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一峰先生写了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决定，还是做决定。阮先生的意见是，语言应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成分——可以说“决定xx”，就不要说“做了xx的决定”；可以“观察一周”，就不要“进行一周的观察”——简单点说就是，语言以简洁为美。就我所知，外国有这样的故事：某家商店出售帽子，最开始的标牌是“本店出售帽子”，然后改为“出售帽子”，最后改为“帽子”才算满意。看来，各种语言大都是欣赏“言简意赅”的。
更有趣的是阮先生文章后面的评论以及其它转载处的回应，似乎原文中“大家一起努力，保持我们母语的纯洁性和美感”引起了不少争议：许多人认为这样太过“较真”或者“矫情”，语言只要能交流（表意），就足够了。看起来，两种说法发生了矛盾，“简洁为美”到底是不是”矫情“？我觉得，两个问题并不矛盾。
语言的主要目的是交流，这并没有错，但语言的目的并非“只是交流”，在“研究（分析）”和“交流（表意）”两个极端之间，还有一片广阔的地带：运用。表达同样的意思，运用却有不同，运用得越好，读起来越自然，接受的难度也越低，受众越广泛。英国作家笛福曾说，优秀的作家能面对台下的五百人讲话——这五百人身份、地位、教育各不相同，但都能准确理解作家的意思。
那么，“运用的好”的语言，到底是简洁的好，还是繁复的好？依我看，一般来说，语言越简洁（而不是简单），运用水平也就越高。
举几个常见的例子吧：
大家在阅览室里都保持很安静的状态。
大家在阅览室里都很安静。
这条道路的修建，使我市的交通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这条道路的修建，大大改善了我市的交通。
发射武器！
开火！
因为下了大雨，使我们没有赶上火车。
我们因为大雨误了火车。
以上几个例子，两种说法都算不得错，表达的意思也完全相同，然而细读之下，还是有许多差别，我以为，第二种形式明显好于第一种形式，因为它简洁，更自然，念起来更舒服，使用这种形式能降低理解的难度，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所以，写作时适宜优先采用（即便说这是“矫情”，也是追求“雅俗共赏”的矫情，而不是“学究”式的矫情，我甚至以为，第一种说法相比之下更“矫情”）。
当然，这里要澄清三点：
首先，“适宜采用”针对自己写作所说的，所谓“聪明人就是多为其他人考虑的人”，写作时为读者考虑，采用“听起来更顺耳”形式的作者，自然是聪明的作者，但对于繁杂的形式，只要意义没有错，一般不必挞伐，毕竟，写作属于个人自由，文字本身也没有刚性的标准，所以，这种选择最好是“对己不对人”，用于提醒自己。
其次，在细节上多以这种标准要求自己，往往能有大的收获。通常的交流不会局限于一两个短句，我们阅读的总是一段一段的文字，如果放任这些“不算错”但又“不够顺耳”的形式，整篇文字的阅读难度无形中就大大增加了（底不平的鞋子当然也能穿，只是走起来费劲，而且走的越远越难受）。仔细看看那些公认“流畅”的文字，似乎很少出现这些“不算错”但“不够顺耳”的形式。举个简单的例子（原文在http://chinese.joelonsoftware.com/Articles/AdviceforComputerScienceC.html），哪段话更好读？
我和那些前辈也差不多，当我给别人建议时，实际上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我是如此的落后于时尚，以至于连AIM也搞不明白，而不得不使用 email。
我和那些前辈差不多，给别人建议时我也不知道自己真正在说什么。我太落后了，连AIM都搞不明白，只好用email。
最后，有人说，这样“别扭”的形式，乃是受了英文的影响，我反对这种说法：假若此说成立，我们“受英文影响过多”，则说英文的时候，岂不是思维障碍、形式错误更少？但现实是，这样“洋化”的句子翻译成英文更加别扭，凸现“中国特色”——我手上有一本书《中式英语之鉴》，是美国女士John Pinkham写的，其中罗列了许多极为难看的“中式英语”，其中不少照字面意思翻译过来，恰恰是“洋味很浓”的中文，且举上面的一句话为例：
大家在阅览室里都保持很安静的状态。
People kept the status of silence in the reading room.
可是真正的“老外”多半会说：
People kept quiet in the reading room.
