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之言


我知道,说起国外生活,许多人最关心的不是物价和生活习惯,甚至不是房价,而是“歧视”。纵使各种教科书上充满了“捍卫民族形象”的正能量,但明眼人都知道,正常情况下是不需要去“捍卫”的。如果“捍卫”反复出现,那只能证明环境不太正常。

那么,种族歧视真的存在吗?如果存在,它的程度又有多深呢?

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介绍一些德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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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孙杨成为热点的时候,有些文章把孙杨和姚明做了对比,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因为它告诉我们,面对不那么友好的提问,其实不只有“不能侮辱中国”这样一种“刚烈”的回应方式,姚明就给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答案。

比如姚明刚到美国时,巴克利断定姚明不行,“如果这家伙哪一场比赛能得超过19分,我就电视直播亲驴的屁股”。对任何人来说,即便这是玩笑,也是不友善的玩笑。不过,姚明接受记者采访时把它轻松化解了:那么,我只好每次都得18分咯。

又有一次,记者问姚明:为什么中国十三亿人,连五个篮球打得好的人都找不出来呢?姚明的回答也很优秀:你看美国有三亿人,可是连一个乒乓球打得好的人也找不出来呢。在这种回答面前,记者也只能尴尬地笑笑,观众却多半开怀大笑。你看,这些观众可不是内心时刻紧绷着民族荣誉感的那根弦呢。

借此机会,我很想说说“幽默感”这回事。

长期以来,“幽默感”似乎总是不能得到大家的正确理解。在我们身边,许多人把“幽默感”理解为“搞笑”,落实到具体形式里,就是开玩笑,甚至主要是挖苦、讽刺、讥笑等等“毒舌”的做法。这样的做法或许能逗人笑,但应用范围相当有限,往往仅限于熟人之间,或者必须保证挖苦讽刺的对象不在现场,否则多半要吵架,甚至大动干戈也不奇怪。

许多年前我也很喜欢开玩笑,但仔细想想,开玩笑只是为了引人注目,其实并不能给自己争取到多少尊重,也不会让自己多快乐。后来才逐渐意识到,“幽默感”和“开玩笑”不是一回事,真正的“幽默感”应当是一种值得反复锻炼的健康的本领。到现在,我仍然这么认为,而且相当受用。

回想这一转变,有几本书给我印象很深。

最早是在大学时候看了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我至今还记得序言中的一段话(大意):

阅读鲁迅,你切不可过于愤激。过于愤激,不但容易丧失判断的公正和理智,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它会让你丧失对人生至关重要的幽默感。

当时我完全不能理解,以鲁迅先生这种嫉恶如仇的性格,为什么还不能“过于愤激”?愤激和幽默感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幽默感对人生至关重要?

这些问题,要等到后来读了陈丹青的《笑谈大先生》才明白。原来生活中的鲁迅先生完全不是我们常见的宣传里那种紧缩媒体、一本正经的姿态,而是爱说爱笑、风趣随和的人。

陈丹青在书中引述了鲁迅一个朋友的回忆,说到朋友家,一进门就像小孩子那样打着旋子走过来。我必须说,这个描述实在太生动了,瞬间就洗掉了之前各种教科书涂抹在鲁迅脸上的浓重油彩——原来,鲁迅先生是这样的人。

再后来经历多了,才理解为什么王晓明说“幽默感对人生至关重要”。以鲁迅先生的性格,以他做文章的风格,倘若终日愁眉紧锁,时刻义愤填膺,他一定无法结交那么多的朋友,也一定不会受到那么多年轻人的爱戴。更重要的是,他一定过得不开心,健康也就无从谈起。

为什么?因为健康的生活就像钟摆,不可走极端,不可偏废,需要调和。一端越是沉重和深刻,又要保持精神健康,尤其是长期的精神健康,那么另一端就越要乐观和豁达,乐观和豁达的典型表现,恰恰就是随时随地自然洋溢的幽默感。

