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知道英文中的被动语态，也就是be动词+过去分词的组合，翻译时往往采用“被xx”的形式；一般情况下这样没有大问题，但如果泛滥地用，遇到被动语态就用“被xx”来翻译，就会生出许多别扭，至少给人感觉不够地道。
譬如下面这几个句子：
我被邀请了来参加这台晚会
这件事情被登上了报纸
此事被讨论之后
他被命令去执行任务
这本书被许多人高度评价
的确，在这几个句子中，主语都处于“被动”的状态，也可以“准确”（其实是硬生生）对应到“be+过去分词”的形式，意思也确实“可以理解”；不过，这几个句子其实有更地道的译法：
我应邀参加这台晚会
这件事情见报之后
此事经讨论
他受命去执行任务
这本书广获好评
如果你认同上述几个翻译要更地道的话，必然会发现：中文中存在一些介词（应、受、经、获…），它们异常自然地表达了“被动”关系，摆脱了“被xx”的形式束缚。
另一方面，中文中的一些动词，被动关系是不言自明的，不用介词，也不用“被”字，直接表达“被动”关系，譬如：
报刊发行了
信寄出去了
问题解决了
部门成立了
本文很好理解
锤子是用来敲钉子的
这里需要多说一点：时常有人说，中文在形式上不如英文整齐有规律，译文要“准确”就应该要学习英文的形式。我觉得这说法多少有点不负责任：比如上面说到的被动语态，英文又有系动词的特例：It sounds good. It tastes delicious. 同样是被动，形式就有不同。再比如中文说一月、二月…十二月，周一、周二、周三…周日，形式够不够整齐？英文则是“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因而，所谓“形式统一”、“追求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译者偷懒吧。
我建议，有心的译者，平时不妨多留意中文里的此类说法，翻译时可以多想想：某种被动关系，是否有合适的介词可用，是否可以直接用动词，实在不行，再拿出“被xx”的办法。这样得到的译文，会更加顺畅，（至少在“被”字句没有泛滥到成为语言的常态之前）理解起来也更容易。
先说说两位朋友的近况：
朋友A，复习准备托福考试，单词、阅读都没大问题，应该可以开始准备作文了，但总觉得自己积累不够，写不出好作文，于是仍旧花许多精力背单词，看阅读；
朋友B，仍在学校念书，感觉自己专业知识比较欠缺，想补上来，又担心“基础不够好”，所以还是要“重视积累”，认真啃若干年前的“经典资料”；
两位都是勤奋的人，也确实耐得住寂寞，能下苦功，但我总觉得，这两件事的处理有些别扭，“好钢没有用在刀刃上”，努力没有投入到最有价值的切入点上——我劝第一位早些开始准备作文，劝第二位重视最新的资料和技术，回答的说辞各异，实质都是：走都走不好，怎么敢跑？言外之意就是，我现在还是把“走”练得更好一点吧。
没错，走都走不好，当然不应该跑。但是，走“好”了开始学跑的时候，究竟走的有多“好”？是像模特那样，还是像竞走运动员？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此处的“好”，就是指的走得够稳、够快，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学跑了。
换句话说，“跑”和“走”之间，其实并不是严格的承继关系：不用“走”到“极致”，就可以学跑，说句不那么严格的话：差不多就可以开始下一步了。另一方面，“走”到了一定水平之后，走得再好，对学“跑”的帮助也非常有限。
这道理，也适用于上面的两种情况：写作文与单词、阅读，并没有严格的承继关系，有一定的词汇量，对句子和结构稍有些概念，就可以开始练习作文了，再投入大量精力去复习单词和阅读，也不会大幅降低学习写作文的难度；新旧技术之间，也没有严格的承继关系，学习最新的技术，并不需要把已经淘汰的技术钻透，了解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开始学习新的知识和技术了，把旧的技术钻到“门儿清”，新技术的上手也不会容易太多（当然，这里的“可以”是针对实际效用说的，如果要考古，得另当别论）。
