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亮医生离开我们已经两天了,难受之余,我实在忍受不了蝇营狗苟之辈泼脏水的行为。所以,本文需要阐述两个问题:第一,李文亮医生是堂堂正正的吹哨人;第二,李文亮医生值得多一倍的崇敬。

李文亮医生是堂堂正正的吹哨人

首先,李文亮医生并没有捏造信息。

关于感染病毒肺炎,而且此肺炎与SARS高度相似的消息,并不是李文亮医生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在医学交流中获得的信息,而且他看到了化验报告。他告诉大家的消息里,地点、人数、症状都没有问题,至于是不是SARS,从后来的许多报道里可以看到,当时许多医生都得到了消息,在私下讨论,有人说是“新非典”,有人说是“类SARS”,名称并不影响大家表达的意思。值得一提的是,李文亮医生在首次提醒一小时之后又告诉大家“冠状病毒感染确认了,正在进行分型”,这是更准确、更客观的表达。

其次,李文亮医生吹哨的直接受众都受益了。

李文亮医生提醒他的同门,让大家注意防护,用词科学谨慎。而且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报道说,同一个群里的人因此惊慌失措,甚至有报道说,许多人因此提前做好了防范工作,提升了防护等级,采购了防护用具,因此没有被病毒感染。如果有更大范围的影响,李文亮医生在接受采访时也说了,那是“聊天记录被人断章取义”所导致。

以理性思考,如果一条消息,距离最近的、最直接的接收人都受益了,距离远的、转好几道手的接收人或许产生了恐慌(看报道,不少人因此改了行程,反而受益了),板子应该打在谁身上?起码不应该打在发布者身上。

退一万步说,整个事件里唯一没有受益的,恐怕就是李文亮医生本人,而且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这,正是让我觉得最遗憾,也最难过的。

再次,李文亮医生和张继先医生不能简单类比。

没错,张继先医生发现问题之后也及时上报了,确实很值得钦佩,值得表扬。但是,公共卫生的“哨子”不应该只有一个,不能说因为张继先医生是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就不能是吹哨人。“吹哨人”的名誉也不应该是一块蛋糕,如果李医生分得多了一点,张医生就只能分得少一点。

何况,张继先医生与李文亮医生的角色完全不同。张医生是重症与呼吸科的科室主任,上报之后没有得到及时答复,她还有权力要求科室同事加强戒备,储备防护服和口罩,提高防护等级。而李文亮是普通眼科医生,他没有权力要求其他人提高戒备,他能做的也只有提醒同门师兄弟注意防护。从报道看,他也上报了信息,但设身处地想想,眼科医生上报呼吸科病例能引起多少重视?照道理说,不会比鲁菜厨子报告川菜的花椒有问题更有影响。

有许多蝇营狗苟的帮闲,伪装出一副理性的脸孔,告诉大家“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我想说,请放下你们故作高明的猜测,拿出证据和逻辑来,告诉大家依据什么法规第多少条,李文亮医生的哪一点做得不对,应该如何改正?如果当时你是李文亮医生,你应该如何做,才能既不让帮闲挑出毛病,又尽可能保护身边人?

不要告诉我“应该及时上报,不行就越级上报,但绝对不要平级议论”,因为这实在是一个最冷血、最残酷的答案。——如果明明发现了重大隐患或者危险,但只会向上反映,却绝不对身边人透露半个字,眼睁睁将他们置于危险之中,对于这种人,立地绝交,唾弃一辈子,无疑是最理性的选择。

李文亮医生值得多一倍的崇敬

在我看来,李文亮医生与其它“吹哨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一月下旬他敢于站出来实名接受采访,还原事情的来龙去脉,坚持自己的良知。

我认识有类似经历的朋友。之后再遇到记者采访,要么噤若寒蝉,要么避而远之,要么顾左右而言他,或者干脆极尽夸张之能事渲染苦情。但李文亮医生绝不是这样。照道理说,他是党员,他当然清楚“被训诫”意味着什么,更清楚“被训诫之后仍然接受采访,主张自己没有错”意味着什么。但他仍然站出来,实名接受了采访。

在采访里我们看到,他有委屈,认为“自己说的是事实”,不理解为何遭到这样的对待;他有遗憾,“如果早点公开消息,现在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受苦”;他有喜悦,“现在医患关系不如以前,所以病人高兴了我就最开心”;他还有坚持,“如果痊愈了我还要上一线,不能当逃兵”;他更有思考,“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他说了那么多,却绝没有看到一丝不理智的愤恨。

在媒体采访“吹哨”医生的报道里,李文亮医生的报道是最先刊载出来的,后来陆续又出现了其他吹哨人的故事。但在我眼里,李文亮医生的叙述尤其特别,虽然他没有谈任何宏大价值,他的朴实和正直却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李文亮医生拼尽了常人所没有的勇气,说出的却是一句再普通不过的话。这是简单的道理,也是通行的道理:疫情初发的时候,不能只有“可防可控”的声音;在有人吹哨之后,不能只有对“重拳打击”的叫好的声音;哪怕是在被官府扣上“造谣”的帽子之后,仍然可以坚持良知发出自己的声音。

同样可贵的是李文亮医生的父母在接受采访时的表达。请仔细看看他父母是怎么说的:“非常有潜力,非常有才华一个孩子,不像会撒谎会什么的人……我认为我儿子没造谣……我认为我儿子是相当不错的……这不是我做父亲的夸自己的儿子,你可以到他医院,到他同学那里去了解,得外边人说好才是真的好。”

如果这不叫理智,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叫理智。如果这不叫良知,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叫良知。对于这样的理智、良知,我必须致以深深的敬意。如果一重不够,那就再来一重。

李文亮医生不但做了吹哨人,而且做了两次吹哨人。如果他的第一次吹哨是告诉大家提防病毒;那么他的第二次吹哨就在提示我们,尊重常识,尊重良知和理智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又是多么的珍贵。我们可以寻找药物去对抗身体的病毒;但是应该寻找什么,来驱散内心的阴霾?这是李文亮医生留给所有良知尚存者的拷问。

我相信,在这次疫情过去之后,一定会有许多人去到李文亮医生的墓前,献上一束花。我也会去,而且一定要献上两束花。

儿童心理学家说,小孩子三岁以后就对死亡有了意识,可以开始谈论死亡了。想到儿子两岁多时已经在外面见过死掉的鱼、死掉的知了,也没有丝毫的异常,三岁之后,我决定一试。

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我和他并排懒懒地躺在床上,沐浴着冬日温暖的阳光,畅想他长大之后要干什么:要会弹琴,弹很多很多好听的曲子;要会做菜,做很多很多好吃的菜;要会开车,开车带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起出去玩;要会认字,读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书……

我说:太好了,如果你都能做到,你一定会过得很高兴很高兴的,一直到老。于是,我们又开始畅想他老了会是什么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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