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 more struggle, and I am free
读大学的时候去考了托福，成绩很是出乎我的意料，作文竟然有5.5分。当时托福作文的满分是6分，5.5分的Rank似乎是95%，也就是说在所有考生中排名前5%。这完全超出我的想象，因为之前没有上过新东方，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培训班，如果说做了什么复习，似乎就是与同学结对写作、互相修改，练习了大概20篇作文。这个办法是很多考生都在用的，却只有我拿到了5.5的分数，朋友们也觉得很惊讶，问我有什么诀窍。我仔细想想，如果真的有什么要诀，那就是复习时在网上看过俞敏洪的演讲。
演讲的全文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其中的一个问答。有人问他：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如何练习作文？俞敏洪的回答是：如果自己练习，那么拿到题目先不要看范文，想想自己要怎么写，写出来，再对比范文，看看人家为什么写得好，有哪些地方可以学习。
我经常被人问这样的问题：“你读书似乎很快，有什么经验介绍吗？”。刚开始面对这样的问题，总是觉得莫名其妙，因为我从来也没觉得自己读书有多快。直到慢慢被问得多了，我逐渐意识到，大概有人觉得自己读书速度不如我快，所以希望讨教一些秘诀。可是仔细想想，我确实没有掌握什么妙方。如果真的要分析我为什么读书“比较快”的话，我能列出来的只有自己的若干经验。
最近几年，“互联网思维”忽然热门起来，似乎成了点石成金的本领，掌握“互联网思维”就变得神通广大，不会“互联网思维”的人则注定要被淘汰。这让我非常惭愧，说起来我上网也有很多年的历史了，大学毕业后一直做与互联网相关的工作，虽然感觉到互联网的一些特点，却从来也不知道什么是“互联网思维”。不过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所以不懂互联网思维，并不妨碍我使用和观察互联网，也不妨碍我谈谈自己对互联网的理解。在我看来，互联网并没有太多玄妙，它神奇的地方只是加速信息的有效流动，由此改变或产生了许多全新的应用形态。这个观点，从互联网发展的历史来看更加明显。
在正式开始谈“互联网”之前，我们不应忽略一个重要的准备阶段，即“信息化”（或者叫“电子化”、“数字化”。实际上，本文所说的“信息”基本都是“数字化的电子信息”）。也就是信息从物理载体抽离出来，成为“纯粹”的信息。书籍和报刊的电子化就是这个阶段的重要体现。我深深记得，《读者》杂志创刊20年之际，发行了一套3张CD，记录了《读者》20年的所有内容。之前很多人终年购买《读者》杂志，花了很多钱，其中的很大部分花销都用于纸张、印刷、装订、发行等等环节，与他真正关心的内容无关。信息化之后，读者只需要为自己真正关心的信息花钱（光盘的物料成本很低，可以不计），获得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而且信息化的文档还可以方便地存放、检索、复制，所以信息利用的效率也大大提高了。除了文字，图片、视频、声音等内容也纷纷加入这一进程，以数字化的方式存储起来。只是这些信息还处于孤立的状态，而且形式各异，不方便交互。
工作是在大公司更好，还是小公司更好？这个问题让大家争论不休，也没有最终的答案。凑个热闹，我结合自己的经历，谈谈我的看法。
我最开始工作就是在小公司。当时刚刚毕业，在对工作完全没有概念的情况下，进入了一家小的创业公司。虽然今天想起来，作为创业公司，它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我依然非常珍惜那段经历。主要原因是，虽然在创业公司，我仍然受到了相对良好的职业训练。当时我的两位领导都是毕业于清华，而且在搜狐工作过的，有丰富经验的IT人员。所以我最初工作的两个月，几乎是每天在批评中度过的。虽然我在学校也认真写过一些程序，但还是每天被批得一无是处，因为学生写的程序，距离生产系统要求的工业级别，实在是差得太远了。所幸自己当时脸皮厚，被批了就赶紧改，根本不去想太多，这样过了两个月，终于没那么少被批评了。当然，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受到的批评都是“对事不对人”的，所以一直没有“人格被否定”的糟糕感觉。