再举个例子，许多人不满意自己的英语口语，却又迟迟无法改进，理由多半是“我发音不好”，所以，他们总是希望发音”地道“（就是像教程、电影里头一样）之后再开口说话，也是没有弄清楚”走“和”跑“的关系——选择合适的单词，组织起合适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意思，并不需要建立在”发音标准“的基础上。
相反，退一步说，海外留学的情况，恰恰从反面证明了，”走到差不多就该联系跑“是完全可行的——许多出国留学的人，并不需要把外语练到多么纯熟，把专业掌握到多么精通，就可以跨越中外教育之间（无论水平还是思路）的巨大鸿沟，适应发达国家的教育方式，学习更新更高层次的知识。
所以说，走和跑之间，绝对不是简单的线性联系，有机会跑的时候，就不必留恋走。我们面对生活中的许多问题，一定要想明白这一点。
不过，道理不难明白，做起来却不那么简单，究其原因，除了没有认清“走”和“跑”的逻辑关系外，也许还有潜意识中的心理因素：心理学的大量实验已经证明，人具有“避免损失”的偏好——亏损一百元，少挣一百元，从经济学上看是完全等价的，大多数人却偏爱后者（虽然可能只是潜意识的），因为“没损失总是要好些”。“走和跑”的选择也是如此：同样是努力，继续练走，尽管进步缓慢，至少不会跌倒，而开始学跑，很可能要摔跟头，这时候，即便本人不懒惰，挫折也可能让人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知名技术作家温伯格曾经回忆说，某年他刚开始接触一种新型电脑，仍然是编程序，却发现自己之前熟练的技艺完全用不上，简直要一切从头开始，之前几分钟能搞定的程序，如今要几十分钟甚至几个小时，于是他倍加思念过去的日子，甚至打起了退堂鼓。这个故事，可以算作上述心理的真实写照。
不过温伯格先生足够聪明，能想明白事情的关系，精神也足够强大，挺过了开始的艰难时期，不久就成了新系统上的行家。可是环顾四周，我们发现，想当多人仍然自足地生活在“走路”的世界里，迟迟不愿开始练习“跑步”，实在有点可惜：重视积累是好事，但不尽早找准积累的方向，不尽快踩到最有价值的切入点，就没有那么“好”了。
所以，我的建议是，弄明白形势，想清楚事情的逻辑关系，克服自己内心的偏好，然后告诉自己：有机会跑，就别贪恋走——同样的路程“跑步”花的时间当然比“走路”更少，作文得分高、各方面更均衡的考卷当然更受青睐，更先进的技术也当然更可能更快更好地解决问题。毕竟，真实的世界，并不会按照适合我们的方向发展，所以，应当尽可能早、尽可能快地“升级”（或者“切换”）到更有价值的方向上来。
退一万步说，即便你学会了跑步仍然觉得走路更好，也不算吃亏——俄罗斯有句谚语是这么说的：年轻人多学一门本领，总不是坏事！
论证时引用他人的观点是中外都常见的做法，在英文中，我们时常遇到as somebody said，as somebody correctly pointed out的说法。通常的译法是不假思索，照章翻译：
as somebody said
正如xx说过的
as somebody correctly pointed out
正如xx所正确指出的
这样的翻译说不上错，但细细考察，有两个问题：“正如…正确指出”，短距离内两个“正”字重叠，有累赘之感；更重要的是，“正如xx说过的”（尤其在“说过”之前加上定性修饰）的说法，在中文里出现极少，故而译文难称“地道”。
按照我的经验，这样的句子其实很好翻译。我们平时说话如何援引他人观点的？“xx（就）说过”、“如xx所说”、“xx说得好”…用这类句型来翻译上面的说法，非常恰当。
