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vember 2009


我是非常偶然知道阿耐的:我在抓虾网工作的时候,某天用户反映说一个叫“混水庄园”的blog不更新了,为了验证,我订阅了这个从未听说过的blog。通常,这类问题解决之后我就会退订,如果觉得还有点意思,就“私藏”下来。阿耐的“混水庄园”,就属于我“私藏”的少数。一开始觉得有意思,主要是文章眼光独到:谈论经济总能抓住几个关键地方点评,眼光总高那么一点——最近一次她说到,统计数字当不得真,因为如果把个税起征点调高,就会发现“民众工资普遍上涨,而公司的办公费用等明显下降”。
一开始我喜欢看她的文章的原因就是这么简单,其它方面只知道她是实业家,还写小说在blog上连载,但总觉得她写的小说偏实业,而且连载看起来终究不过瘾,所以总没太多兴趣。去年末今年初,阿耐在blog上说,最新的长篇小说出版了,看下面留言热情洋溢,我终于也有兴趣来看看这部调了那么多人胃口的书,它有一个非常大气的名字:大江东去。

名实相符,《大江东去》本身也非常大气,全书从1978年开始,一直写到1998年,在这个阿耐所言“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中,主要描写了三个人的命运:宋运辉,“黑五类”的后代,从小受尽艰辛,恢复高考后上了大学,从一家化工企业的三班倒技术员开始,走出大型国企中错综复杂的关系迷宫,一步步上到国有(当时还叫“国营”)大型工厂负责人的位置;雷东宝,退伍军人,回到家乡小雷家当村支书,率先带领小雷家搞分产到户、分包到户,想尽办法摆脱政策束缚,之后创办乡镇企业,成为当地政府扶持的明星;杨巡,典型的“孝子长兄”,当年做小本生意的“小杨馒头”,做个体户、当倒爷、盖市场,历经磨难,最终拥有自己的产业。这三个人,身世、身份各不相同,走的路也截然不同,却都是在磨难面前不肯低头、努力胜出的典型,这是《大江东去》在精神上的大气;
在三位主要人物之外,阿耐还在书中巧妙安排了其他许多典型人物,既有北京下来的县长老徐,也有留洋归来的女金融家,既有忠厚仗义的工人寻建祥,也有毁誉参半的县委书记陈平原,既有勤恳扎实却不乏小算盘的小雷家“四大金刚”,也有浸淫市场多年仍刁钻古怪的王老先生……正是这些身份、背景各异的人物,给了读者丰富多样的阅读收获:一项政策出来,上面有什么意图,下面想如何利用,地方政府又有什么考虑,“洋人”如何评价,普通人是什么看法……所有这些,绝非全知全能的点评,而是各有出处,读来只觉得自然、合理,这是《大江东去》在视野上的大气;
而且对于书中的各位人物,《大江东去》难能可贵地做到了一视同仁:以往人们提到“倒爷”、“个体户”、“乡镇企业家”之类名词,总有挥之不去的好恶,《大江东去》里虽然还能依稀看到“个体户不可靠”之类简单判断的影子,理解却深入了一层:个体户遭遇了多少白眼,生存条件有多么恶劣,如何被国营企业和官僚玩弄于股掌之间……读者了解这些,即便不会更改之前的判断,却可以丰富认识,加深对他人的理解,这是《大江东去》在价值观上的大气;
以上说了三点大气,不过在我眼里,《大江东去》最大气的一点还是信息量上的大气:阅读全书,如同顺流而下: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乡镇企业、技改、联营厂、挂靠、红帽子、转制、皮包公司……这一系列在我们生活中闪亮过、却又被渐渐淡忘的概念,以及它们的来龙去脉,一一复现在眼前,原来,我们活生生的经历,早已熔铸进一段恢宏的历史。这种力透纸背的“真实感”,大概与作者阿耐从事实业的经历有关,也正因为如此,本书可以算作“实业小说”——它没有“文艺小说”中典型的细腻丰富的情感、环境描绘,取而代之的是分量十足的经历和体验,这是“职业作家”绝难理解和把握的,所以小说读来反而更加“抓人”。可以说,信息量上的大气,是《大江东去》最突出的特色所在。