写到这里，我也有点糊涂：“大家在阅览室里都保持很安静的状态”的说法，文言里没有，白话里没有，英文里也没有，现在却不少见，那么，它是从哪里来的？
我喜欢的专栏作家连岳曾说过一句话：与智者交流的坏处在于，你会觉得自己之前的生命都白活了，而好处在于，你今后不必像之前那样白活。
对此我是深有体会也深信不疑的：即便你不能由此找到更好的活法，至少也能发现自己之前竟然在浪费生命，于是会开始寻找新的方式——这就是了不起的进步了。我总结与身边各位堪称“智者（聪明人）”的朋友交流的经验，发现这样的交流大概可以分为三重境界（虽然有标题党的嫌疑），草草列出来，一家之言，供大家参考：
第一重境界：一鳞半爪
在这一重境界，最重要的就是“敢于承认错误”：我们时常会与人争论，而且大部分时候是“为争论而争论”，忽略了问题本身，在乎的并不是谁更“有道理”，谁的想法更高明，谁的看法更全面……如果能跳出囹圄来旁观，多半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可是，往往在这时候，心里已经明白高下，面子上还挂不住，网络上层出不穷的“狡辩”，许多都是出于这种心理——其实，坦诚大方地承认错误，反而可以让自己内心更踏实，也更容易赢得其他人的好感。
如果能够平心静气地想明白自己的错误，并且大方承认，就进入了第一重境界。在这个阶段，你的收获是一鳞半爪的：对某个问题，你获得了更高明的认知，再次遇到它时，你可以“出动”更高明的结论。
第二重境界：由表及里
我喜欢的经济学者薛兆丰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某次他与老师辩论，这位老师忽然意识到自己错了，接下来的第一句话是竟然是“你最近看的什么书？”。薛兆丰说，他非常佩服这位老师。
这个故事我印象很深，以前是因为不懂：为什么要“佩服”这位老师呢？几年以后我明白了，印象也更加深刻：这位老师果然比常人高明：他完全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不仅仅在乎一两个论争上的高明结论，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对方观点背后的知识结构上——学会了高明的思维方法，掌握了更高明的视角，自然就能拥有一系列更高明的观点。有渔在手，何愁无鱼？
第三重境界：源头活水
读一本好书，可以收获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新的视角，因此能够提升（开拓）对许多问题的看法。然而，人的思想不可能只来自一本书，智者尤其如此。如果仅仅在乎一本书、两本书，可能还是没法缩小与智者的差异——有位我非常佩服的老师曾说：“我只读好书”！相比之下，能读到一两本好书，还远远不够。
那么，该怎么缩小差距呢（至少不要扩大差距吧）？我的经验是，不但要从他人那里获得具体的信息，还需要再进一层，了解他人获取信息的来源，以及他们对这些信息的甄别能力（也可以叫“品味”）。如果人家说自己“只读好书”，那么他用什么办法判断书的好坏；如果人家说自己“只做重要的事情”，那么他如何判断事情的重要程度……，掌握了这样的“元”能力，就不再纠缠于一两本好书，一两件重要的事情，即便面对根本不熟悉的问题/领域，也不会冤枉浪费大量的时间精力。
当然，事情总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搜索新知识的能力，判断甄别这些知识的能力，学习掌握起来，很可能是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否则人人都是智者了），可是只要达到这一重境界，就如同找到了源泉，自然能收获汩汩而出的活水：于是乎，“只读好书”、“只做重要的事情”，也就是顺理成章的结果了。
“三重境界”大致就是如此，比较粗陋，各重之间的界限（尤其是第二重和第三重）有时候可能并不明显。而且，一重重境界地实践起来，需要大量的精力和漫长的时间，有可能让人心生疑窦。但是我总觉得，无论身处什么状态、哪个阶段，都不可错失坐标感和方位感，换种说法就是：忙得不可开交不是错，忙得没有头绪才是错。
大概是1992年左右，我第一次见到“脑筋急转弯”，马上就被这种新鲜玩意迷住了。可惜，当年那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如今都忘得差不多了，记得的只有一道题——身份证掉了怎么办？捡起来。
记得这道题，并不是因为它很难，而是因为，这些年来的许多经历，事后细细咀嚼起来，答案就象“身份证掉了怎么办？捡起来”一样简单、直白，又荒诞、无奈——或者怨天尤人，或者凭空慨叹，或者沉溺空想；总之，薄薄的一张身份证，就是没法捡起来。
2006年末我着手翻译《精通正则表达式（第三版）》的经历，就是如此。