可能有人会较真，认为这样就缺失了原文对所援引内容的肯定，这种观点我是不同意的。须知道，汉语乃是强调意会的语言，许多场合并不需要“硬性”的形式表述，仍然可以传达意思。举个例子，我们说“影响了发挥”，其中的“影响”必然是“负面影响/坏的影响”，而不必画蛇添足地说“对发挥产生了负面（坏的）影响”（可笑的是，这类翻译极常见，且多以“精确”为自己辩护）。既然如此，我们在论证时提“xx说过”，也绝不是指“xx曾经错误／无关紧要地说过”，所谓“精确”的说法，可以休矣。
先讲两个和语录有关的小故事：
1918年，俄国爆发了震惊全球的“十月革命”，让无数人欢呼“一个新世界的到来”。然而根据1992年新解密的苏联档案显示，在苏联成立之初的大饥荒时期，1921年全国判处贪污贿赂罪69641起，1922年判处贪污贿赂罪32587起（当然有相当部分是贪污挪用美国救济总署支援的物资），相比后世认为“贪污受贿的真正转折点”赫鲁晓夫时期，这个数字其实更为惊人：在1957年，犯贪污腐败罪的也只有1800人。如何解释这个问题？布尔什维克认为部分原因在于党的干部文化程度太低。列宁说：“真正有政治素养的人是不会贪污受贿的”，掷地有声的话语给出了铿锵有力的解释。
前不久，我去一位长辈家拜访，他的女儿学习非常好，高考考上全国闻名的X大学之后，今年又要出国深造，值得恭喜。谈到这个话题，他说：“感觉去了X大，毕业出国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跟其它学校截然不一样”。我说“似乎是这样，用毛主席的话说，上X大是出国的必要准备，出国是上X大的必然结果”，于是大家相视而笑。在这里，语录又一次发挥了神奇的作用。
说起来，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各种各样的语录似乎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这里我说的“语录”，不仅限于常见的标语横幅，还包括各种名人名言，尤其是革命领袖（近来也包括上古圣人）的语录，似乎其中包含了无穷深奥的道理，用处也无穷广泛（甚至可以用来开些似是而非的玩笑，比如上述第二个例子）。
偏巧，这类语录和我也有点渊源：中学政治课见到了“物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之后，我就困扰于一个问题：既然革命导师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也认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符合”某种水平的生产力的，为什么生产力水平低于这种程度的时候，要采取其它生产关系？难道同样的生产力，能够“决定”出两种不同的生产关系？为此，这些年我陆陆续续地读过了列位革命导师的著作，终于明白了这问题要怎么解释。同时获得的另一大收获就是：回头看生活中随处存在的“语录”，凭空多了种奇妙的感觉，也深刻觉得，太过倚重语录，赋予这些语录太多的意义，恐怕并非好事。至少就我所见，这种做法存在三大弊病：
第一，倚重语录，等于把字词从语境中割裂出来，这样可能产生全然不同的意义。这方面最极端的例子就是黑格尔的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句话，常常被人用来辩护（而不是解释）。然而我们需知道，黑格尔所说的“存在”并非普通生活中的“发生”，黑格尔所说的“合理”也并非辩护者所暗示的“正当”。“语录”式引用背后的逻辑是：黑格尔是大哲学家->他的论断是有哲理的->他说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是有道理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发生了的就是正当的。在这根链条上，黑格尔的身份、学说，“存在”与“合理”的哲学意义都不见了，只空余孤零零的几个词和几道巨大的逻辑鸿沟。也正因为倚重语录可能割裂语境，胡适先生当年才会告诫青年学子：做学问，思考问题，不加思索地把名人名言当成论据，是一种很不好的习惯。