既然喜欢《大江东去》,当然难免把它与类似的作品比较一番。这本书虽然没有宣传炒作,读者的反应,却是相当不错的(除去好评不说,1月刚刚初印,我手上已经却是5月第2次印刷的版本),因为它的年代背景,大家难免要把它与《激荡三十年》和《平凡的世界》相比较:窃议为,《激荡三十年》要做的是编年史,走的是《光荣与梦想》的路子(这点非常明显),它不算小说,所以关注的是各个时代的典型人物,点到为止,《大江东去》胜出在对幕后源流的介绍和关注;而《平凡的世界》“文学味道”更浓厚,关于环境和心理的着墨更多,对切实生活(尤其是左右生活的各种力量)的描述更少,作者的想法更纯朴,价值观也更单纯,它与《大江东去》的异同,或许恰恰是这些年来社会变化的见证。另一方面,与阿耐之前作品(譬如《不得往生》)相比,《大江东去》的视野更开阔,内容也更丰富,如果我们不反对“伟大的作品总是要全面地描绘世界”的说法,《大江东去》的大气就是名符其实的。

如果非要说作品的缺点,我觉得它走的是平铺直叙、情节推动的道路,结构不算精巧,行文也难言华丽,而且细微处修订一下会更好(八十年代初的人大概很难说出“我有吃过饭”和“不招人待见”之类的话)。不过,好小说是没有定规的:大江东去,风景自然不同小桥流水,奔流不息的气势才是它最迷人的地方,读者能做的,就是接受这部150万字长篇的裹挟,一路高潮,一路抱怨“拿起就放不下,占用了太多睡眠时间”吧。

P.S. 这本书在卓越的售价总是变化不定,时而88块,时而70块,最低还有67块的(两天三变是很可能的),如果想买,不妨持续关注一段时间,低价下手。

也可以在阿耐淘宝店购买签名本,因为淘宝最新出台了关于销售图书的规定,明年1月之后可能就买不到了。

so…that…是英文的经典句型,从学英语开始,老师们就不厌其烦地提醒大家:so…that…就是“如此…以致于…”的意思。这种说法本身并不算错,尽管有时很别扭,毕竟方便了学生理解。然而身为译者译者,无论在哪里见到so…that…,都硬套“如此…以致于…”,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毕竟,译者的职责是降低读者理解的难度,而高质量的翻译必须注重各个细节——如果读者觉得译文别扭,必须“还原”成英文才方便理解,我们大致可以说,译文还有改进的余地,本文尝试探讨的,就是摆脱“如此…以致于…”困境的办法。

来看几个例子:

这药是如此苦,以致于我没法喝下去。
他是如此生气,以致于头发都竖起来了。
这道菜是如此好吃,以致于我连点了两份。
天气是如此恶劣,以致于我不敢出门。

这四个句子,无一例外地用到了“如此…以致于…”的翻译,意思并不难理解,然而细读之下,总难逃“洋浜泾洋泾浜”的味道。我个人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根据中文习惯,“如此”表程度时一般放在最后出现(先举例,再说“如此如此”,就自然许多了);而在上面的例句中,前置的“如此”并不能表达确切的意义,程度必须依赖之后的说明:“苦”的程度是通过“没法喝下去”来说明的,在看到“没法喝下去”之前,到底怎么个“哭”,我们全无概念!
如果这个理由没有大错,破解“如此…以致于…”困境就有两个办法:把程度说明提前,或干脆去掉“如此”。根据我个人的经验,第一种办法很难,因为so…that…本身有因果关系;第二种办法比较可行,细究起来,又分为两大类:

用“…得…”翻译

“…得…”是补语结构,后面的成分用来“补充说明”前面的成分,它的感觉截然不同于英文的补语,恰当运用的话可以造出非常地道的中文句子,so…that…的某些句子,可以很方便地用“…得…”来翻译,完全消去“洋浜泾洋泾浜”的感觉:

没法喝。
他气头发都竖起来了。

用“太…”来翻译

中文与英文的差异之一就是,英文需要很多的信号词来表达逻辑关系,同时结构严谨,可以算作“泾渭分明”;而中文往往依赖句子的意义本身,形式上并没有太多的规范,也就是所谓的“行云流水”。用“太…”来翻译so…that…有两大好处:“太”本身就包含强烈的程度,另外,两个分句天然就是因果关系,暗合so…that…的逻辑:

这道菜好吃了,我连点了两份。
天气恶劣了,我都不敢出门。

我国的历史教育有很多特点,其中之一就是按照马老圣人的“规律”削足适履,另一大特点就是把历史当成“大事记”——哪年、哪月、哪日,发生了什么事情,意义是什么,它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教科书上的所谓“历史”,便是这样的简单重复。其结果就是,接受完完整的所谓“义务教育”之后,某天我忽然发现自己对历史竟然一无所知:阳历乃是外来的立法,为什么阳历1月1日会有“元旦”这样本土的名称?“星期”乃是外来的历法,在它传入之前,我们生活的时间单位是什么?……这些活生生的历史问题,“历史书”毫不关心,似乎我们根本不需要知道,也不需要感兴趣。
所以,我们只能便带着这些好奇,自己去探寻:

假如我生活在辛亥革命之前,那么大家说的“元旦”乃是春节;
如果我生活在“星期”没有传入的年代,大家的生活乃是以“旬”为单位的;
如果我生活在晚清、民国,我和普通劳苦大众穿的,多半是单调的深蓝色衣服;
……

不过,了解归了解,内心却难以清除“大事记”的遗毒:如果当时我是xxx,我一定要运筹帷幄、明察秋毫、力挽狂澜……
可是,某天我忽然再次猛醒:从生活现状看,我生活在任何年代都只能是一介凡人,即便在风起云涌的年代,注定连“治世能臣、乱世奸雄”都算不上,再加上厌倦了那些毫无逻辑、牛头不对马嘴的所谓历史“分析”和“研究”——与其迷恋帝王将相、生造出各种因果链条,不如多去了解了解跟自己类似的平凡人的生活。革命导师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忘记自己是凡人,忘记平凡人的历史,多半可以算作背叛自己身份的可怜虚妄吧。

假如我是民国时期的贫苦农民,我一定去寻求新教传教士,而不是天主教传教士的帮助;
假如我是民国时河南的农民,在开明进步的“基督将军”冯玉祥的治下,春节包起饺子,是一定会被当兵的把桌子灶台踢坏的;
假如我是参加长征的战士,在贵州落了单,一心想要回到大部队,我肯定念叨的是“我要找到朱总司令”,而不是“我要找到毛委员”;
假如我是红军的下级军官,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期间,我很可能在馆子里消受美味的辣子鸡,连吃一个礼拜,最后店家只能以猪肉冒充鸡肉;
……

这些年来,我着意收集凡人的生活历史,只觉得困难重重:详实绵密的生活记忆本身就很稀少,又因为审查制度的妖娆,大多只能口耳相传,绝少集中公布、发表的机会;第一手资料固然可靠性高些,又要竭力避免有意无意的吹捧或贬损,需得多种资料互相验证才敢取信。在这种环境下,龙应台女士新近出版的作品倒是显得尤其可贵了:她通过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再现了“天翻地覆慨而康”的那些岁月中有太多太多平凡人的故事,又因为故事的主人多半是平凡人等,即便对大形势的了解有所差池,但对切身经历回忆,因为无涉太多利益,反而真切可信。星星点点的故事,让我想起许多年前的一首歌:一个神话,就是浪花一朵,一个神话,就是泪珠一颗,聚散中有你,聚散中有我……

