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vember 2008


认知心理学中有这么个实验:被试面对一红一蓝两盏灯,要求预测每次实验时哪一盏会亮起来;实验要进行许多次,并按照准确率给予一定的报酬。实际上,每轮实验,红灯亮的概率都是70%,蓝灯是30%,但是两种灯的点亮顺序是完全随机的。
在实验中,大多数被试很快就发现了,红灯亮起的频率要远高于蓝灯。尽管如此,大多数人都希望找到一个模式,能够准确地“预测”下一次亮起的是什么颜色的灯。极少有人认识到,如果“两眼一抓瞎”,全部猜红色命中,反而能有70%的准确率——只是这样选择必须克服“明知道会错”的心理障碍。而追求“100%”的准确,即便能够在红灯亮起的70%中命中70%,蓝灯亮起的30%中命中30%,仍然只有(70% * 70%) + (30% * 30%) = 58%的命中率。
这个实验说明,即便需要面对不确定性,人还是偏好“完全准确”的预测,哪怕依据毫无道理,哪怕“愚蠢”的做法本来能够带来更高的收益。

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赌徒心态”,就是这种心理偏好的表现:赌徒往往希望获得100%的准确率,因此尽管大多数赌博属于“独立事件”(也就是说,前一次赌博和后一次赌博之间是互不影响的),赌徒仍然希望构建出一个模式,实现“更准确”的预测。卖彩票的地方通常会挂一张大图,显示“中奖趋势”,“预测”将来走势,这也是“赌徒心态”的常见形式(这里需要补充一点,有人潜心“分析趋势”,结果“中了大奖”,但“分析趋势”与“中大奖”两个事件之间,其实只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不存在逻辑上的因果关系,这道理就好像“春天在夏天之前,但春天不是夏天的原因”一样)。
别理解错了,我并不是说,赌博的时候不必动脑筋,应该纯粹碰运气。我的意思只是,在不可能有什么“准确”规律的地方,去追求100%的命中率,无异于缘木求鱼,是完全徒劳的。有头脑的赌徒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他们能获得较大的胜率,借助的往往是上面红蓝灯测试中“接受错误来减少错误”的原理。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翻翻费曼写的《别闹了,费曼先生》,看看这个通晓统计原理的家伙,是怎样下注的。

我们深入思考就会发现,不信任统计学,否认或者逃避客观存在的偶然性,其实是“赌徒心态”的根源。在现实中,这种“力求百发百中”的心态还有另一种表现:对于没有100%——或者说,非常大——把握的事情,就不愿投入精力。常见的情景就是,不少人既想学(干)这个,又想学(干)那个……但仔细想想,这个也“不一定”会有好结果,那个也“没把握”会有大的收获……。最后的结果往往就是,迟迟不敢选择(借口是“还没想好”、“还没把握”、“要谨慎”),时间就这样白白浪费了。
有人会开脱说:凡事要“想明白”再动手。然而,他们希望的“想明白”,其实还是希望知道一个准确的结果,“这个有50%的成功率,那个有60%的成功率”,是他们不愿意见到也不愿意接受的,“现实那么复杂,这类‘没定数’的事情还是不要白费气力了”——于是就要继续“想明白”,甚至用终生来“想明白”了。
的确,我们的生活由无数的因素构成,充满了偶然性。许多事情的规律,只能用统计概率来描述,尽管我们更偏爱“准确”的结果,但充满“偶然”的客观现实,我们应该有勇气接受。其实我们也能够接受。说明这个道理,我常举的例子就是:动手术,有两种方案,一种的成功率是50%,另一种是70%,尽管这两个数字都是大量采样之后的结果,尽管手术失败对于个体来说就是0%的成功率,但是,大多数人无疑都会选择70%的方案。也就是说,即便面对充满偶然性的概率问题,大家其实是能够接受统计规律,也懂得如何选择的。

这些年来,我见过许多人否定学习的理由就是:“学那玩意干嘛?将来又‘不一定’会用到(或者是,谁知道将来怎么样呢)”。其实它的潜台词是,“不如再等等看看,看明白了、有把握了再说,至于现在,还是放松放松好了”。
是的,许多事情有点“撞大运”的色彩:天上掉下的馅饼,不太可能正好掉到你手上。但是,你手里的盘子越大,一旦馅饼掉下来,还是“更有可能”掉在里头的。所以老话说,“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而不是“有准备就能遇到机遇”,也不是“没看到机遇之前,别做准备”——所以又有句老话说“所谓幸运,就是你做好了准备之后,机会恰巧来了。”

这些年来,我的愿望一个也没实现过,世界太复杂了。我现在根本就不敢也不想计划未来了,否则,我要怎么办?或者,你可以给我推荐本书看看?