第二，倚重语录，可能遮蔽对现实的认识。最突出的例子是这类论调：“中国乃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因为）孔子说过如何如何”。我们对历史稍有了解就会知道，中国文化虽然与“儒”有脱不开的联系，但“独尊儒术”的“儒”，乃是董仲舒解释定调的“儒”，而且即便“独尊儒术”，其实也是“阳儒阴法”，里外两张皮的。再者说，孔子的话，即便真的被广大人命所接受、背诵，充其量也只是生活的希冀或规矩，是否生活的常态和真相尚待考证，怎么能当成论据呢？拿孔子的语录来“证明”中国历史如何如何，搞混了实然和应然的区别，实在是非常大的错误（依我看，上面第一个例子中列宁的语录，其实也有这种问题）。
第三，倚重语录，可能得到看似正确但非常滑稽的结果。语录本身，可能并非逻辑自恰的整体：十月革命之后，斯大林告诉大家，“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存在了”，但到了大清洗时期，他又提出要“反击剥削阶级分子的进攻”。前后明显矛盾，但无论争论的过程如何，结果却很可能是“斯大林的判断很英明”。类似的例子，在我国也发生过：文革中，斗争的两派各自援引领袖语录攻击对方，最后的结果却是：这是xx思想的胜利。这种依靠语录，无视矛盾而直取结果的做法，尤其荒谬。
有人可能会说：外国许多书籍，每一章的开头也引用其它人说过的话，岂不是有同样的问题？不过，就我所见，外国作者虽然有在章节开头引用名人名言的习惯，但多半不会把它们当成倚重的论据，更多的是作为“导入的台阶”或者“辅料”，只起修饰和陪衬的作用——所以总而言之，对负责任的作者来说，语录还是少用、慎用的好。
老话说“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这是非常对的。许多朋友认为我写正则表达式很有经验，其实不然，我虽然翻译《精通正则表达式》，其实自己写正则表达式的机会并不多，充其量是帮朋友写写一些“够用就好”的表达式，在“精于勤”的朋友面前，是不值一提的。
相反，2010年1月11日晚我在上海龙阳路地铁站附近见到的两位朋友rex和cnhacktnt，都是“精于勤”的榜样：因为工作的原因，他们几乎每天都需要用到正则表达式，所以他们几乎是“全方位地”精通正则表达式：对语法的精确把握，对未知情况的处理，对匹配效率的要求……或许平时我们不需要注意这么多的方面，但多了解一点经验以供借鉴，总不是坏事。
举例来说吧：撰写高效率的正则表达式，需要注意哪些方面？更极端一点：正则表达式怎样匹配“0…1…”但‘0’和‘1’出现次数相同的字符串？这样的问题，对正则表达式没有相当研究和经验的人，是无法回答的。而答案和讨论，也让我这种半瓶醋看得眼花缭乱，大呼过瘾。
目前，国内已经有大量专业的开发论坛和社区，但是正则表达式这种“关键时候要命”的匕首式应用，总没有专门的场合讨论，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有鉴于此，rex同学开设了专门的正则表达式论坛 http://www.regex.me，大家有任何关于正则表达式的疑惑，都可以提问讨论，对《精通正则表达式》有什么意见，也可以自由发问，我会尽力解答。
我曾写过《稀释》，也一直认为，世上许多事情的道理，就是“不讲道理”：你做了十万分的努力，对方可能“只能”感觉到十分；若觉得这不够公平，而只做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分努力，对方就很可能连一分都感觉不到。
所以，我在第一时间发布了《技术领导之路》的勘误。惭愧之余，也希望各位读者，如果发现更多错误，一定来信指正。
《技术领导之路》（中英文对照版）勘误：
https://www.lifesailor.me/batl_errata 。
另：《精通正则表达式》（第三版）勘误列表也已单独列出，烦请大家移步