试译的时候，我一晚上就交出了六页译稿。接下来约定全书的交稿时间，我不假思索地说，最多六个月。可书拿到手的那一瞬间，整个人就傻了——五百页，整整五百页，以前是轻松畅快的阅读体验，现在是堆积如山的任务列表！
照计划，我每天应该翻译四到五页，然而我只坚持了两天就中止了——每天下班累的要死，还得做这劳什子翻译，五百页何时能结束啊？
于是干脆自我放纵，过了一周“轻松加愉快”的生活，到周末，我甚至在想，原来生活这么美妙，干脆取消合同，交违约金算了吧。
然而，就在这一瞬间，我忽然又想到了那个脑筋急转弯——“身份证掉了怎么办？捡起来”。现在的这张身份证，无非就是在六个月内完成这本书的翻译嘛。而捡起来的方式，就是坚持每天翻译而已。答案简单到完全不存在其它的可能，简单到毫无风险。
于是我开始忍住内心的厌倦，慢慢捡起这张掉落的身份证。五页，十页；一章，两章……每做一点点，我都安慰自己说，对了，我在一点点地捡起那张身份证。
说来也奇怪，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反倒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厌倦的感觉也渐渐消失了。
全书翻译就要结束的时候，一次误操作弄丢了上万字的译稿，怎样也无法恢复。痛惜了半小时之后，我忽地又一次想到了“身份证掉了怎么办”这个问题。好吧，既然无法挽回，重新来过就是了。
这一回，为什么恢复得这么快？是习惯使然吗？
这个问题，一直保持到去年翻译温伯格的《技术领导之路》：在第四章，温伯格用现身说法讲解了，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必然会遭遇“峡谷”，而且总结说：
高原-峡谷模型描述了一个轮回周期，也描述了一个元周期——也就是周期的周期，这是个螺旋，就好像鹦鹉螺上一圈圈的纹路。走出低谷，不仅仅是登上另一个高原，同时也是在另一个高原上前进，这就是学习如何成长的高原。我的确是在学习新的语言，但更重要的是，我在学习“如何学习计算机语言”。这种元学习（meta-learning） ，清楚地说明了我对学习新语言的情绪。我不再焦虑，不再抵触，不再觉得毫无价值，而是感到激动，充满创造活力，能够处理几乎任何事情。
译到这里，我豁然开朗了：是了，我能更快地接受现实的解决办法，直接开始“捡身份证”，原因就在这里；我也发现，自己开始翻译《技术领导之路》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当初的煎熬：划分好进度，每日执行就是了。
《技术领导之路》一路翻译下来，我越来越赞同序言的说法：温伯格的这本书“卑之无甚高论”，并没有太多稀奇。如果“成为技术领导”是掉落的那张身份证，这本书不是传说中的《九阴真经》：温伯格只是告诉你，怎样才能把它“捡”起来——你仍然需要弯腰，仍然需要伸手。如此说来，更大的问题或许在于，你是否愿意（是否能）按部就班地去做。
譬如在第七章，温伯格介绍了一种加深自我认识的“不起眼”的办法，写日记：每天五分钟就可以，写下自己想写的内容，过一个月再回顾；第十章介绍了一种办法，照它一步步地分析，我们发现“小小的”误会背后，原来有长长的逻辑链条；第十三章给出了协调“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那些“做人原则”与现实的途径……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许多做法普通到不可思议，然而根据我的亲身实践，它们的确有效——退一万步说，至少能作为颇具价值的参考。
类似的例子，在这本书中还有许多。我也逐渐发现，许多时候我们希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而这世界上的许多问题的答案，并没有“精华”那般完美，反而就像“捡起来”那样直接、平凡，这时候，困扰我们的，已经不再是一个智力的问题，而是自制力、毅力和决心的问题了。
读温伯格的《技术领导之路》，会看到那张掉落的身份证。那么，让我们一起捡起它吧。
回到家里，往往会有长辈问起“学英语的经验”，希望介绍给还在念书的孩子。每到这种时候，我都觉得非常为难。
本身，我自己的英语实在说不上好，纵然做过翻译，也离不了字典，更何况，翻译对中文的要求更多一些；而且，回忆我自己学英语的经历，实在是有些傻、笨——中学背诵默写课文，大学每天晚上跟收音机学英语，上班了每天早上看英文小说……都是些“上不得台面”的法子。
回想起来，觉得学英语最快的办法，就是“真正运用”这门语言——把它当成媒介，通过看、听、读，去明白整件事情的经过，去了解现象背后的原理，去明白他人表达的观点（当然，这离不开实践，大量的实践）。不少技术人员不需要刻意去“学”英语（背单词、记语法），英语却“不错”，原因或许就在这里。