第一份工作我做了一年多，最大的收获是在领导持续的严厉批评下，深刻认识到了“现实生产环境需要的程序是什么样的”，其次就是模糊地领悟到，持续的“对事不对人”的批评，可以营造出追求专业进步的价值观。现在回头去看，很多人即便进到大公司，受到各种条框的限制，也不见得理解这些约束的意义；加之，如果领导没有严格的要求，没有树立“工作至上”的价值观，身为员工很可能不会有太多收获，反而会受到负面的影响。
读书经验告诉我，读书不但要看书的内容，还需要留意作者、流派等等一系列信息，这样才能获得更丰富的认知。《社会性动物》和《绝非偶然》已经让我受益匪浅，所以看到《错不在我》的作者是阿伦森的时候，我便毫不犹豫地买下来，事实证明，这本书确实值得一读。
“错不在我”，这是工作生活中经常听到的说法，几乎人人都说过这样的话。而且许多时候，明明“错在我”，大家还是要说“错不在我”，比如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明明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小布什仍然认为“错不在我”；再比如基辛格面对20世纪70年代美国入侵越南的战争罪指控，也会说“一定有别人出错了”。阿伦森的《错不在我》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分析这种现象，并给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和结论。
上周五到周日，72小时内连续参加了北大、武大两场校园招聘会，笔试加上面试，总共见了一百多位同学。其中有很多很不错的同学，在学校里就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和见识，相信这些同学将来一定有很好的机会；同时也见到不少同学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没能顺利走完招聘流程，让人感觉非常可惜。下面我结合自己经历的校园招聘安排，给各位找工作的同学一点建议。
校园招聘的第一个环节通常是笔试。因为收到的简历太多，用人单位希望用笔试高效地筛选出符合基本需求的同学。所以，参加校园招聘的同学，应当记得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带上笔。
笔试的题目一般由客观题和主观题组成。客观题考察的是基本的数学和逻辑能力，具体形式是简单的逻辑推理或者数学计算，有时会安排一些干扰因素以增加难度。这类题目或许有题库可供参考，但正式一些，或准备充分严密的笔试卷往往不会照搬题库，至少也会加上变化。比如计算某个指标的增长率，会让你先排除干扰把这个指标从一大堆数据里剥离出来。不过通常来说，一般公司的笔试提都不会太难，毕竟大部分公司不是“只招最聪明的人”。所以，只要同学们在学校里认真、严谨地学习过一定数量的课程，冷静应对，回答这类题目是不在话下的。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不少学文科的同学的本功都是过硬的，一些同学甚至取得了客观题全对的好成绩。这充分说明，基本的数学和逻辑不应该是理科生的专利。
不再从事单纯的程序开发，而是介入和管理公司的IT工作之后，我遇到了许多新的问题，对许多旧问题也有了新的视角和理解。无可否认的是，在大多数公司，IT工作的管理都不是简单的工作，状况层出不穷，而且似乎没有能直接拿来用的解决方案。一面是千头万续，一面是束手无策。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之一大概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IT是种资源。
IT是一种资源，首先意味着它不是成本。
在很多场合，IT被视为支持部门，但将其视为成本，思路就自然会想到“降低成本”，而将其视为资源，则会从“发挥价值”来考虑。所以在很多偏实业的公司里，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IT预算，他们更习惯一次性花钱去购买系统，并培训人员学会使用，然后就是一了百了。在它们看来，养IT的“成本”是相当高的。