https://www.lifesailor.me/mre_errata。
笛卡儿有句名言，“我思，故我在”，简单凝练，隐隐又有乐府的节奏，因此有许多人称颂。不过，称颂人未必都懂得它的真意。更合适的翻译恐怕是“我思，故我是”：我们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却未必都“是”自我，唯有经过思考（质疑），我才真正成为本体论意义上的自我。
所以，每次念到这名句，我总想起古希腊德尔菲神庙门前石碑上的箴言：认识你自己。认识自己，换句话说，就是弄清“我是什么”、“我究竟是怎样的人”…… 这些问题的答案往往截然不同于自己的想象，实际上获得答案也绝非易事——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人面对“follow my heart”徒然激动，却无动于衷了。借用笛卡儿的说法，要找到“我是”的真相，质疑（或者说反思）乃是不可或缺的步骤。
去年，我有幸翻译了温伯格的《技术领导之路》，由此开始触碰到“我是”的真谛。实话实说，开始我也只是把它当作“成功学”的教科书——这样的书，已经汗牛充栋了；然而，随着阅读的深入，我逐渐发现这本书不一样的地方：它并没有描绘一副美好的图景，让读者欣欣然向往；反倒是如实记述了各种各样的挫折，给出许多低调甚至是笨拙的措施。好罢，作为译者，我不妨亲身实践一把——即便将来恶评如潮，我也可以提早做心里准备。
于是，我照着温伯格的建议，每天花10分钟写日记，“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重要的是坚持，第一点要克服的障碍就是‘不想写’”。一年下来，记下了厚厚的一本：终于从信马由缰、恣意而为，到规律、精炼起来。更重要的是，通过持续的记述来感知和反思，加深对自己的认识；这有点像从各个不同的方向来照镜子，于是慢慢能认清自己的形象。
一年来，我弄明白的问题有不少，比如下面三个：
- 我以为自己爱好很多，却发现除去工作之外，自己并没有花时间在有些所谓的“爱好”上——所以，这其实不是我的“爱好”，如果要做，不妨以习惯来对抗；
- 我以为自己想要做许多事，却发现自己总是推说忙、没时间，于是迟迟不肯动手，或者进展缓慢——所以，我其实没那么“想要”去做，于是要么干脆放弃，要么说服自己下定决心，立刻动手；
- 我以为自己总是能积极吸收各种新的知识，却发现自己时常沮丧，不得其门而入便不入，或者浅尝辄止，三分钟热度——所以，我其实还是比较贪恋现状，不过我现在知道了，进入全新而不够熟悉的领域，总会伴随巨大的挫折感，挺过去，才能登上新的高原；
做IT的人都知道，软件开发“没有银弹”，不可能一蹴而就；好的系统是“改出来的”，完美设计多半是空中楼阁。其实，这道理也适用于其它许多方面——日复一日的反思，才能逐渐认清“我是”的真相；对于“我是”，多认识一分，生活的迷惘和困惑就少一分，改变的难度也就小了一分。
《技术领导之路》本周付印，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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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一峰先生写了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决定，还是做决定。阮先生的意见是，语言应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成分——可以说“决定xx”，就不要说“做了xx的决定”；可以“观察一周”，就不要“进行一周的观察”——简单点说就是，语言以简洁为美。就我所知，外国有这样的故事：某家商店出售帽子，最开始的标牌是“本店出售帽子”，然后改为“出售帽子”，最后改为“帽子”才算满意。看来，各种语言大都是欣赏“言简意赅”的。