对比姚明和孙杨的表现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姚明遭遇的非难远远多过孙杨(甚至在国内也有非常多的姚黑),但姚明往往总能以幽默来化解,而不是摆出一副苦大仇深、金刚怒目的姿态来应对。久而久之,观察姚明的表情就可以发现,他明显要更乐观,也更健康。

如果说《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和《笑谈大先生》奠定了幽默感的价值基础,指明了“道”的方向,那么Greg Dean的Step by Step to Stand-Up Comedy,就是“术”的操作手册。

以前提到“幽默感”,总觉得它应当是天生的特质,似乎“这个人历来喜欢开玩笑”;具体到“开玩笑”,相当大部分又是挖苦、讽刺、讥笑之类。但我们仔细看姚明的故事,发现他并非“生下来就喜欢开玩笑”,“那我只好每场比赛都得18分”的回应相当幽默,也没有任何挖苦讽刺的成分。所以,幽默感不应当是天生的,也不应当局限于挖苦讽刺。幽默感应当可以培养,幽默感应当有章可循。

Step by Step to Stand-Up Comedy,是美国著名的脱口秀表演者Greg Dean的作品。在Greg Dean之前,美国也有不少优秀的脱口秀演员,不过他们大多依靠灵感、直觉、天赋来创作。在三十多年前,Greg Dean写完这本书之后,就有大量“本来没有天赋”的人掌握了幽默的秘诀,转身成为优秀的脱口秀演员。甚至如今你仔细去看海峡两岸各种脱口秀演员的表演,很容易找到共同的模板,那就是Greg Dean介绍的“幽默方程式”。

我的感觉,Dean的这本书堪称幽默的解剖大全。他按照化学实验的方式给出了一整套方案,让普通人也可以从各种事情中找到笑点,把本来不好笑的事情变得好笑。

千万不要先入为主,认定“这样出来的笑话就没意思了”。现实已经一再证明,许多本领并不是“天赋”,而是可以依靠刻意训练获得的。写作就是最好的例子。之前许多人认为“当作家”要有天赋,但是美国已经摸索出一整套“创意写作”的办法,二战后许多退伍军人都学会了写作。广大中国读者熟悉和喜爱的何伟、梅英东等等作家,并非具备什么“文学天赋”,而是“创意写作”的受益者。

回头说幽默,Dean是怎么做到的呢?

Dean告诉我们,幽默一定来自于差异认知和意外结果。他把典型的幽默划分为“故事一”和“故事二”。“故事一”就是一开始暴露的信息,它必须足够详细,能让人一下子产生某种具体的联想,同时又不能过分详细,否则联想过于僵化,就没有意外的空间了。

在听众已经对“故事一”产生了具体的联想之后,讲述者再揭露“故事二”。“故事二”必须和“故事一”有足够的重合,但又有之前无法想象的差异,让听众意识到“原来之前我想的不对”。由此,幽默的效果就产生了。当然Dean也提到,幽默必须掌握好分寸,必须对其他人有足够的理解和尊重。否则差异再大,效果再明显,也不是好的幽默。

Dean的书里有两个例子,都很简单,但很说明问题。

第一个是“我老婆跟我最好的朋友跑了,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我的狗应当对我足够忠诚”。第二个是“我今天早上跑了五公里,收获很大,主要是我得到了一个教训:如果你的车没电了,要推着它发动起来,千万别往坡下推”。

仔细看这两个例子,可以清楚看到共同的模式。“故事一”都很明显,很容易给人产生具体的想象:一个是失意男孤枕难眠的惆怅,一个是健身男跑得大汗淋漓的回顾。叙述者抖出的“故事二”,与“故事一”既有重合又有差异:失意男的惆怅并非依恋妻子,而是寄希望于自己的狗,健身男尽管大汗淋漓,却乃是因为愚蠢不得已而为之。听众感到意外的时刻,也就是笑料显现的时刻。

实际上,回头来看姚明的例子也可以发现,或许姚明没有读过Dean的书,但他的幽默应对同样符合Dean介绍的模式。

在“每场比赛得十八分还是十九分”的例子里,巴克利的“故事一”是姚明打篮球很努力,但“怎么努力也得不到十九分”;姚明以“打篮球很努力”作为共同点,引出了“故事二”:我足够努力,才能控制在每场比赛只得十八分。画面是大致相同的画面,效果却截然不同。