如果换个角度，设定专门的IT预算，要求这笔投入得到更大的回报，就可以看到甚至把握住许多其它的机会，比如内部操作和流程的优化，比如对外业务交互的便利。尤其是在今天，“互联网思维”已经到处弥漫，各产业的生态都在不断演变，一门心思想着降低IT成本，固守封闭系统的企业很可能错失大好机会，甚至被产业发展所淘汰。这不是说笑，而是活生生的例子，现在许多制造型企业也想搭上电商的快车，掌握更多的主动权，但因为长期忽略IT建设，根本无法进行数据对接，只能望洋兴叹。
前段时间发生了酒店住房信息泄露的事件，许多人开房住宿的详细信息流出到互联网上。据我观察，本来对这类事情是没什么人赞同的。过了不久，有人将开房信息转换了格式，并且专门提供了网站供大家公开查询，只要输入姓名等信息，就可以方便过而且详细地查看身份证号、手机号、邮箱、开房时间信息。对这种行为，却有人觉得很正当甚至要鼓励，并且列举了道理一二三。我不赞成这种观点，所以有必要详细阐明我的看法。
我仔细看了支持者的言论，大致的理论是这样的：第一，信息数字化之后，复制的成本很低，而且难以察觉，甚至一经复制就不可撤销（收回），所以如果把某份信息数字化，就要相信它有朝一日会泄露，并且做好防范，人人都有这样的义务；第二，一旦数字化的信息泄露，进入公共领域，就无法阻止传播，必然会被其他人获得，所以与其避免它被别有用心的人拿来敲诈利用，不如索性对所有人开放，加速一步到位，让人人都知道，这样反而安全了。
按照这种理论，建一个网站方便大家查询开放信息就是相当有道理的了：第一，住店的人没有做好信息泄露的防范；第二，为了避免这些信息被公开者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敲诈，提供一个网站公开详细查询，让所有人都可以看到，恰恰是“行侠仗义”的表现。
今天图灵社区正式发布了《翻译漫谈》（感谢图灵的各位老师为此书付出的辛勤劳动。这本书已经发布到豆瓣阅读和多看），经过这本电子书的写作、制作、发布，深入参与到电子书的“幕后”流程，不再限于普通的读者，我对电子阅读又有了新的理解。
最深的感慨是，电子书的制作流程极大地方便了作者和出版方的沟通，尤其是减轻了修订的工作量，真正解放了作者。在传统的出版流程中，作者需要将文档以拷贝方式提交给出版方。只要涉及到拷贝，就必然要解决变化的统一问题。为了保证文稿的统一，限制变化的粒度，一般作者和出版方会约定，每一章或者一节存储为一个文件，这样如果有变化，修改的文件会尽可能的少。
即便如此，涉及多处的修改（比如统一替换）还是很麻烦，而且单个文件多次修改也很难管理（只有极少数出版机构会用到版本管理系统，其它很多还习惯于在文件名上加注日期的方式标识版本，比如“第一章20140312”）。更麻烦的是多个文件之间的关联，比如“第1章的3月11日之后的版本中引用的，是第3章的2月28日之后的版本”。加之很多出版社更偏爱Word的.doc格式，.doc却不是印刷格式，无法保证最终的印刷效果，所以格式转换也相当烦人。
而转向电子书之后，出版社一般会提供专门的电子书写作出版平台（这里要夸一下图灵公司的写作平台，支持Markdown语法，操作也比较方便），所以出版方和作者之间确立了统一、开放的接口。无论是哪一方修改了文档，双方都可以立刻在系统中看到，并且有历史记录可以追溯，这样就不再需要分割多个文件并分别手工管理版本，彻底解决了同步的问题。
此外，不同于Word的封闭格式，电子书写作出版平台上的文档数据是开放的，可以直接用其它程序批量读取、处理。即便要生成PDF、Mobi等格式，只需要运行生成程序即可，不必手工参与，既提高了速度，又减少了随意性。这确实解决了很大问题。以前纸书的勘误非常麻烦，不但不能立刻生效，还必须记录某处勘误针对的是哪次印刷的版本，而电子书的勘误修改好之后就可以马上发布。
在我看来，电子出版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便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在电子平台上“另起炉灶”，所以摆脱了很多传统工具的限制。纸书的成书过程中，用电子邮件作为传递媒介、Word文档作为承载媒介。虽然看起来“电子化”了，但是电子邮件相当于传统的书信，Word文档相当于传统的稿纸，其实不过是新瓶装旧酒，走的还是传统时代“互递拷贝，分别修改”的路子（当然，这是受工具限制的不得已）。只有到了真正的电子出版时代，传递媒介和承载媒介的重要性都极大弱化，读编双方工作的核心才真正聚集到（平台上的）文档本身上来，工具的转变造成了工作模式的转变，结果就是沟通成本的极大下降，和作者负担的减轻。