更有趣的是阮先生文章后面的评论以及其它转载处的回应，似乎原文中“大家一起努力，保持我们母语的纯洁性和美感”引起了不少争议：许多人认为这样太过“较真”或者“矫情”，语言只要能交流（表意），就足够了。看起来，两种说法发生了矛盾，“简洁为美”到底是不是”矫情“？我觉得，两个问题并不矛盾。
语言的主要目的是交流，这并没有错，但语言的目的并非“只是交流”，在“研究（分析）”和“交流（表意）”两个极端之间，还有一片广阔的地带：运用。表达同样的意思，运用却有不同，运用得越好，读起来越自然，接受的难度也越低，受众越广泛。英国作家笛福曾说，优秀的作家能面对台下的五百人讲话——这五百人身份、地位、教育各不相同，但都能准确理解作家的意思。
那么，“运用的好”的语言，到底是简洁的好，还是繁复的好？依我看，一般来说，语言越简洁（而不是简单），运用水平也就越高。
举几个常见的例子吧：
大家在阅览室里都保持很安静的状态。
大家在阅览室里都很安静。
这条道路的修建，使我市的交通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这条道路的修建，大大改善了我市的交通。
发射武器！
开火！
因为下了大雨，使我们没有赶上火车。
我们因为大雨误了火车。
以上几个例子，两种说法都算不得错，表达的意思也完全相同，然而细读之下，还是有许多差别，我以为，第二种形式明显好于第一种形式，因为它简洁，更自然，念起来更舒服，使用这种形式能降低理解的难度，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所以，写作时适宜优先采用（即便说这是“矫情”，也是追求“雅俗共赏”的矫情，而不是“学究”式的矫情，我甚至以为，第一种说法相比之下更“矫情”）。
当然，这里要澄清三点：
首先，“适宜采用”针对自己写作所说的，所谓“聪明人就是多为其他人考虑的人”，写作时为读者考虑，采用“听起来更顺耳”形式的作者，自然是聪明的作者，但对于繁杂的形式，只要意义没有错，一般不必挞伐，毕竟，写作属于个人自由，文字本身也没有刚性的标准，所以，这种选择最好是“对己不对人”，用于提醒自己。
其次，在细节上多以这种标准要求自己，往往能有大的收获。通常的交流不会局限于一两个短句，我们阅读的总是一段一段的文字，如果放任这些“不算错”但又“不够顺耳”的形式，整篇文字的阅读难度无形中就大大增加了（底不平的鞋子当然也能穿，只是走起来费劲，而且走的越远越难受）。仔细看看那些公认“流畅”的文字，似乎很少出现这些“不算错”但“不够顺耳”的形式。举个简单的例子（原文在http://chinese.joelonsoftware.com/Articles/AdviceforComputerScienceC.html），哪段话更好读？
我和那些前辈也差不多，当我给别人建议时，实际上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我是如此的落后于时尚，以至于连AIM也搞不明白，而不得不使用 email。
我和那些前辈差不多，给别人建议时我也不知道自己真正在说什么。我太落后了，连AIM都搞不明白，只好用email。
最后，有人说，这样“别扭”的形式，乃是受了英文的影响，我反对这种说法：假若此说成立，我们“受英文影响过多”，则说英文的时候，岂不是思维障碍、形式错误更少？但现实是，这样“洋化”的句子翻译成英文更加别扭，凸现“中国特色”——我手上有一本书《中式英语之鉴》，是美国女士John Pinkham写的，其中罗列了许多极为难看的“中式英语”，其中不少照字面意思翻译过来，恰恰是“洋味很浓”的中文，且举上面的一句话为例：
大家在阅览室里都保持很安静的状态。
People kept the status of silence in the reading room.
可是真正的“老外”多半会说：
People kept quiet in the reading room.
