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联系


“产权是一束权利”,这是我刚接触经济学时印象最深的一点。我现在还还记得当时看到的说法是,产权只包含(对特定对象的)支配权、转让权、收益独占权,只有界定清楚产权,才能谈其它各种话题。“一束权利”的概念震惊了我:单个对象可能有很多甚至无穷多项权利,但产权只是其中的“一束”而已,它有清晰的边界,而这种边界可能与我们日常生活的理解相违背。举例来说,你拥有一块土地的产权,这种权利似乎是“绝对”的,你可以在上面盖房子,也可以阻止他人进入,却不能阻止飞机从头顶上飞过,也不能阻止地铁从脚下通过,因为这些权利并不在产权对应的那“一束”权利之中。这个道理,虽然不那么明显,也不难理解。

之所以不难理解,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权利与实物的分离尚且不明显,而实物是存在于生活之中,有感性认知的。但是人类社会大规模信息化之后,信息和实物逐渐分离,之前关于实物的很多权利,演变为关于信息的很多权利。这些权利从实体衍生出来,却不再需要依附实体存在,但是在我们的思维里,这些权利还脱离不了之前的实体,所以带来了很多认知上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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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两篇文字是2005年所作,今天意外收到一封来信,说“忽然见到此文,有豁然开朗之感”,于是转过来,放在自家园地。

关于翻译的一点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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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里面提到过这么一件事:

最近我看了章含之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属于个人感情的事情不去讨论,但里边有一段故事我看了非常生气。有一次开会,乔冠华把章含之留下来,她以为有什么事情,结果乔冠华拿出肖邦的钢琴曲唱片,请她一起听。这段文字让我很反感。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把我们的唱片都砸了,可是他们作为高级领导却在那里独自享受,这是说不过去的。

对此,有人说是真性情,有人说是没看穿,我是赞成“真性情”一说的。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与何先生有相同想法的人,到底有多少?或者说,能从这个角度想问题的人,到底有多少?
在艳羡这种权力舞台上的“美好”和“真情”的同时,又有多少人能记得当时的大环境,能记得舞台下其他人(更多是如你我一般普通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呢?
《窃听风暴》里,文化部长满面笑容:“我们是一个有品味的政党”。当然,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话算不得错,观众却能体会到深深的荒谬。好玩的是,换个环境,多数人就转而羡慕这种“品味”了。

古话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艳羡“独”乐乐,往往容易忽略“众”乐乐,更容易忘本,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属“独”还是属“众”——这不是杞人忧天,你看那些张口闭口“血洗”、“不惜一切代价”的人,冲天豪气“独乐乐”的背后,多半没有意识到,自己就是“代价”的一部分吧。

举个反向但同质的例子,或许能稍微提醒一下我们:你“艳羡”人家,人家就算被打倒了,没准压根儿不惜得跟你一起。
《人生之曲》中,郑延大姐说起自己在“文革”中被打成右派,与“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关在一起,很是委屈:自己一家都是老革命,好歹还是延安出来的呢,无论如何,也不能和这些人关在一起吧

马英九给桂平大洋镇蕉树中心小学题词是:

敦品励学

前任总理为国家会计学院的题词是:

不做假账

前任总书记为吉林大学的题词是:

把吉林大学建成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

文革时期有一部新闻短片(或者应该叫“宣传短片”),说的是解放军“应用毛主席的光辉思想,不断发展治疗聋哑病的经验”,让一所半工半读的聋哑学校的全部105名学生“全部恢复了听力”的故事。接下来的解说词是:深受迫害的聋哑人,再也抑制不住满腔的怒火,千仇万恨,都要集中到刘少奇的身上,就是他,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就是他,把我们打成了不治之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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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子,今天看来,可能会让不少人觉得滑稽——本身就在学校,听力又有障碍,根本不清楚外面发生了什么,跟着起什么劲呢?况且那个姓刘的人,他们恐怕连面都没见过,这个人说过什么,做过什么,他们清楚吗,言之凿凿、群情激愤,至于吗?有必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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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罢——把刘先生换成某个其他人,把“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换成“xxxx的阴谋”,生生就是一份与时俱进的《新闻简报》啊!

要我说,不了解情况又瞎说的人,思想政治课全都白学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早就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怎么才不是胡闹,什么才叫“完整、准确”?看看原文吧: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实现情况和历史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瞎说一顿之是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白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
要不得!要不得!注重调查!反对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