如果以上推理没有错，那么顺着这种思路，电子阅读也应该有大的革新。
传统的观点总是让电子阅读贴近纸书阅读，似乎越像纸书，电子阅读就越成功。这种观点认为，“阅读”的核心外面，紧紧包裹它的就是“纸书阅读”，所以电子阅读要做好，就必须仅仅包裹住“纸书阅读”。但是我这么看：大家真正需要的是“阅读”，而不是“纸书阅读”，纸书阅读只不过是阅读在传统工具上的表现形式而已。因为必须使用纸书，阅读时才有分页，才有页面底部的脚注，才有做笔记的留白，才有“请翻到第xx页查找答案”……
但是仔细想想，如果书的材质是超轻超薄而且方便定位的，那么不用分页也可以阅读；如果注释可以很方便地查找，又不干扰正常的阅读，那么以弹出方式来实现也是可以的；如果有灵活变化的做笔记的空间，那么也不需要统一的留白；如果测验本身是可以互动的，那么读者也不需要“翻到第xx页”才能核对答案了。
所以在我看来，电子阅读真正要做的，不是去模拟（继而超越）“纸书阅读”，而是扣住“阅读”这个核心。没错，纸书阅读确实形成了不少传统，但电子阅读要做的不是去生硬对接这些传统的形式，而是应当仔细想想这些形式背后的实质。如同前文所说，电子阅读如果能方便地显示和隐藏注释，就可以不保留脚注，如果能提供灵活变化的做笔记的空间，就可以不保留做笔记的留白……
如果继续展开思考，纸书并不方便在书中大段引用其它文本，超链接却非常适合完成这种功能，这正是电子书的优势所在；而且纸书只能表现静态内容，但阅读有时是需要获得动态内容的，所以有些纸书的做法是使用一系列图片，但是电子书完全可以在书里嵌套视频。这样制作出来的电子书，可能形式上与传统的纸书有较大差别，却能更好地服务于“阅读”的核心，所以这种变化应当是会得到肯定的。
再进一步，就可以说到电子书的盗版问题。纸书因为是静态的，其价值凝固在成型的文字中，盗版无非就是将这些文字拷贝一遍而已，其手段就是“翻印”或者“盗印”。如果延续这种模式，防范盗版就只有“增加复制成本”一条路。不幸的是，电子信息的拷贝代价异常低廉，效率又异常高，所以“增加复制成本”这条路走起来相当艰难。
要防止电子书的盗版，不妨从它和纸书的差别着手考虑。传统的纸书，作者和读者是隔离的，作者不能直接接触到读者，甚至出版社都不能直接接触到读者，更重要的是，对作者和出版社来说，读者没有可以识别的身份，你只能知道书被人买走了，谁买的，他还买过什么书，有过什么反馈，全都是不知道的。
电子书则不一样，电子书的购买必然要求读者有识别身份。有了读者的身份，作者和出版社就可以方便地与读者沟通，甚至根据读者的购买行为和反馈，量身提供推荐等等服务。只要盗版没有攻破身份系统，正版读者就可以一直保持这种便利和特权。想想多少人曾经因为提交《计算机程序设计艺术》的勘误，收到高德纳的支票而欣喜若狂，如果带有身份的勘误信息能大方存在于正文里（电子版可以做到不干扰正常阅读），他们的幸福感估计会倍增吧。
这样比较电子书和纸书的正版策略，有点类似网络游戏和单机游戏的关系。网络游戏更像是不断更新的服务，值得持续投入，才大大降低了盗版的威胁。好的电子书应该也可以走这条路，毕竟阅读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信息，掌握知识，而优质的信息和知识必然是需要不断更新、精益求精的。
在《写对比写漂亮更重要》里，我提到写作应该重视规范性的内容。只有如此，写作的整体水平才能提高，写作才不是被少数人垄断的专利——长期以来，我们正是太强调“天赋”的部分，忽视了规范性的训练，把写作变成了“文科人士”的特权。要知道，许多文科人士更擅长的是把文章写漂亮，而不是写对，所以作品经常经不起推敲。依我所见，“漂亮”而不“对”的文章，除去规范性的了解和训练不足，还有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逻辑的问题。简单说，逻辑乃思维正确之方法。不尊重逻辑的写作，再漂亮也空乏无力。