不幸的是，每次我真心诚意地说起这办法，遇到的反应大多是：那么累呀？那么久呀？那么麻烦呀？
言外之意，往往就是，“有没有更轻松的办法？”（譬如，哪本单词书最好，哪本语法书最好）
这样的问题，每每让我无言以对（霍炬曾说，道远胜于术，这一点我是非常赞同的）。不过，或许也不方便责怪具体的个人——举个极端的例子，胡适先生一次演讲中谈到，印度禅重视形式和克制（“瑜伽”即“管束”之意），而中国禅更偏重“顿悟”（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们对“顿悟”（速成）的喜好，在禅宗中都有所体现，更何况世俗的英语学习呢。
然而事物自有其规律。譬如学英语，我总认为，把语言割裂为语法、词汇、句型之类，是不可能学好的，所以还是不要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了；另一方面，持续的练习也是必不可少的，Malcolm Gladwell在the Outliers里面讲了许多故事，不少有“过度阐释”的嫌疑，但“训练一万小时”的故事还是深得我心的。
关于学英语，我能说的也就只有这些，也深知这些话可能并没有太多说服力——大学的时候我曾担任辩论协会会长，那时候深以为“观点是由论据支撑的”，现在却觉得，“理由往往是从观点生发出来的”，“驳倒”或者“说服”，其实是非常艰难的事情。不信，看看《少有人走的路》里面这一段经典的对话：
在冲绳岛，有一位年轻的军人妻子，她用剃须刀片割开了手腕，被送到抢救室急救。后来，我在病房里见到她，我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当然是想自杀了。”
“你为什么想自杀呢？”
“这个地方让我觉得无聊和乏味，我一刻也忍受不了。你们必须把我送回国内，要是还得呆在这里，我还是会自杀的。”
“住在冲绳岛，为什么让你感觉那么痛苦呢？”
她抽泣着说：“我在这里什么朋友也没有，我一直都很孤独。”
“这确实很糟糕。可是，你为什么不去交朋友呢？”
“因为我住在冲绳岛该死的居民区，那里没人说英语。”
“那你为何不驾车去美军家属区，或者去参加军人妻子俱乐部，在那里结交朋友呢？”
“因为我丈夫白天得开着车上班。”
“既然你白天孤独和无聊，为什么不开车送你丈夫上班呢？”我问道。
“因为我们的汽车是变速挡，不是自动挡，我不知道怎么开变速挡汽车。”
“你为什么不去学习驾驶变速挡汽车呢？”
她盯住我，说：“就在那种道路上学习吗？你一定是疯了。”
要想真正改变，不必完全依赖足够的“理由”，还是从改变观点做起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想太多，太累！”、“做太多，太累”、“学太多、太累”……
诸如此类的抱怨，每个人恐怕都听到过，接下来的结论就是：顺其自然。然而许多时候，顺其自然未必能“顺”，反而越过越不知所措，越来越失落。
另一方面，有许多人好像在不停地学习、进步，却丝毫看不出“累”的迹象。于是大家羡慕地说：“精力真好！”、“一点也不怕累”，然后往往叹气，“哀，我要是也有那么好的精力，就好了。”
以前，我也这样认为，不过，在认真比较了“不怕累”和“怕累”的人之后，看法却改变了。
做事总是要消耗精力的，精力消耗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累”的感觉，所以做同样的事情，有人会觉得累，有人不会觉得累——这是客观规律；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即使同一个人，做同样的事情，所消耗的精力也是会发生变化的。
我刚学会开车的时候，每次上路都异常紧张，双手大汗淋漓，没时间看指示牌，脚一会儿就僵硬，更不用提跟人说话了，开上半小时，都会觉得异常疲惫。这表现，虽然说起来有些没面子，却也不罕见，开过车的朋友都知道，开车就是熟练工，越开就越熟练，越开就越自如。几个月后，我终于稍微放松些了，手上不再出汗，可以留意四面八方的情况，能一边开车一边说话（当然这是不提倡的），开上一两个小时，也不觉得累了。
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它说明，即使同一个人，做同一件事情，劳累程度会变化的，而且，练习无疑有助于降低劳累程度。
在Strangers to Ourselves中，Timothy D. Wilson就说明了这个道理：重复（练习），会将一些事务交由无意识(unconscious)处理，能大大解放“有意识”的自我，也就会削减我们对“劳累”的体会。
这个道理，体现在生活中的许多方面。