“十三亿人找不出五个打篮球”的例子也是如此。记者抛出这个“故事一”的时候,给人的联想是“十三亿人忙忙碌碌,却找不出五个篮球打得好的人”,所以意思是“白忙了”。姚明则以“人”为共同点引出“故事二”:美国两亿人中有许多人热爱体育,却找不出一个乒乓球打得好的人。画面也是大致相同的画面,效果依旧截然不同。

我想说的是,Dean的“幽默方法论”其实可以应用到生活中的各种场景。许多人说在国外生活会不开心,因为会遇到各种文化差异。但是我的看法恰好相反,文化差异也恰好是幽默的富矿。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在一起,经常会发生理解差异。所以,只要你能敏锐意识到这种差异,就能找到幽默的肥沃土壤——当然,也需要把握分寸感,不要过界。

有天上班时,我看到一个同事在对着窗外发愣,于是就有下面的对话。

Rob,你在看窗外?这让我想到一部奥斯卡电影里的场景,还有一句台词让我印象深刻。

噢?快告诉我,是什么电影?嗯,是《沉默的羔羊》。有个场景是汉尼拔博士被关在监狱里,朱迪·福斯特演的女探员去看他。问他有什么要求,汉尼拔说:What I want is a view. I want a window where I can see trees, or even water.

怎么?我坐在这里让你想起了吃人魔吗?(笑)

没有,我一点也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不好吃,就算遇到吃人魔也没事的。(大家都狂笑)

好吧,你为什么会对《沉默的羔羊》记忆这么深刻?

嗯,因为我们上学那时候没有那么多机会学习英语,所以很多人就看电影,背台词。所以你看,我连吃人魔的台词都记得这么清楚……

还有一次,因为公司里多了台指纹打卡设备,大家围在一起议论(欧洲人很在意隐私,对这种东西多加关注也是正常),我也参与进去了,下面是当时的谈话。

嘿,这里有一台指纹打卡机,它不会偷窃我们的隐私吧?

我仔细看了看,这台打卡机只有电源,没有网线,看起来也不像能联网的样子,应该没问题。

不好说,你知道,FBI、CIA之类,它们的技术都很厉害的,搞什么鬼我们都不知道。

嗯,美国人是比较擅长搞这个。不过我觉得,即便上传数据,也应当是上传到本国啊,比如“史塔西”(民主德国的秘密警察,规模庞大,渗透广泛)。

史塔西?你也知道它吗?我还以为只有我们德国人知道呢。

当然了,这可是大名鼎鼎(famous)呢。

你看,你的英语不如我吧。这不是“大名鼎鼎”,是“恶名昭彰(infamous)”才对。

好吧,我承认你的英语比我好,但是我对“史塔西”的了解肯定比你多。以前我就开发过一套系统,专门用来记录和侦测系统里的可疑行为,我给它取的代号就是“史塔西”。

噢,那可真是一个好名字。不过,等一下,你不会现在还在开发这样的系统吧?

好吧,老实说,本来可能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当我看到这个蠢到无法联网的指纹打卡机,就放弃了。

前几周,我们在议论公司里有一堆没人要的PS3游戏光盘,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么多游戏光盘,可惜我玩不了。

没问题,你想玩的话,直接拿回去就好了呀。

不行,我没有主机。

你已经有一张光盘了,只要再买一台主机就可以玩了。

别闹,为一张游戏光盘买一台主机?要知道,这么多光盘都是同样的游戏。

那又怎么样?不要紧的。虽然这些游戏是一样的,但你可以给光盘编号,每次玩的时候告诉自己,我现在玩的是几号光盘,这样你的感觉就大不一样了……

说到这里,周围的几个人都已经笑成一片了。

这样的聊天多了,有个同事一本正经地问我:

Yu,我不认识其他中国人,不过我想知道,是不是中国人都像你这么好笑的?