写到这里，我也有点糊涂：“大家在阅览室里都保持很安静的状态”的说法，文言里没有，白话里没有，英文里也没有，现在却不少见，那么，它是从哪里来的？
我喜欢的专栏作家连岳曾说过一句话：与智者交流的坏处在于，你会觉得自己之前的生命都白活了，而好处在于，你今后不必像之前那样白活。
对此我是深有体会也深信不疑的：即便你不能由此找到更好的活法，至少也能发现自己之前竟然在浪费生命，于是会开始寻找新的方式——这就是了不起的进步了。我总结与身边各位堪称“智者（聪明人）”的朋友交流的经验，发现这样的交流大概可以分为三重境界（虽然有标题党的嫌疑），草草列出来，一家之言，供大家参考：
第一重境界：一鳞半爪
在这一重境界，最重要的就是“敢于承认错误”：我们时常会与人争论，而且大部分时候是“为争论而争论”，忽略了问题本身，在乎的并不是谁更“有道理”，谁的想法更高明，谁的看法更全面……如果能跳出囹圄来旁观，多半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可是，往往在这时候，心里已经明白高下，面子上还挂不住，网络上层出不穷的“狡辩”，许多都是出于这种心理——其实，坦诚大方地承认错误，反而可以让自己内心更踏实，也更容易赢得其他人的好感。
如果能够平心静气地想明白自己的错误，并且大方承认，就进入了第一重境界。在这个阶段，你的收获是一鳞半爪的：对某个问题，你获得了更高明的认知，再次遇到它时，你可以“出动”更高明的结论。
第二重境界：由表及里
我喜欢的经济学者薛兆丰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某次他与老师辩论，这位老师忽然意识到自己错了，接下来的第一句话是竟然是“你最近看的什么书？”。薛兆丰说，他非常佩服这位老师。
这个故事我印象很深，以前是因为不懂：为什么要“佩服”这位老师呢？几年以后我明白了，印象也更加深刻：这位老师果然比常人高明：他完全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不仅仅在乎一两个论争上的高明结论，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对方观点背后的知识结构上——学会了高明的思维方法，掌握了更高明的视角，自然就能拥有一系列更高明的观点。有渔在手，何愁无鱼？
第三重境界：源头活水
读一本好书，可以收获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新的视角，因此能够提升（开拓）对许多问题的看法。然而，人的思想不可能只来自一本书，智者尤其如此。如果仅仅在乎一本书、两本书，可能还是没法缩小与智者的差异——有位我非常佩服的老师曾说：“我只读好书”！相比之下，能读到一两本好书，还远远不够。
那么，该怎么缩小差距呢（至少不要扩大差距吧）？我的经验是，不但要从他人那里获得具体的信息，还需要再进一层，了解他人获取信息的来源，以及他们对这些信息的甄别能力（也可以叫“品味”）。如果人家说自己“只读好书”，那么他用什么办法判断书的好坏；如果人家说自己“只做重要的事情”，那么他如何判断事情的重要程度……，掌握了这样的“元”能力，就不再纠缠于一两本好书，一两件重要的事情，即便面对根本不熟悉的问题/领域，也不会冤枉浪费大量的时间精力。
当然，事情总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搜索新知识的能力，判断甄别这些知识的能力，学习掌握起来，很可能是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否则人人都是智者了），可是只要达到这一重境界，就如同找到了源泉，自然能收获汩汩而出的活水：于是乎，“只读好书”、“只做重要的事情”，也就是顺理成章的结果了。
“三重境界”大致就是如此，比较粗陋，各重之间的界限（尤其是第二重和第三重）有时候可能并不明显。而且，一重重境界地实践起来，需要大量的精力和漫长的时间，有可能让人心生疑窦。但是我总觉得，无论身处什么状态、哪个阶段，都不可错失坐标感和方位感，换种说法就是：忙得不可开交不是错，忙得没有头绪才是错。