我曾觉得自己看书看得太肤浅，许多时候只看到了文字的部分，却忽略了文字背后的东西——材料如何组织，以什么结构展开，这些都没注意过，轮到自己动笔的时候，就无法驾驭复杂一些复杂的话题；也曾觉得自己不会说话，很羡慕一些说话得体、入耳的朋友。然而，内心又不愿意承认，难道自己一辈子都无法驾驭复杂的话题？一辈子都无法把道理讲得生动有趣？于是，也要开始留意文字背后的东西，也要开始琢磨他人说的语。
刚开始的时候，这的确是很“累”的：看过书，还要仔细去想，回头去翻、总结；跟人说过话，还要反复回味、反思。这样的事情，想想都不只是累，更是枯燥乏味了。
然而持续锻炼下去，某一天我猛然发现，书看过一遍，不再需要“刻意”去思索，就能看到文字背后的东西；跟人说过话，不久就能“自然“领悟到，为什么人家说话那么动听，讲得道理那么入耳了。
其它许多事情也经历过这样从“累”到“不累”的过程，因为劳累程度下降，同样事情花的时间减少，能做的事情也就越来越多，某天我听到有人说自己“精力不错”才猛然大悟，所谓“精力不错”，原来是可以这样来的呀。原来，“累”与“不累”的界限是会变化的，通过有意识地锻炼，我们可以把许多事情从“累”的范畴，转移到“不累”的范畴，省下大量的时间，干别的当然好，但哪怕只用来休息，也是好的嘛。原来，要想“不累”，却不能直接逃避“不累”，而应该反过来，把更多的“累”变成“不累”，才能达到最终的“不累”。
老庄的“自然”，往往被人理解为“放任”，不过依我愚见，要真正达到老庄的“自然”境界，恐怕也得经历从“累”到“不累”的过程。
我国是一个崇尚“集体主义”的国家，人们往往追求集体的“一致”和“统一”，这样的思维倾向深入生活的各个方面。最常见的表现之一，就是“人人都”的论式。
最近，这种论调的形式是：如果人人都是杨佳，那我们的社会还有秩序可言吗？（隐含结论：不应该同情杨佳）
稍远一点的形式是：如果人人都是范跑跑，我们的明天还有希望吗？（隐含结论：人人都该谴责范跑跑）
更远一点的形式是：如果人人都是王海，我们的经济不就乱套了吗？（隐含结论：王海打假其实是捣乱）
……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此论式出现之频繁，杀伤力之广泛，实在令人着迷。
不过，我要说的是，“人人都”的论式，未必有效。
对科学有些基本了解的朋友都知道，一种理论要真正有效，必须拥有一定的前提（情境），否则其价值就要大打折扣；理论如此，观点也是如此。“人人都”论式之错误之一，就在这里：
牛顿的经典力学，在宏观领域是算不上错误的。若我们这样反问：如果万事万物都依照牛顿力学的原理来运行，你又如何解释微观物理学的诸多现象呢？
对于这个问题，答案是：牛顿力学对此无能为力，因为它不是用来解释“万事万物”的。（要我说，隐含结论是，“您这个问题提的真有水平”）
同样道理，我们若反对其他人对杨佳、范跑跑、王海的某些观点，首先必须看看，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到底是不是想要“人人都如何如何”，如果不是如此，拿出“人人都”来否定，试图得出“人人都不应该如何如何”的结论，这是不对的。
另一方面，若某种观点是真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多半是因为它是“万金油”。可惜，万金油也有刺鼻的时候，不妨看看这几条：
如果人人都是雷锋，人人都一心做好事，万一有人专门损人利己，不是赚大了吗？（隐含结论：不要做雷锋）
如果人人都对不正义逆来顺受，忍气吞声，我们岂不是永无出头之日了？（隐含结论：人人都应该努力反抗不正义）
如果人人都正当好公民，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我们的警察不是要下岗，没饭吃了吗？（隐含结论：不要当好公民）
如果人人都听领导的话，与领导保持一致，那领导还怎么反思、进步呢？（隐含结论：不要跟领导保持一致）
……
是否感觉怪异？这也是“人人都”理论的“杀伤力”之一啊。
在逻辑里，“人人都”的论式其实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做“滑坡谬误（slope fallacy）”，是常见的思维误区之一。它的意思是：一旦采取了某项措施（认同了某种某种观点），它就会“顺坡溜下去”，延伸扩散开来——或者是同样运用到对其它问题，或者是对同一个问题运用其它各种措施（观点）；总之，是引申出各种奇怪的结论，最终“归谬”。识别不出这个谬误的人，往往会觉得这样的论证非常“有力”，非常“恰当”，然而，它其实是错的。
所以，我的观点是，“人人都”这样思维偷懒的论式，还是少点的好。
这些年来，我的愿望一个也没实现过，世界太复杂了。我现在根本就不敢也不想计划未来了，否则，我要怎么办？或者，你可以给我推荐本书看看？