我只能故作神秘地笑笑:

我们中国人从小就被教导要爱学习,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变得幽默,就一定能学会幽默。

李文亮医生离开我们已经两天了,难受之余,我实在忍受不了蝇营狗苟之辈泼脏水的行为。所以,本文需要阐述两个问题:第一,李文亮医生是堂堂正正的吹哨人;第二,李文亮医生值得多一倍的崇敬。

李文亮医生是堂堂正正的吹哨人

首先,李文亮医生并没有捏造信息。

关于感染病毒肺炎,而且此肺炎与SARS高度相似的消息,并不是李文亮医生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在医学交流中获得的信息,而且他看到了化验报告。他告诉大家的消息里,地点、人数、症状都没有问题,至于是不是SARS,从后来的许多报道里可以看到,当时许多医生都得到了消息,在私下讨论,有人说是“新非典”,有人说是“类SARS”,名称并不影响大家表达的意思。值得一提的是,李文亮医生在首次提醒一小时之后又告诉大家“冠状病毒感染确认了,正在进行分型”,这是更准确、更客观的表达。

其次,李文亮医生吹哨的直接受众都受益了。

李文亮医生提醒他的同门,让大家注意防护,用词科学谨慎。而且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报道说,同一个群里的人因此惊慌失措,甚至有报道说,许多人因此提前做好了防范工作,提升了防护等级,采购了防护用具,因此没有被病毒感染。如果有更大范围的影响,李文亮医生在接受采访时也说了,那是“聊天记录被人断章取义”所导致。

以理性思考,如果一条消息,距离最近的、最直接的接收人都受益了,距离远的、转好几道手的接收人或许产生了恐慌(看报道,不少人因此改了行程,反而受益了),板子应该打在谁身上?起码不应该打在发布者身上。

退一万步说,整个事件里唯一没有受益的,恐怕就是李文亮医生本人,而且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这,正是让我觉得最遗憾,也最难过的。

再次,李文亮医生和张继先医生不能简单类比。

没错,张继先医生发现问题之后也及时上报了,确实很值得钦佩,值得表扬。但是,公共卫生的“哨子”不应该只有一个,不能说因为张继先医生是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就不能是吹哨人。“吹哨人”的名誉也不应该是一块蛋糕,如果李医生分得多了一点,张医生就只能分得少一点。

何况,张继先医生与李文亮医生的角色完全不同。张医生是重症与呼吸科的科室主任,上报之后没有得到及时答复,她还有权力要求科室同事加强戒备,储备防护服和口罩,提高防护等级。而李文亮是普通眼科医生,他没有权力要求其他人提高戒备,他能做的也只有提醒同门师兄弟注意防护。从报道看,他也上报了信息,但设身处地想想,眼科医生上报呼吸科病例能引起多少重视?照道理说,不会比鲁菜厨子报告川菜的花椒有问题更有影响。

有许多蝇营狗苟的帮闲,伪装出一副理性的脸孔,告诉大家“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我想说,请放下你们故作高明的猜测,拿出证据和逻辑来,告诉大家依据什么法规第多少条,李文亮医生的哪一点做得不对,应该如何改正?如果当时你是李文亮医生,你应该如何做,才能既不让帮闲挑出毛病,又尽可能保护身边人?

不要告诉我“应该及时上报,不行就越级上报,但绝对不要平级议论”,因为这实在是一个最冷血、最残酷的答案。——如果明明发现了重大隐患或者危险,但只会向上反映,却绝不对身边人透露半个字,眼睁睁将他们置于危险之中,对于这种人,立地绝交,唾弃一辈子,无疑是最理性的选择。

李文亮医生值得多一倍的崇敬

在我看来,李文亮医生与其它“吹哨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一月下旬他敢于站出来实名接受采访,还原事情的来龙去脉,坚持自己的良知。

我认识有类似经历的朋友。之后再遇到记者采访,要么噤若寒蝉,要么避而远之,要么顾左右而言他,或者干脆极尽夸张之能事渲染苦情。但李文亮医生绝不是这样。照道理说,他是党员,他当然清楚“被训诫”意味着什么,更清楚“被训诫之后仍然接受采访,主张自己没有错”意味着什么。但他仍然站出来,实名接受了采访。