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为何我写不出何伟那样的作品》，作者说“身为文字工作者，能写出何伟那样的作品，这辈子就对自己有所交待了”。接着历数自己登出的几篇小文章，都是匆匆而就，主要是没有时间去做，没有时间的原因在于报酬太低。继而又描述何伟有的条件多么好，报酬多么丰厚，并详细计算对比。最后总结说，好作品要么财主埋单，要么读者埋单，要么作者埋单。
从文章本身看，文字确实流畅，态度也算诚恳。但细细推敲就会发现，整篇文章的逻辑有很大问题。何伟在《江城》的序言里开篇就说，写作《江城》花了四个月，既没有合约，也没有截稿日期。实际上何伟也不是抱着写作赚钱的态度去涪陵的，《江城》是根据他的日记写成，是因为先有好奇心、有生活态度，然后才有《江城》。如果像作者所说的那样，因为没有足够报酬所以没办法去“呆上三五年”然后写一本书，那么作者将自己这三五年的生活写成另一本《江城》，是否可能呢？更重要的是，即便写作报酬的提高可以促进更多的人投身写作，提升写作的整体水平，也与“我为什么写不出何伟那样的作品”毫无关系——前者是关于整体趋势的判断，后者是关于两个个体的疑问，逻辑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即便文字还不错，糟糕的逻辑完全可以“一丑遮百俊”，把全文拉开“优秀写作”的边。
除了逻辑的问题，作者的知识结构也是造成文章光“漂亮”而不“对”的重要原因。如果把逻辑比作建筑的学问，那么知识就是选址划地的学问，选址划地不当，建筑休得再好也是白搭。安替曾说国内很多作者“细节有逻辑，整体无常识”，我是非常赞成的。
我见过一篇详细论述中国传统文化断裂的文章。在作者看来，文化断链的原因就在于文字改革，或者更具体说，简化汉字。作者列举很多理由说明繁体字和传统文化有多么紧密的关系，正是因为简化汉字割断了这些联系，所以才有文化的断裂——因为“文字是文化的命脉”啊。这位作者的文字功夫很好，文章做得相当漂亮，但是这可以算是一篇“好文章”吗？不算，因为它“不对”。
实际上，对近代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都会知道。经历过大规模文字改革的国家不只中国，上世纪40年代，越南、日本、韩国为了凸显“文化独立性”，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文字改革，废除了大量的传统汉字。如果文字真的是文化的命脉，那么越南、日本、韩国是否也经历了传统文化的断裂呢？如果没有，到底是因为文字并不是文化的命脉，还是这些国家采取了针对性的措施？这些问题没说清楚，整篇文章写得再漂亮，反而会造成不好的影响，让不熟悉这些历史的读者也产生错误印象。
顺便说一句，不少专栏写手崭露头角时让人啧啧称奇，过了一段时间则光彩黯淡、日渐平庸，知识不够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好的写作必然要以充分的知识储备为依托，如果不能及时补充足够多、足够高质量的知识，再好的作者也会有江郎才尽的一天。
最后，价值观也非常重要。有些作者知识非常丰富，写作的逻辑也很强，但写出的文章读起来并不舒服，或者只能满足少部分粉丝的胃口，得不到大家的认同。重要的一点原因就是，没有正确的价值观。这里说的“价值观”并不是对个别观点的对错，而是对现代文明普世价值的认同，比如文明表达、不取笑他人的生理缺陷、同情弱者等等。遗憾的是，如今还有很多作者甚至是知名的作者，写文章时追求“意气风发”，喜欢“好勇斗狠”，即便自己有道理，写文章还是要依赖粗鄙的言辞、侮辱的比喻等等才“过瘾”。这样的文章或许看起来确实“过瘾”，能快意一时，但我们仔细想想好的文字，基本没有哪一篇包含粗鄙的言辞、侮辱的比喻的。这样的文字哪怕能名噪一时，时间长了必然会遭到众人的鄙夷。
在我看来，要想改善当前的糟糕的写作状况，单纯依靠文科人士是不行的。一方面因为他们不少人太过看重写作中“漂亮”的方面而忽略了规范的方面；另一方面也因为国内教育状况导致文科人士在逻辑、知识结构、价值观方面有所欠缺。反倒是不少理工科出身的人，逻辑健全，知识结构完整，价值观健康，加之有意识地锻炼表达，写出了相当不错的文章。但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为了挑起文理科之争，只是想说明，写作本来不是难事，甚至毫不稀奇，写作是有一定规范的，任何人都可以锻炼培养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