面对这样的问题，我已经不敢再推荐书了。指望看了本书就有重大转折，这近乎痴人说梦：书的内容，书里举的例子，往往过于遥远，文本的交互性也不够强，缺乏“现在最需要”的鲜活感——常常有人，无论调查评价结果如何，仅仅因为身边的朋友说某款车不好，就认为其一无是处。鲜活感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所以，还是别指望看书了吧：这种时候，你不能指望看了本书，就有重大转折。这些年来的“推荐”经历，大都如此。
“我要怎么办？”，这个问题，倒是让人想起皮亚杰对“智力”的定义：
所谓智力，就是你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时候，动用的那种能力。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定义（当然这里的“有意思”不是指“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人“智力低下”，“智力”不等于常说的“智商”，而且这里说的智力并非一成不变，而是能不断进化的），我曾和李笑来老师讨论过关于“智力”的问题，他的看法是：
所谓智力，或者说心智能力，包括三步：认清自己所处的境地，找到现实可能的出路，坚持不懈地去实践。
就三步，简单得好像在做广播体操，毫无新意，枯燥无味。其实书里头说的，无非也是抽象的道理，而且往往来去都是些旧的道理——“这种东西谁有兴趣？我都知道了，我要的是现在能够就给我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的，这是事实，这些简单陈旧的道理，太曲折，太遥远。更要命的是，即便你费劲心力去坚持了，去实践了，也不见得一定能收获想要的结果。的确，生活充满太多的偶然，大概没什么东西能保证你“一定”会收获想要的结果，而只能提高成功的几率——算了吧，没有确定结果的事情，去做它干嘛？即便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更“可能”砸到自己头上，那也只是“更可能”而已，算了吧。
不过，几率问题好像没有那么轻松：如果你要动手术了，两种方案，一种有30％的成功率，一种有70％的成功率。你选那个？
经济学告诉我们，世界上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穷的，所以，获取资源必须付出代价，越重要的资源，需要付出的代价也越高。
而人，会根据代价的不同，挑选适合自己的资源，同一样资源，对不同个人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因而不同的人所需要的资源，甚至是“必需品”，也是不同的。看过一个对美国人的调查，大家虽然都觉得油价高是个问题，全球气候变暖是个问题，但是，“我实在无法想象没有汽车的生活”、“汽车难道不是生活的必需品吗？”。是的，美国人均收入高，汽车又便宜，消费的代价低，汽车理所当然成了美国生活的“必需品”。
看到这，可能有人要说了：照你这么说，无需代价的资源，就对人类基本没什么价值吗？阳光、空气和水，对人类没有价值吗？怎么没见到付出代价？这个反驳看似有理，其实大谬不然：盖房子，要小心不要干涉到人家的“采光权”；污染空气，要收取你的“排污费”；水就更不必说，“水（电）是商品”的宣传语，相信各位还没有忘记吧。
更何况，在当今中国不少地方，明亮的阳光已属罕见，清洁的空气和水更是难得。想要新鲜阳光、新鲜空气、洁净的水？你可以选择移民，也可以选择搬迁到没什么环境污染的地区（尽管在中国，这样的地区大都经济不够发达）。然而，真正愿意这样干的人，寥寥无几。因此，逻辑的结论就是：至少，我们能够承受低质量的“必需品”，或者说，质量不错（其实不过是自然，无污染而已）的阳光、空气和水，其实还不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说得绕一点就是，所谓“必需品”，往往还没有那么“必需”。
这些天，大家又讨论起盗版问题来，比较有影响的一种观点是：软件已经成了生活的必需品，还要垄断，收取那么高的费用，用盗版，不但理所应当，而且理直气壮！
然而，这种论调是经不起分析的：
没错，软件可算是生活的必需品，软件深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必需品”论者往往对“开源之风日盛，免费软件多多”的世界潮流不屑一顾，原因何在？玄机在于，他们嘴里的“软件”，其实指的是“以微软产品为代表的商业软件”，只是不好意思明说罢了。
价格本应高高在上的商业软件成了“必需品”？而同样功能的免费软件，却不入某些人士的法眼？这一切，全拜盗版所赐。试想，如果当今中国的汽车卖到一百块钱一辆，甚至不要钱，过不了多久，我们也会觉得，“汽车是生活的必需品”了，有朝一日发生变故（车价上涨），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用车的权利，也不足为怪。