假如我是在长春被围困的老百姓,可能饥肠辘辘地被国军放出城去,面对解放军封锁的枪口,上吊自尽;
假如我是四行仓库撤退的八百壮士之一,我可能被送往腊包尔的俘虏营,为日本人修筑机场,被日军虐待,被美军轰炸;
假如我是抗战中被俘的国军战士,我可能遇上与日军同样凶恶的台湾监视员,命丧异乡,也可能遇到心怀善念的监视员,蒙恩幸存;
假如我是那些年河南南阳中学的五千学生之一,我可能必须与老师同学一起,徒步走过几千里,在永州“产异蛇”的空地上,跟老师朗诵《古文观止》,辗转到达台湾员林;
假如我是北平解放时载歌载舞的大学生,我可能遇到难过得掉泪的国军青年军官:前方打仗的补给都没有,却一直给你们白面、肥肉,可你们一直要闹,闹到“解放”了,跟大家一起吃陈年小米;
假如我是河北崇礼的村民,历来信奉基督教,我可能在抗战结束后,跟五百乡亲一起,被无神论的军队杀死,尸体不及埋葬,就要被三民主义的军队用作宣传的证据,直到亲友突破封锁,泪流满面地冲上来认领;
……

在我看来,面对这样的故事,争论对错全然失去了价值:没有必要为其他人“站错了队”幸灾乐祸,也没有必要为自己的“进步”暗自庆幸,“居功至伟”、“恶贯满盈”之类,或许只适用于政客,距离普通人十万八千里;在大江大海的年代,无数的寻常人,我们的同胞,仅仅是懵懂地签了字、上了船、出了门,就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命运,成了大江大海漩涡中的一叶扁舟。

有个故事是这样说的:一群傻子,每人得了一笔钱,纷纷去开加油站,因为他们傻,所以加油站如天女散花一般开得到处都是,高山上有,峡谷里有,池塘边有,平地旁也有;也因为他们傻,所以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不换地方;结果,过了几年,只有平地旁的加油站存活下来,其它地方的加油站都销声匿迹了。
故事的道理很简单,所以如果听到“傻子那么傻,他开的加油站怎么可能维持下来呢,肯定是冥冥之中有神灵帮助”的说法,许多人多半会笑出声来。是的,这故事很简单,其中的道理也不难明白。那么,换一种形式呢?
同一个物种的生活,因为变异(Variation)而出现不同的个体,这些差异又被后代继承(Inheritance)下来,经过自然环境的选择(Selection),最终有一些个体表现出适应环境(Adaption)的特性,生存下来。本来毫无方向的随机变异,与自然条件较量之后,最合适的个体存留下来,表面看来竟然是“被定向选择”的结果。达尔文的学说,大致就是这么回事,更简洁点说,就是Darwin’s VISA
尽管“傻子开加油站”的例子很容易想明白,达尔文的学说却没那么容易被所有人接受,姑且不说那些坚持神创论之类观点的人士(参考鄙人翻译的《对神创论呓语的15点回复》(一)(二)(三)(四)(五)),即便是“相信”进化论的人,也多半“都以为自己懂进化论,其实只是一知半解”。故而,把达尔文的理论梳理清楚、阐述明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也正是本周日(11月15日)松鼠会组织的“达尔文与达尔文革命”讲座的目的。