在采访里我们看到,他有委屈,认为“自己说的是事实”,不理解为何遭到这样的对待;他有遗憾,“如果早点公开消息,现在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受苦”;他有喜悦,“现在医患关系不如以前,所以病人高兴了我就最开心”;他还有坚持,“如果痊愈了我还要上一线,不能当逃兵”;他更有思考,“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他说了那么多,却绝没有看到一丝不理智的愤恨。

在媒体采访“吹哨”医生的报道里,李文亮医生的报道是最先刊载出来的,后来陆续又出现了其他吹哨人的故事。但在我眼里,李文亮医生的叙述尤其特别,虽然他没有谈任何宏大价值,他的朴实和正直却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李文亮医生拼尽了常人所没有的勇气,说出的却是一句再普通不过的话。这是简单的道理,也是通行的道理:疫情初发的时候,不能只有“可防可控”的声音;在有人吹哨之后,不能只有对“重拳打击”的叫好的声音;哪怕是在被官府扣上“造谣”的帽子之后,仍然可以坚持良知发出自己的声音。

同样可贵的是李文亮医生的父母在接受采访时的表达。请仔细看看他父母是怎么说的:“非常有潜力,非常有才华一个孩子,不像会撒谎会什么的人……我认为我儿子没造谣……我认为我儿子是相当不错的……这不是我做父亲的夸自己的儿子,你可以到他医院,到他同学那里去了解,得外边人说好才是真的好。”

如果这不叫理智,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叫理智。如果这不叫良知,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叫良知。对于这样的理智、良知,我必须致以深深的敬意。如果一重不够,那就再来一重。

李文亮医生不但做了吹哨人,而且做了两次吹哨人。如果他的第一次吹哨是告诉大家提防病毒;那么他的第二次吹哨就在提示我们,尊重常识,尊重良知和理智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又是多么的珍贵。我们可以寻找药物去对抗身体的病毒;但是应该寻找什么,来驱散内心的阴霾?这是李文亮医生留给所有良知尚存者的拷问。

我相信,在这次疫情过去之后,一定会有许多人去到李文亮医生的墓前,献上一束花。我也会去,而且一定要献上两束花。

最近,老友右军的《技术琐话》对两篇文章做了不少讨论。其中一篇讲的是“BAT出来的员工去小公司不能胜任”,另一篇讲的是“小公司的全栈技术总监去大公司求职受挫”。看起来,无论供职于大公司还是小公司,都不能给自己的职业生涯打一张保票,也不能成为求职的金字招牌。

那么,大公司还是小公司,与职业生涯的关系到底如何?如果对下一份工作有期望,是否要特别偏重大公司或者小公司?

我的答案是:这类大而化之的问题,如果想找一个简单答案必然是徒劳。若不能进行细粒度的具体分析,结论多半是站不住脚的。

如何进行细粒度分析呢?简单说,起码可以分四种情况来讨论:

  • 小公司喜欢什么样的大公司员工?
  • 小公司不喜欢什么样的大公司员工?
  • 大公司不喜欢什么样的小公司员工?
  • 大公司喜欢什么样的小公司员工?

恰好,这四种情况我基本都近距离观察过,下面就来详细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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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有不少读者朋友希望能找到国外工作,在国外生活一段。所以,时常有人在后台留言说,希望介绍找国外工作的攻略。请放心,我会尽力写出“攻略”,不过我想说的是,“攻略”绝对不会是灵丹妙药。

出国工作也好,所谓的“财务自由”也罢,甚至哪怕仅仅是给自己定的某些小目标,往往都不会那么容易做到。按照我的经验,要想生活如意,必要条件之一就是,永远要留时间给重要的事。

什么是“重要的事”?我想,是没有完成就让人处在不舒服状态的那些事情。

职场人最能体会什么是“重要的事”:上级和同事都在盯着,时时过问、处处关心的事情,就是“重要的事”。这些事情无论大小,也无论你自己的认知如何,都不影响重要性——如果做不好,不能对付过去而要挨骂、罚款甚至丢掉工作。那么,它能不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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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网易裁员的事情成了热点,有读者留言说希望我谈谈。为了不拂大家的好意,我决定勉为其难,远远谈谈。

为什么是“远远”谈谈?