而且，汽车成为“必需品”，会催生出一系列后果：除去汽车制造企业，还有汽车养护、汽车美容、汽车回收、汽车交……，更远一点，交通规划也以汽车作为标准，自行车市场明显萎缩（至少相比没有汽车的年代是如此）……。盗版也是如此，功能强大的商业软件成泛滥的“必需品”，也会带来一系列后果：用商用软件已经成为习惯，操作系统要用最牛的版本（看看盗版Windows XP，显然是Professional最多吧），做个图片缩放也要最新版本的Photoshop，打几个字也要用最新版本的Word，这还不算，更糟糕的是，思维/行为习惯逐渐被盗版商用软件所统治：Word之类商用软件的文件格式，已经成为中国的通行必备的规则，垄断地位不断自我强化——许多学校都要求，提交论文，必须使用Word格式。无怪乎，许多人去了国外以后，才发现开放标准的PDF“原来这么流行”，Office“份额这么少”，排版“居然可以用Tex”，“Vi/Emacs比记事本好用多了”。原来，大家义愤填膺要反对的“垄断”，很大程度上乃是来自于咱们自己的贡献呀！
写到最后，我倒想问问那些说软件是“必需品”的人：你们必需的，到底是“软件”，还是“以微软产品为首的商业软件”？而且，每次反盗版就拿Windows当出头鸟，可是简单弄个图片也需要Photoshop CS3，打几个字也要用到Word 2007，这用屠龙刀杀鸡一般的“必需”，到底“必需“在什么地方呢？
王小波写过一篇杂文，说的是他和另一位华人老兄，在美国给人干活的故事。开始小波和这位老兄包下了整个装饰工程，颇有点“让老美见识见识咱中国人手艺”的想法——备齐各种木工工具，精工细作，哼哧哼哧干了好多天，看到老外怪异的表情，他们觉得，多半是没见过中国人干活这么仔细的。可是，精细归精细，终究不是拖延工期的理由。最后，小波他们终于败下阵来，要看看老美是怎么干活的——只见人家全套自动化的工具，一顿忙乎，几下就彻底搞定。
当年我看了这个故事，最大的感叹就是，天壤之别，真是天壤之别。徐宥同学曾作文《工具的强是无敌的》，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考。
后来我再看这个故事，又有了新的想法——见鬼，这真不公平，凭什么人家老美的基本配置就都是自动化的工具？我们的工具顶多是改变力矩、力臂之类，要做功，还得凭自己！
然而，我去市场上溜达一圈，又没了脾气：乖乖，自动的工具就是贵呀，一个电动起子，最便宜的也要三四百，这要是整套工具都备齐，还不得四位数？囊中羞涩，无奈，也只能无奈了，我又没有鼓上蚤时迁的绝技，还是乖乖用我的人力工具好了。
当然，今天我要说的是另一个故事。电动工具以前都是免费的，当然会成为“标准配备”，有朝一日要收费了，一定有很多人，群起而攻之：这是最最基本的工具，是必需品，现在居然要想法收费，这还有天理吗？还有人权吗？我们生活在这个文明阶段，难道还要退回去用手动工具？
是的，电动工具（况且还是不要钱的）用惯了，理所当然会觉得这是基本的配备，不能失去的。不但如此，别的工具，任你再好用，也懒得瞧一眼：学习总是需要成本的，大家时间都宝贵嘛。
最近微软以“抹黑自己产品”的方式来打击盗版，激起一片义愤——看哪，垄断企业多么缺德，居然对我们时代的必需品，收取这么高的费用！
问题是，我们的“必需品”，真的是Windows吗？我们必需的，到底是Windows，还是一个操作系统？
三年前，我写过《盗版真的是打击垄断的利器吗？》，今天，我的观点仍然不变，而且更强——盗版的Windows，不但培养了用户对微软产品的依赖，养大了Windows版本应用程序的市场，而且打击了其它操作系统提高易用性的积极性（若Windows价格高高在上一成不变，用户需要这种易用性，又买不起，当然会有其它厂商迎合这种需求，此乃市场竞争之必然），这一切，反过来又强化了Windows的垄断地位。如此循环，周而复始，结果，Windows在全世界的市场占有率不断下降的今天（何况它的占有率本来就没那么高，许多同学朋友出国以后才发现“原来这里不用Windows！！”），在中国却能保持地位岿然不动，盗版的贡献，着实不可小视。所谓“垄断”，板子不能全打在微软身上，盗版、用盗版的人，都在为“垄断”添砖加瓦。
买不起电动工具，只能用手动，效率确实低点；但相比Windows，linux/unix之类的操作系统的效率可不见得低，你所要付出的，只是一些学习的努力而已——拜托，如今人们都讲究“终生学习”。比照这位母亲的经历，我倾向于认为，张口闭口“(Windows)是必需品”，还理直气壮的人，懒筋确实够粗。
最后要说的是，学过一点经济学就会明白，在价值错乱的环境中，容易出现各种光怪陆离的“必需品”，这不奇怪。
按：这是三年多以前写的一篇文章，今天重贴在自家园地。