软件开发行业有句话叫“不要重新发明轮子”，可是现实生活中，“重复发明轮子”的现象却不罕见（Thomas Sowell 就说过：“每一代人的出生，都可以看作野蛮对文明的挑战，重要的事情在于及时教化他们”），原因大概可以分为两方面：见识太少，不知道有人已经发明了轮子；私心太重，不告诉人家自己发明了轮子。所以，如果有人愿意跟人分享自己的发明，又有人能够参与这种分享，“重复发明轮子”的现象就会大大减少了。所以，读到国际象棋大师维茨金的《学习的艺术》，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学习的艺术”原名the art of learning，art翻译成“艺术”虽然无可厚非，但我觉得澄清一下更好：根据Merriam-Webster的解释，art指通过经验、学习和观察获得的技能。维茨金的书要介绍和分享的，就是他关于学习“技艺”的感悟。书里讲得最多的，不是玄妙的技巧，而是学习的心态和习惯，就我的经验，如果能通读全书，再加以实践，学习的感觉会更加“明静”。下面谈谈我感受最深的两点。
软区域
日常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完美的计划，按部就班或许可以完成，却免不了要遇到突发事件，扰乱心情，打乱安排，结果整个计划执行的一塌糊涂，外加大堆的抱怨。
对这类问题，维茨金讲了个印度的寓言故事：一个人想步行穿过大陆，但道路布满了荆棘，这时候他有两种选择：铺一条路，征服大自然，或者，准备一双草鞋。
仔细分析起来，第一条路是隐含地将成功建立在“世界惟我独尊”的前提之上，第二条路则是放低姿态，以自己的才智和意志来应对困难——举个读书的例子吧，大家都喜欢在安静的环境看书，如果遇到噪音，第一种办法就是命令噪声源不许发声，第二种办法更像培养自己在噪音下阅读的能力。
无可否认，我们在专注的时候，“本能”的反应就是进入“硬区域”——紧绷身体、集中精力、不容干扰，如同一段树枝，刚劲，但也枯脆，而努力培养“软区域”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不再枯脆，能够心平气和地柔韧对待（容纳、处理）一切意料之外的变数，学会将它们为我所用。
“软区域”之所以重要性，是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在培养皿里生活，在真空中执行自己的计划，绝大多数人都没法做到“惟我独尊”，所以，依赖柔韧的“软区域”，反而可能在繁杂的世界中，“容纳”甚至“化用”干扰，向自己的目标前进——当然，培养“软区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长期的锻炼，甚至需要克服本能，不过，你能收获终身受用的本领。
整体理论和渐进理论
“我就是怎样的人”、“我就是合适／不合适做某事”，这样的话我们都不会陌生。小时候说这样的话，可以看成孩子的赌气，大人说这样的话，多半有些无奈，也可以认为是“自我认识更深刻”的结果。但是事实或许并非如此，发展心理学的领军人物 Carol Dweck 划分了智力的两种模式：整体理论和渐进理论。
整体理论认为，孩子在某方面做得好，乃是他“有天赋”，把成功归结为一中与生俱来、无法改变的能力水平，他们把综合智力与技能水平看成一个固定、无法继续演变的“整体”：“我就是怎样的人”，“我就是合适／不合适做某事”，可以看作整体理论的典型表现；
渐进理论，或者叫学习理论，则认为成就更多来自于长期的努力，信奉这种理论的人认为，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经过恒常的努力，循序渐进，新手也可能成为大师。
如果Dweck的研究只到这里为止，他肯定当不上“领军人物”了：Dweck继续研究，发现遭遇新的挑战，尤其是初步遭遇挫折时，习惯整体理论的孩子更容易焦躁不安、手足无措（或者说，在无从判断的未知领域面前，缺乏应对的能力），而习惯渐进理论的孩子，更容易用平和的心态对待挫折，找到原因，继续努力（凑巧的是，这里可以看到Dweck实验的另一面）。
总的来看，渐进理论是要优于总体理论的：即便我们不应忽视认识自我，“认识自我”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不可能一蹴而就；另一方面，“自我”本身也是不断变化的——一年前的自我，与当下的自我，将来的自我，必然不可能相同。因此，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来说，渐进理论都更适合认识自我，也才能得到更准确的，更具体的“我是怎样的人”、“我适合／不适合做某事”的判断；同时，我们也需要意识到，所谓“学习是终身的事业”，不但知需要不停学习各种知识，学习的过程本身也是可以（而且应当）不断改进的。
所以，抛弃固定的判断、以渐进的眼光看待学习（不要说“我不会”、“我做不到”，而要说“我目前不会”、“我目前做不到”），能够更准确更深刻地认识自我，也能够不断提高自己学习的效率，也只有这样，学习才不是简单重复的单调劳动，也才能做到维茨金所说的：追求卓越的关键在于，要坚持充满活力、长期的学习过程，不再满足于原地踏步、自甘平庸。