本次的主讲人是王道还先生,王先生来自海峡对岸(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助理研究员),讲座的当然也不同于我们常见的风格,他能恰到好处地把每个“知识点”后面的故事娓娓道来,颇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 达尔文虽然身为科学家,却是不同于当代的职业科学家,而是一名绅士科学家,对职业科学家来说,科学是工作(job),而对绅士科学家来说,科学是召唤(vocation),当然,这也与19世纪的社会环境有关;
  • 达尔文身世煊赫,外祖父是Royal Potter,祖父是Royal Doctor,仅凭此,他其实不需有所作为,也可以过上殷实的生活,也不会是默默无名的小辈;
  • 达尔文先在爱丁堡大学念了两年医学,又在剑桥大学念了三年神学,真正有兴趣的,却是自然史,所谓自然史(Natural History),更确切的说法是“自然誌”,因为在古希腊语中,history的含义乃是inquiry。
  • 达尔文能登上小猎犬号进行环球航行,是因为小猎犬号的船长费兹罗(Robert FitzRoy)需要一名随从,当时英国海军的船长不容许与船员有私交,所以费氏报告要求一名随从陪同航行,“可进行自然史研究”的招牌,通过费氏父亲所在的剑桥大学校友圈子,吸引到了达尔文;
  • 达尔文登上小猎犬号,收到费兹罗的礼物——赖瑞的《地质学原理(第一卷)》,依靠这本书,他完成了关于自然史的训练;到了南美,尤其在智利,先后见识到火山爆发和地震,他由此开始想到,五花八门的自然奇景,可能并非上帝的创造,或许也是大自然伟力的结果;

……

仅仅讲述这样的小故事,也就难免沦为《你可能不知道的xx点》之类的轶事文章;可如果把这些小故事一一对应到达尔文的学说,再把来龙去脉梳理明白,就是需要兴趣和功力的事情了。而且,王先生更上升一个高度,说明演化乃是永恒的过程:生物要生存,就必然对环境有所影响,而受其影响的环境,又要重新“选择”生物,这种动态平衡的过程,就是“演化”。他纵横捭阖达尔文理论的劲头,让我想起 James W. Loewen讲美国历史 时提到Helen Keller的情形,当时Loewen从Helen Keller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故事讲起,联系到社会大环境,讲出一片新天地,同样让人大呼过瘾。
不过,Loewen的课只能听录音,王先生的讲座就可以去现场了。现场的好处就是,讲座听完还有提问的环节,我有机会说了一点自己的看法,王先生也热情回应(还收获科普赠书一本)。这里再加上自己的一点想法,列在这里,权当结尾:

  • 王先生认为,达尔文的理论应该是“演化”而不是“进化”,“进化”应当是Progression,有明确的标准和方向的,这一点我很赞同。但是中文的“天择”就难免误导:在中文里,“天”并不对应物质自然,而更多带有人格特性、道德色彩,所以“天择”的说法难免让人误解为“苍天(上天)在选择”;
  • 王先生也提到哈耶克与达尔文思想的相似性,恰好,我也稍微读过一点哈耶克(国内出版的译本几乎全部读过,英文原版也稍有涉猎),这确实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哈耶克也提到,货币之类文明产物,并非“智慧设计”的结果,而是在人类历史中不断选择、淘汰的结果(所以统一计划经济必然导致文明的灭绝),但是,达尔文研究的是自然问题,哈耶克研究的是人类社会问题(王先生也说,自然选择的问题,与意志和动机无关),二者虽有相似之处,但是否可以互为佐证,在我看来,还没有确切成立的论证。

青润发了一篇很有意思文章:专业词汇需要严谨的分析——Serializable到底应该是串行还是序列,较真的精神是让人非常佩服的,我也赞同Serialization应该翻译成“序列化”的观点,理由与清润的类似“串行是一个固定顺序过程的展示,这个固定顺序过程是公认的已知的,不应该是自行设计的”。不过,我更有兴趣的是,serialization为什么应该翻译成“序列化”?又为什么被错误翻译成“串行化”?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凸现了翻译中的困境。

回到Serialization的问题,前不久我也翻译了一篇关于Serialization的文章:发掘Java Serialization API中的秘密,本来serialize想当然就是“序列化”,专有名词嘛,中间却遇到一个词非常难翻译:flatten。原文是这样的:

