消受美味的辣子鸡，连吃一个礼拜，最后店家只能以猪肉冒充鸡肉；
……

这些年来，我着意收集凡人的生活历史，只觉得困难重重：详实绵密的生活记忆本身就很稀少，又因为审查制度的妖娆，大多只能口耳相传，绝少集中公布、发表的机会；第一手资料固然可靠性高些，又要竭力避免有意无意的吹捧或贬损，需得多种资料互相验证才敢取信。在这种环境下，龙应台女士新近出版的作品倒是显得尤其可贵了：她通过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再现了“天翻地覆慨而康”的那些岁月中有太多太多平凡人的故事，又因为故事的主人多半是平凡人等，即便对大形势的了解有所差池，但对切身经历回忆，因为无涉太多利益，反而真切可信。星星点点的故事，让我想起许多年前的一首歌：一个神话，就是浪花一朵，一个神话，就是泪珠一颗，聚散中有你，聚散中有我……

假如我是在长春被围困的老百姓，可能饥肠辘辘地被国军放出城去，面对解放军封锁的枪口，上吊自尽；
假如我是四行仓库撤退的八百壮士之一，我可能被送往腊包尔的俘虏营，为日本人修筑机场，被日军虐待，被美军轰炸；
假如我是抗战中被俘的国军战士，我可能遇上与日军同样凶恶的台湾监视员，命丧异乡，也可能遇到心怀善念的监视员，蒙恩幸存；
假如我是那些年河南南阳中学的五千学生之一，我可能必须与老师同学一起，徒步走过几千里，在永州“产异蛇”的空地上，跟老师朗诵《古文观止》，辗转到达台湾员林；
假如我是北平解放时载歌载舞的大学生，我可能遇到难过得掉泪的国军青年军官：前方打仗的补给都没有，却一直给你们白面、肥肉，可你们一直要闹，闹到“解放”了，跟大家一起吃陈年小米；
假如我是河北崇礼的村民，历来信奉基督教，我可能在抗战结束后，跟五百乡亲一起，被无神论的军队杀死，尸体不及埋葬，就要被三民主义的军队用作宣传的证据，直到亲友突破封锁，泪流满面地冲上来认领；
……

在我看来，面对这样的故事，争论对错全然失去了价值：没有必要为其他人“站错了队”幸灾乐祸，也没有必要为自己的“进步”暗自庆幸，“居功至伟”、“恶贯满盈”之类，或许只适用于政客，距离普通人十万八千里；在大江大海的年代，无数的寻常人，我们的同胞，仅仅是懵懂地签了字、上了船、出了门，就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命运，成了大江大海漩涡中的一叶扁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