盗版是打破垄断的利器么？
盗版，顾名思义，就是未经许可偷盗版权的产品。虽然限于国情，大家几乎都在使用盗版软件，不过谁心里都明白，这玩意儿不够光明，用起来多少有点儿名不正言不顺的味道。当然，凡事都有例外，反其道而行之，大肆鼓吹“盗版有理”的，也不乏其人，其中不少还颇有几分名望，例如以那本《起来，挑战微软霸权》扬名天下的方兴东先生，以及不少所谓“同情人民疾苦”，或者打着各种后现代旗号，反抗各种不公正和压迫的斗士。在他们看来，不管用什么手段，只要能够打击处于“霸权”地位的微软，就是“反垄断”。因此，使用盗版软件，尤其是现阶段在中国用盗版，是一件理直气壮的事情——因为盗版是“打破（不只是微软，或者还包括一切处于 “霸权”地位的软件厂商）垄断的利器”。往小了说，这是破除市场中的垄断，往大了说还联系到国家、民族大义云云。可惜，稍懂一点经济学，就知道这类言论纯粹是胡扯。
我们知道，在现实的经济环境中，任何行为、任何选择都是要付出成本，而不考虑成本的选择恐怕是极其罕见的（即使有“不考虑成本”的行为，多半也是因为“考虑成本”这种行为的成本太高所致），我们常说“三思而后行”，“物有所值”，“不买贵的，只选对的”，就是这个道理。
来看这个问题：“给”你一辆车，你会要奔驰还是要夏利呢？我想大多数人不假思索就会选择前者。但是，如果问题变成让你付钱“买”一辆车，你是否还不假思索就选奔驰车呢？恐怕大多数人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看似相同的问题，为什么有不一样的答案？关键就在于，第一个问题暗含的信息是选择奔驰和夏利具有相同的成本——都是“给”，结果无疑是收益最大的选择。而回答第二个问题时，则必须考虑价格因素——两个选项收益固然悬殊，成本也迥然不同，这时候自然要掂量掂量再做决定了。
回到软件的问题，盗版软件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它缺乏正常市场所具有的价格机制。也就是说，盗版市场完全没有定价差别，也谈不上什么“定价策略”，所有的软件——无论是精简版还是豪华版，也无论是过时的版本还是最新的版本——获得的成本几乎是一样低廉的，而且是对大多数人来说绝对可以承受的。既然不需要考虑成本的差别，这时候用户的选择自然是最新、最好、功能最全最多的软件。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不少朋友连做个最基本的图片缩放都要用最新版本的Photoshop，打几个字也要使用最新版本的Office。追求版本最新、功能最全的软件，似乎成为大多数用户的习惯了。可是这样一来，软件市场上的“夏利”、“富康”就面临被“斩尽杀绝”的命运，而它们本来可以依靠合理的价格策略占领一部分市场的——试想，如果软件的价格不是千差万别，你会为了一个并不需要，或者并不那么迫切需要的功能多花几百上千元购买更新更全的版本么——可是因为盗版软件没有价格差异，所有产品都直接面对着最强大的竞争对手。可以说，因为盗版消除了定价差异，所有的软件从开始就是在不公正的环境下较量，盗版市场奉行的是赤裸裸的“赢家通吃”的法则，只有最强最优秀最新版的产品能够“生存”下来（当然，这些软件的开发商也没有获得利益，只不过大公司承担盗版损失的能力更强一些而已）。如此一来，不但最优秀软件的开发商没有获得回报，独辟蹊径，慢慢成长之类的道路也已经被盗版生生扼杀，盗版已经成了 “垄断”的帮凶，帮助“垄断者”攻城拔寨、横扫天下，又谈何“打破垄断”、“维护竞争”呢？进一步说，在助长“垄断地位”的同时，垄断厂商却没有获得相应的利益，利益都被盗版者攫走了。“盗版有理”论者希望造就的，难道就是这样一个弱者被剥夺成长机会，强者被剥夺现实利益的畸形市场？
也恰恰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发现，对盗版叫苦连天的，并非是微软之类的“垄断者”，因为他们有国外市场的保障，承担盗版损失的能力比较强；相反更多的是金山等等并非处于“垄断”地位，却有一定实力的软件公司，道理很简单：本来也许WPS比Office有差距，但价格优势明摆着呢，现在可好，硬生生把WPS拉上Office的擂台，轻量级选手和重量级选手同台竞技，不输才怪呢——本来就没有这样比的么！
上个世纪那场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大论战中，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掌门人米塞斯教授一再强调价格的重要性，他斩钉截铁地指出，脱离了价格的市场必定是畸形的市场，计划经济必然导致无穷的混乱。今天以盗版的问题观之，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