靠对象的序列化(serialization),你就能把对象flatten,用各种神奇的方式重用。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序列化”是一个专用词,指把对象转换成二进制数据的过程。但是,flatten的意思分明是“打扁”嘛,难道把对象“打扁”到磁盘上?再看下面的句子就明了了:

the object can be flattened into bytes and subsequently inflated in the future

原来,flatten的意思就是:不管之前的对象有多大,多神奇,它总可以“还原”成一个个的字节排列成的“普通”字节流——就好像一栋大楼,不论多高多漂亮,最后总是能“拆散”成基本最原始的建筑材料,整齐地码好。
如果这样理解flatten,serialize翻译成“序列化”也就顺理成章了:serial作为形容词的意义之一是:in regular succession without gaps,“没有间隔的规律排列”,所以“serialize”并非石头里蹦出来的专用词,它“原本”的意思就是把对象“打扁”成平凡无奇的二进制字节流,故而被翻译成“序列化”。
那么也就不难理解“串行化”的翻译了——“串行化”的背后,我们也可以隐约看到“前后相继的均等序列”的意思(比如“串行执行”之类),但中文语境里,“串行化”一般是与“并行化”对应的,所以,尽管用“串行化”翻译serialization不会被严谨的译者采纳,它还是“沾边”的。
这就是翻译中的困境:某种语言中的一个词,可能“就是”对应到“单一”的意思,或者关系非常相近的一系列意思,但是在另一种语言中,这一系列意思的关系远不是“非常相近”,甚至“相差万里”(比如watch可以翻译成“手表”和“看”,看似毫无联系,但“手表(small timepiece)”的意思是从1588年第一次出现的,根源是1440年的“用来唤醒睡觉的人的计时装置”,而watch本身就有“看着、提醒(to keep someone or something under close observation)”的意思,所以watch可以是“手表”也可以是“看”)。如果原文中就存在几个意思“沾边”的情况,翻译的时候就非常棘手。

The Universe in a Nutshell
in a nutshell是一个短语,表示“简而言之”,“几句话就能说明白”,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可以翻译成“浅谈”之类(这样就跟“时间简史”一致了);但nutshell本身又有又有“果壳”的意思,Stephen Hawking原书的封面也是“果壳中的宇宙”,所以,翻译成“果壳中的宇宙”也不算错,只是丢掉了另一重趣味。

two-edged sword
如果“果壳中的宇宙”说明“双关语翻译时难以两全”,那么two-edge sword翻译成“双刃剑”绝对是一个“想当然”的问题。须知,英文的sword表示a weapon (as a cutlass or rapier) with a long blade for cutting or thrusting that is often used as a symbol of honor or authority,为了区分刀刃的数目,就得说two-edged sword,可是翻译成中文就“忠实”地变成了“双刃剑”。那么,single-edge sword是什么?其实就是“刀”嘛——有谁见过“东洋单刃剑”吗?

2009年3月的一天下午,我在某家饭馆静候各位已知未知朋友来相聚。七点多,进来一位文静白皙的理工男,虽然不认识,但听他打探的口气,我确认他是来这桌吃饭的。打过招呼,才知道是松鼠会的大掌柜姬十三(想起来真荣幸呀),我连忙说“我知道你们我知道你们,德国之声评选十佳中文博客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们了……”。
一下子,陌生感就卸去了大半,我们就开始像熟人热切地攀谈起来:从我印象深刻的《第一推动》丛书,到科普先驱站点三思科学,再到妙趣横生的博闻网,都成了我们的共同话题;最后我还说起了自己幼年的奇思妙想:既然我们能看到几千万光年外的星球“几千万年前”的样子,那么,距离我们几千万光年外的外星人(如果有的话),是否可以看到地球上的恐龙是为什么灭绝的,用录像带记录下来,再发送回地球(如此一来,几千万年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恐龙究竟是怎么灭绝的)?这个“异想天开”的想法,姬十三丝毫也没嫌弃,反而正经地跟我讨论了一番可能性——这样的“待遇”,对我这种“科学票友”来说,算非常非常难得咯。
从那个晚上开始,我知道,松鼠会的口号“让科学流行起来”不会仅仅是一个口号。所以,前些天知道松鼠会要举办“科学嘉年华”大型科普活动,我就非常有兴趣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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