第一,我没有太关注此事,而且如今调查报道缺失,很少像以前那样看到有公信力的媒体和记者去核实各方情况,所谓的报道绝大多数都是观点,而不是事实;
第二,我距离很远,距离事发地超过一万公里,时差七小时,对热点的感受不强烈(最近几天我更关注的是德累斯顿的宝物失窃新闻);
第三,因为不了解情况,我也只能讲讲自己和朋友经历的故事,然后提供某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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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和朋友讨论一则社会新闻——发生交通事故之后,犯罪嫌疑人因为赔不起两万块钱,铤而走险杀死对方三人。群里有朋友说:实在想不通,两万块钱也不多,犯得上去杀人吗?现在随便做点什么,一个月也有万把块钱呀。

听了这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位朋友其实并无恶意,本来也不是大富大贵的家庭。但是这几句话,总让我想到之前经历的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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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印尼公布了“狮航”失事波音737飞机的初步调查结果。调查显示,飞机从起飞到失事的11分钟内,最后两分钟里,飞行员和飞机进行了不下二十次“搏斗”,最后败给了飞机。

事情是这样的:最新款的波音737,也就是737 Max,安装了名为“机动能力增强系统”(maneuvering characteristics augmentation system,简称M.C.A.S.)的系统。如果驾驶员操作不当,这套系统可以自动介入,修正飞行姿势。不幸的是,这架飞机的攻角(angle-of-attack,即仰角)传感器一直有问题,总是发出错误数据,虽然之前已经替换了一个,但也不是新的,而是经检测“可用”的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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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记得好些年前一次参加公司职级晋升考评的经历。注意,这不是晋升自己的职级,而是我去为员工申报职级晋升,并参与综合评审。

当时公司不大,一百多人的规模,整天都在忙业务。所以,虽然管理正规化是大家的期望,但管理过公司的人都知道,建立制度化、正规化的管理是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对处在这个阶段的公司来说,“管理正规化”更多只是形式,比如职级晋升,主要是管理层一起把把关,不要出现明显的争议。

在晋升考评会议上,我列举了IT团队应当晋升的人员名单。得益于IT团队成员的努力付出,之前的准备工作也还算充分,名单上的人员晋升看起来都十拿九稳。

不过计划总是没有变化快。全公司的晋升名单都过完一遍之后,大佬们觉得此次晋升的人数多了点,晋升还是应当让大家珍惜机会,不要变成“阳光普照”。所以需要再次审阅名单,筛出一些“不合适”的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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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看完了《艾森豪威尔:一个士兵的一生》(之前也推荐过)。众所周知,艾森豪威尔是二战时西线盟军的最高指挥官,士兵们亲切地叫他“艾克”,战后又通过竞选当上美国总统并连任。在这本书中,除了大量有关战争的篇幅,艾森豪威尔的成长过程中的一些片段同样让我印象深刻。

艾森豪威尔出生在贫苦之家,他的父亲戴维每天辛勤工作,只能挣得微薄的薪水养家糊口,脾气也不算太好。有一次,艾森豪威尔的母亲艾达请戴维帮忙搬一个箱子,被戴维视为奇耻大辱,认为自己不应该受女人指使。过了会儿,艾达换了副无奈的口气说:“戴维,如果你不来帮我,我想我实在没办法搬动这个箱子了”。结果,戴维欣然前来。

艾森豪威尔小的时候,有一次去舅舅家玩遇到一只大鹅。艾森豪威尔被大鹅吓得不轻,哭着去找舅舅帮忙。但是,舅舅没有来帮他出气,只是给了他一根棍子。靠着这根棍子,艾森豪威尔终于战胜了那只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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