面对这样的问题,我已经不敢再推荐书了。指望看了本书就有重大转折,这近乎痴人说梦:书的内容,书里举的例子,往往过于遥远,文本的交互性也不够强,缺乏“现在最需要”的鲜活感——常常有人,无论调查评价结果如何,仅仅因为身边的朋友说某款车不好,就认为其一无是处。鲜活感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所以,还是别指望看书了吧:这种时候,你不能指望看了本书,就有重大转折。这些年来的“推荐”经历,大都如此。

“我要怎么办?”,这个问题,倒是让人想起皮亚杰对“智力”的定义:

所谓智力,就是你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时候,动用的那种能力。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定义(当然这里的“有意思”不是指“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人“智力低下”,“智力”不等于常说的“智商”,而且这里说的智力并非一成不变,而是能不断进化的),我曾和李笑来老师讨论过关于“智力”的问题,他的看法是:

所谓智力,或者说心智能力,包括三步:认清自己所处的境地,找到现实可能的出路,坚持不懈地去实践。

就三步,简单得好像在做广播体操,毫无新意,枯燥无味。其实书里头说的,无非也是抽象的道理,而且往往来去都是些旧的道理——“这种东西谁有兴趣?我都知道了,我要的是现在能够就给我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的,这是事实,这些简单陈旧的道理,太曲折,太遥远。更要命的是,即便你费劲心力去坚持了,去实践了,也不见得一定能收获想要的结果。的确,生活充满太多的偶然,大概没什么东西能保证你“一定”会收获想要的结果,而只能提高成功的几率——算了吧,没有确定结果的事情,去做它干嘛?即便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更“可能”砸到自己头上,那也只是“更可能”而已,算了吧。

不过,几率问题好像没有那么轻松:如果你要动手术了,两种方案,一种有30%的成功率,一种有70%的成功率。你选那个?

做翻译的人,往往有种怨念:自己花了无数心血,费尽周折,在译文中熔铸了各种精巧,一般读者却难以体会,视而不见,或者仅仅觉得“通顺”、“流畅”;另一方面,一点点的错误,或是纰漏,往往为人诟病,斤斤计较。一句话,翻译是个苦差事,读者太难伺候,对译者不公平

不可否认,这种困境的确存在,然而,它真的“不公平”吗?我看未必,理由有两点:

  1. 社会分工必然造成这种“困境”。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开头就说,“分工带来效率”,虽然当时他是单就生产而言,但“分工带来效率”的理论,也可适用于其它问题,尤其是在当今社会,体现的更明显:非专业人士无需了解专业知识和技巧,就可以享受专业知识带来的好处(这就是哈耶克说的“知识的分工”)。用户觉得软件“更快”了,而无需知道其中进行了多少优化;驾驶员觉得汽车“更好开”了,而无需知道汽车的各个部件采用了多少新技术……反过来看,仅仅为了提供这种抽象直观的“更快”、“更好开”的感觉,软件制造商和汽车制造商,必须在专业上不断精进,绞尽脑汁,这算是一种“不公平”吗?好像不算。
  2. 沟通中效率损失必然会造成这种“困境”。沟通的过程,粗略描述起来就是:从意念形成文字(话语),传播出去,再由文字(话语)还原为意念。其中每一个环节,都有信息的遗漏和变形。人人都喜欢的“沟通顺畅”,无非是尽力减少这些遗漏和变形——注意,是尽力减少,而不是杜绝。普通文字如此,译文也是如此,要求读者细密上溯整个沟通过程,“体谅”译者的良苦用心,未免缘木求鱼。

综合起来看,每一种专业的信息(积累),在传播中都面临不断被稀释的问题。我们能做的,一方面是改善沟通,尽力减少“稀释”的程度;一方面是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积累,保证被“稀释”以后仍然有相当的浓度(实际上我以为,这一点更重要)。仅仅抱怨自己被稀释的“不公平”,实在不是什么好办法——须知道,我们所见、所羡的那些“深刻”,其实也是经过稀释之后的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